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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城市设计理念，也就是城市设计的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唐代的城市设计，一方面直接沿袭了隋代的设计理念，另一方面也继承了自西周以来的城市设计传统。但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社会文化及心理的变迁，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路，并为此后的城市建设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化极为注重各种事物的象征意义。同样，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包括对其所处地理环境的选择，也都非常注重其象征意义的表达，如西晋张华在谈到都城设计时说的“山川位象，吉凶有征”
，明代计成在谈到堂、斋等建筑物的设计时说的“堂者，当也。谓当正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义”“斋……有使人肃然斋敬之义”
等等，都是明证。这种把意义的考虑纳入城市和建筑设计的思想，与现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偏重于功能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意义与功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功能针对的是特定的生活需要，而意义针对的是特定的心理诉求。或者说，功能是身体性的，而意义是精神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是一种象征艺术，注重意义的表达——包括注重暗示、隐喻和象征等手法的运用——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它的具体的意义生成，则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为政治性的城市，因此它们在规划设计上特别重视选址、布局、建筑、设施乃至所有构筑物名称的宗教、政治、伦理寓意和心理暗示，以表达统治者企望国泰民安、江山永固的心理诉求，彰显皇权的神圣性与统治的合法性、严肃性。英国学者崔瑞德说，中国古代的都城设计，尤其是国都的设计，都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内，“国都的位置和设计不但必须符合历史先例，而且必须符合中国人用来适应上天和自然意志的各种象征性的制度”
。
这种设计思想在西周时期，或许在更早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就有非常明确的体现。但由于中国古人认为世俗统治的真正依据是“天”或“天地”，因此，城市规划设计中所要表达的不是世俗统治者的、某个具体的治国理念，而是带有宗教和政治色彩的、有关“天”或“天地”的观念与信仰（天学、地学以及由此衍生的阴阳、星象、历法、卜筮、风水等观念与信仰）。尤其是在都城的规划设计中，这种以效法天地为主旨的象征手法，从西周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运用。到隋唐时期，由宇文恺主导规划设计的大兴城和洛阳城，均体现了这种设计思路。其中，尤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最为典型。
首先，从选址上看，大兴城选址于汉长安故城之南的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之上，这六条土岗在形态上类似于《周易》乾卦的六个爻画。
在《周易》中，乾卦有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之意，其性为阳，为刚，或为健，其象为天，为日，为龙，为君，为父，为首，或为圆，本身即有多种象征意义。乾卦在数字上称为九，故六个爻画自下而上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大兴城的六条土岗在高度上是从南到北渐次降低，结合《周易》自下而上排列爻位的惯例和“南面而王”的传统观念，
则从最北的第一条土岗到最南的第六条土岗依次对应于乾卦的初九爻、九二爻、九三爻、九四爻、九五爻和上九爻。由于选址上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因此大兴城的建筑布局也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如在第一条土岗即乾卦初九的位置上，按《易·乾》的意思是“潜龙勿用”，因此在规划设计时没有在这里布置相应的宫殿建筑；第二条土岗位于乾卦九二的位置，意为“见（现）龙在田”，因此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第三条土岗对应于乾卦九三爻，意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故把百官衙署放在这里，以体现百官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勤勉于政的理念。从整个大兴城的布局来看，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即分别布置在象征乾卦九二爻和九三爻的坡地上。
而象征乾卦九五爻的土岗，在《周易》中意为“飞龙在天”，其所处位置至尊至贵，被认为是非常人所能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设计时，就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东西对称地安排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即东面的兴善寺和西面的玄都观，是希望借助佛道两教神灵的力量来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在唐代，这个地方一直被认为是不宜居住的，也是不敢居住的。但也有一些人，如中唐宰相裴度就把宅子建在这条象征乾卦九五爻的高岗上，结果被人诬为有谋反之心。
