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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高祖李渊立国（618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是大唐帝国的上升时期。这100多年里，由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唐代的城市建设在继承隋代遗产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当时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相继新修或扩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宫殿、衙署、苑囿、寺观和宅第；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出现了一大批以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著称的城市，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作为唐代经济重镇的扬州城。
唐代的都城设置沿用汉、隋旧制，设东、西两个都城，西为长安，也称为西京或京城；东为洛阳，也称为东都。两个都城有类似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城