其次，从整体布局上看，大兴城的空间分割也因依据传统的天学而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大兴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城组成，它们从北向南平行排列，其象征意义是以宫城象征天之中枢——北极、以皇城象征环绕北极星的紫微垣、以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而且，据宋敏求《长安志》所引《隋三礼图》的记载，大兴城的里坊数目设计也与此布局一样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
大兴城由东西、南北交错的25条大街分成两市108坊（含东部一市53坊、西部一市55坊），这108坊象征108颗星曜或108位星官（星神）。各街区的里坊数目和排列也有象征意义，如：皇城以南，东、西各4坊，象征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各9坊，取法《周礼》的“九逵”之制，同时象征《周易》所说的天数“九”；皇城两侧外郭城，南、北各13坊，象征一年有闰；等等。
再其次，城市和建筑的朝向均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唐代的城市多采用坐北朝南的布局形式，尤其是都城，它象征的是“南面而王”的政治理念，故城市正门都开在南墙的正中位置。也有个别建筑坐南朝北的，如：“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
御史台是唐帝国的最高监察机构，负责纠察官员行为，弹劾不法官员，肃清吏治和整肃朝纲。御史台朝北开门，“取肃杀就阴之义”，是为了突出它的威严，让出入其中的官员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最后，大兴城及此后长安城的城市、建筑、街道、里坊等的命名也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隋代的“太极宫”“太极殿”“两仪殿”和唐代的“大明宫”等，均出自《周易》；而“朱雀门”（宫城太极宫的南门）、“朱雀大街”、“玄武门”（宫城太极宫的北门）等，则符合后天八卦方位中的“离南坎北”之说，也与传统风水理论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地理格局相对应。
总之，隋代大兴城及唐代长安城的规划设计，是很看重象征意义的。这种赋予城市规划设计以象征意义的想法和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最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而这种象征意义本身，即是构成其城市意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被人为地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因此城市及其建筑物给人的就不单单只是外观或形式上的感觉，而同时具有可供联想或想象的审美价值。
与长安城一样，洛阳城的规划设计也非常注重象征意义的表达。如洛河横贯东西，象征银河；宫城坐落在西北的高地之上，象征帝星；城市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著名的“七天建筑”——天阙（伊阙）、天街、天津（天津桥）、天枢、天门（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象征天上的七个星座；城市中的许多建筑皆以行星或天象为名，如“紫微宫”“太初宫”“端门”“应天门”“黄道桥”“左掖”等，更使得整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图看起来就像是一幅以紫微垣为中心的天象图。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对象征意义的强调是出于抽象的观念或精神上的考虑，它与城市的实际使用功能和城市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不一定能完全吻合。
事实上，在城市的使用与发展过程中，意义优先的原则常常不得不让位于功能优先的原则。隋代规划设计的大兴城和洛阳城，以及由此辐射开来的其他城市的规划设计，都包含着宣示国家一统、彰显大国地位和复兴汉民族文化传统的政治考量。但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注重象征意义的、过于理想化的城市规划设计并不能完全适应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大兴城的宫城选址和布置，依据的是“见（现）龙在田”“众星拱辰”“南面而王”之类的抽象观念，以暗示宫城（尤其是太极宫）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地位，但宫城由于所处地势偏低，视野受到局限，反而难以给人留下城市中心的印象。而且，也由于地势偏低，宫城内部的小气候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雨季空气潮湿，夏季酷暑难当。所以，到唐代时，便不得不另建帝王的居所和政治中心——大明宫。大明宫由于所处地势高爽，视野非常开阔，置身于其中不仅可以俯瞰全城，而且可以远望城南的终南山，因此更能彰显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和气象恢宏的城市意象。同时，也由于地势高爽，大明宫不再有潮湿或炎热的弊端，比原宫城更适宜居住和生活。
从唐代的城市建设上看，城市功能的考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唐代对原有隋代城市的改建和扩建，如增修的长安大明宫、兴庆宫及城东夹城，增修的洛阳上阳宫和金城，增修的扬州罗城，以及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疏浚、开挖的池沼、沟渠和修筑的桥梁、码头等，基本上都是出于功能的考虑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生活便利的需要。
从隋代到唐代的城市和建筑，相比于前代而言，更注重规范和秩序。就城市的规划设计而言，注重规范和秩序其实也是出于群体生活的需要，因为城市是一个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地，它所要体现的是群体意志乃至国家意志，而非个人的意志或喜好。
此外，就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设计而言，规范和秩序的表达既具有军事防卫和城市管理上的意义，同时也与政治和礼制有关。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为政治性的城市，因此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理念也必定包括特定的政治诉求和礼制要求在内（这也是城市规划设计中象征意义的来源之一）。在中国古代，君权至上、家国天下、以礼治国、尊卑有序等观念事实上一直在主导着城市特别是都城的规划设计（包括建筑设计），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城市制度。在隋唐两代，由于国家的统一，这种制度化的城市规划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视觉感受上看，隋唐两代的城市继承并发展了自西周以来的城市规划设计手法，从外部地理环境到城市内部空间布局，从每一个街区到每一个宅院，统统被纳入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空间体系之中去，并因此给人留下规范严谨、秩序井然的强烈印象，可以称之为“理性美”的典范。
隋唐城市的规范和秩序主要体现在城市布局（包括功能分区）、建筑布局和建筑等级等方面。
首先，从城市总体布局上看，唐代城市大多具有规范有序的特点。这又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分区明确、功能清楚。唐代的城市规划设计吸收了前代的历史教训，强化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和“官民不相参”的规划设计思想，使城市中的不同片区分隔开来，互不干扰。其中，首都长安城的规划设计是最突出的例子。从长安城的前身即隋代大兴城的总体布局来看，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是相对分开的，其中界线分明，显得既安全，又实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8坊和东、西两市。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市的平面如同棋盘一样规整。在唐代，都城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是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的三套重城。三个城由街道和围墙分隔而形成三个大的片区。其中，宫城是皇帝处理朝政和居住、生活的地方，皇城是中央衙署的所在地，外郭城是贵族、官僚和百姓的住宅区。加上设置在外郭城的市和城市内外的皇家园囿，整个城市也可以说包括五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即帝王生活区、行政办公区、市民生活区、商业贸易区和休闲游乐区。
二是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唐代的城市或以皇家宫苑为中心，或以官署建筑为中心，从北向南延伸形成城市主轴线，主轴线两边分列里坊，包括民居、市场、寺庙等建筑物，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空间体系。在规划设计上，通过这条主轴线，将每一户宅院、每一条街道与整个城市统一起来，再通过这条轴线将城市纳入人们心中的天地秩序之中。最为典型的是长安城的城市总体布局，由遥遥相对的明德门、承天门、朱雀门等城门和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宫殿建筑群等形成一条南北向轴线，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城门、坊里、市、街道和其他重要建筑物作对称布局。同时，城门和宫门多设置三门或五门，三门或五门中有一个中门是最主要的，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对称分布的城市格局。唐代城市的这种布局，加上尺度恢宏的建筑、笔直宽阔的街道、简洁明快的两侧门墙，使整个城市给人以单纯有序、气势恢宏的印象。
三是经纬分明、畦分棋布。宋人吕大防《长安志图》中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
隋代大兴城的棋盘式格局为唐代所继承。唐代城市的规划设计一般也是采用以里坊为单位的布局方式，而且各个里坊相对独立，中间界以街道和围墙。唐代城市之所以给人以单纯有序、气势恢宏的印象，除了明确的功能区划、中轴线的设置和各种大体量建筑物的修筑，同这种规范的里坊划分和里坊间笔直的道路设置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一诗中，曾这样描写长安城的布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隋唐两代的城市格局之所以选择自西周以来就存在的里坊制，有政治、军事及城市供应、治安、给水、排水、消防、环卫、防疫等多方面的考虑。所谓里坊制，就是将居民区划分为一个个一里见方的区域，以坊墙围合，四面开设坊门。里坊是当时城市中最基本的居住单元，也是城市区划中的最小单位，类似于今天的居民小区。里坊主要是居民住宅区域，但有时也布置有部分官署、佛寺和道观等公共建筑物。隋唐时期的里坊是用夯土板筑墙围合而成的、一个个彼此分隔开来的封闭式长方形空间。里坊之外是经纬分明、笔直宽敞的作为城市主干道的街道。这些街道的两边是里坊或市的坊墙和坊门，其中看不到街房和店铺。街道两旁设有排水沟，并种植有槐树、榆树、柳树等行道树。宽敞的街道和列植的树木，使整个街区景象显得十分壮观。
其次，唐代城市规范有序的特点，也体现在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建筑布局上。这可以制度化的宫殿布局为例。如长安城太极宫的宫内布局，主体建筑基本上采用“前朝后寝”的制度，以朱明门、肃章门、虔化门等宫门为界，把宫内划分为“前朝”和“内廷”两个部分。朱明门、虔化门以外属于“前朝”，以内则为“内廷”。“前朝”又按照《周礼》中的“三朝”制度进行布局，即以宫门承天门及东西两殿为外朝，这是朝廷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以太极殿为中朝，这是皇帝上朝听政的地方；以内廷地区的两仪殿为内朝，这是皇帝与宗人集议及接见官员的地方。“内廷”也就是“后寝”，在唐代也称为“宫内”，其中有两仪殿、甘露殿等殿院及山水池、四海池，为皇帝的日常活动区及其与后妃的居住、生活区。全宫的建筑布局仍然与整个长安城的总体布局一致，以中轴部位突出主要建筑，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南北排列，处于全宫的中部，其他殿院与阁门分布于两侧，左右对称。其建筑布局手法，重点在于突出这些象征封建皇权统治的殿门的核心地位。
再其次，唐代城市规范有序的特点，还体现在城市内不同住宅建筑的等级秩序上。中国古代非常注重对建筑尤其是居住建筑等级的规定，唐代也不例外。唐代的住宅，根据主人等级的不同，其门厅的大小，住宅的间数、架数、高度，屋宇的装饰、色彩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唐高宗时期完成的《唐律疏议》和唐玄宗时期完成的《唐六典》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堂舍不得超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的门屋不得超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官员的堂舍不得超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的门屋不得超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官员的堂舍不得超过三间五架，厅厦两头的门屋不得超过一间两架。在内外装饰方面，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重拱和藻井，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使用乌头门；非常参官（不在京的三品以上官员）不得造轴心舍
，不能用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等作为装饰。还有，一切士庶公私第宅，一概不得建造楼阁，以防窥探邻居隐私，等等。
城市设计的规范化确保了整个居住区乃至整个城市在总体效果上的协调一致，突出了城市空间的核心和视觉中心。在这样的制度下，城市以宫殿、官署、寺庙作为视觉上的主、次重点，在大片的尺度不一、装饰繁简不同的居住建筑的烘托下，形成一个主题鲜明、层次丰富、节奏清晰的城市空间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唐代的城市布局、建筑布局和建筑设计，虽然在总体上给人以秩序井然、中规中矩的感觉，但因时代的变化及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许多变化。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设计中，本来就有注重规矩与注重自然两种不同的看法。如《管子·乘马第五》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太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这种看法与《周礼》是不一样的。
同样，唐代的城市规划设计，也没有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秩序化，它在保证严整秩序的同时也有其灵活、自由和顺应自然的一面。
首先是因为增修和扩建，打破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如唐太宗时期修建的大明宫和唐玄宗时期修建的兴庆宫均出于因地制宜或功能需要的考虑，集中布置于作为主轴线的朱雀街以东，并因此从整体上改变了长安城原来左右对称、形如棋盘的城市格局。又如曲江池、芙蓉园的修筑，也打破了原有主轴线的一致性，使长安城东南部的景观和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地方城市，特别是南方山区或水网地带的城市，就更注重因地制宜。像扬州城那样的江南城市甚至于没有严格的里坊制度。
其次，虽然唐代城市的整体布局秩序井然、中规中矩，其立体呈现却是复杂多变的。如长安城六条冈阜的地势变化、从北到南高低起伏的城市天际线、位置高爽而能俯瞰全城的大明宫、形态不规则的皇家园囿、屈曲变化的人工水渠、分散于全城的寺观和园林等，均使整个城市呈现出变化多端的形态和面貌。
再其次，唐代城市设计理念中包含着明显的推崇顺应自然的观念。如唐代营造的长安大明宫和洛阳上阳宫，都是结合特定的自然环境而修建的大型宫殿群，其内部建筑的布置，除用于国家政治活动的建筑是按照中轴对称布置外，其他建筑大多是因应地形、地势、地貌的变化而自由排列。至于曲江池、芙蓉园之类御苑的营造，则更是带有因循自然的倾向。
最后，中唐以后，在城市管理制度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商业的发展，里坊制开始走向瓦解。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管束的松弛，过去那种严格的里坊制、宵禁制开始有所松动，并最终被完全抛弃，整个城市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开启了宋以后的新的城市格局。
唐代（包括隋代）的城市设计总体上具有规模庞大、结构严谨、气势恢宏的美感特点。尤其是都城设计，它所表现出来的宏大气象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威严，正如骆宾王《帝京篇》所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唐代城市的“壮”或“大”，与其象征意义及明贵贱、别内外的布局方式一样，都首先是为了突出皇权和神权的地位。
从有关历史记载来看，唐代城市在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气象恢宏。清代学者顾炎武说：“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宽广、正直、宏敞，是唐代城市最显著、最直观的特点。
顾炎武所说的这种特点在唐代的两京城市建设中表露无遗。对于长安城宏大的气势与精神风貌，唐代诗人有过很多描述。如初唐诗人袁朗所作的《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中说：“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金凤凌绮观，璇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
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茏。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生气勃勃的市井生活画卷。类似审美境界的诗还有不少，如沈佺期的“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
。这些诗的共同点就在于，由宫城高峻的龙首地势，到皇居帝宅的壮美，再由皇城推及辽远的外郭城与郊野，由此形成一个开阔而整饬的审美空间——雄阔的地貌、错落的层城、尊贵的君臣、欢乐的百姓，它们表现出唐朝政治的和谐秩序和长安城建筑上的和谐壮丽之美。这样一种气象，也令当时的城市居民和游客流连忘返，歌咏赞叹。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说：“长安大道连狭邪，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韦应物的《酒肆行》中说：“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
我们通常所说的“盛唐气象”或“大唐气象”，就城市建设的意义上说，正与其庞大的规模分不开。18世纪德国美学家康德在对“崇高”进行分析的时候，将“崇高”区分为“力量的崇高”与“数量的崇高”两种。可以说，唐代城市给人的感觉首先即是一种“数量的崇高”。其崇高之美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是城市占地面积庞大。唐长安城北临渭水，东依灞水，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面积达84.10平方公里（不包括禁苑和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
其次是建筑规模和体量庞大。如大明宫，它是唐长安城规模最大的一处宫殿区，据考古实测，周长7628米，面积达3.3平方公里。宫殿区内最宏伟的建筑是位于丹凤门正北的含元殿，它是大明宫第一大殿，也是当时整个长安城中最宏伟的宫殿，修建在龙首原地势最高的位置上，殿基高达四丈多。站在含元殿前，终南山清晰可见，长安城的街道和屋宇尽收眼底。殿前东西两侧建有向外延伸的阁楼，东名翔鸾阁，西名栖凤阁。殿阁之间以回廊相互连接。殿前正南方向是丹凤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南北宽400余步（约588米）、东西长500步（约735米）的殿庭（广场）。同时，由于它高耸于龙首原的南沿之上，殿基高出地面40余尺，为了百官朝见的方便，又在殿前修建了两条平行的、总长70余米的斜坡砖石阶道。这两条阶道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极为壮观，故称为龙尾道。龙尾道的修筑更加映衬出含元殿的雄伟高大。同样，在东都洛阳，也有许多规模庞大的建筑或建筑群。如洛阳宫（隋时称紫微宫，唐太宗时称洛阳宫，武则天时称太初宫），总面积约4.09平方公里，相当于约六个故宫的大小（故宫总面积为0.72平方公里）。洛阳宫的明堂和天堂是唐代最高的宫殿建筑，通高分别为90米和150米，是古代罕见的摩天大楼。
再其次是城市街道笔直宽广。由于采用里坊制，唐代多数城市均具有状如棋盘的布局特征，城市内的各个区域由笔直的街道分隔开来。这些街道的宽度大体上与城市的面积和建筑的大小相适应，其主要街道大多表现出惊人的尺度。如长安和洛阳的街道，其宽度可谓空前绝后。据考古发掘的情况看，长安城的街道最窄的也有50米，最宽的是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度达到220米——这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街”。比横街稍窄的是贯穿南北的中央大街——朱雀大街，宽约150米、长约5000米。这样的宽度和长度，加上笔直的形态和它所处的中轴线位置，其气势之非凡，以及给人的空间感觉之强烈，可谓是绝无仅有了。与长安城相比，洛阳城的街道要窄一些，但以现在的眼光看，也还是相当宽阔，如其主干道定鼎门大街残留遗迹的宽度也达到了121米。
最后是城市墙体巍峨壮观。高大的城墙是城市与郊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构成城市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代城市的城墙是用夯土版筑而成的构筑物，城墙四周开门，门上建有门楼。墙体厚实高耸，如太极宫宫城城墙，墙壁高三丈五尺（合10.3米），墙基宽14—18米；外郭城高一丈八尺（合5.3米），墙基宽9—12米。城墙上的门洞、门楼与城墙相适应，尺度一样很大，如用于举行外朝大典和欢宴群臣的太极宫，其南墙正中的承天门，据考古实测，东西残存部分尚长41.7米，已发现三段门道，中间门道宽8.5米、西侧门道宽6.4米、东侧门道宽6.4米，门道的进深为19米；门址底下铺有石条和石板，门上有高大的楼观，门外左右有东西朝堂，门前有广三百步的宫廷广场。
总体上说，唐代的城市规划设计是以“宏大”为审美价值取向的，但其内部构成又复杂多变，同时表现曲折深邃的艺术特征。以两京为例，在规整的城垣和街道之内，高低错落地分布有许多宫殿、衙署、寺观、祠堂、酒馆、饼店、饭店（如专卖手抓饭的毕罗店）、茶肆、旅舍、教坊、妓院、店铺、亭台、楼阁、池沼、绿地、林带、药圃、鞠场、仓库、桥梁甚至田园、荒地，以及官办的果园、竹园、药园之类产业园。天然的河流和人工开凿的水渠贯穿城市内外，曲折流入城市的各个区域或空间，进一步削弱了规整、封闭、刻板的城市印象，使整座城市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庞大的、变化莫测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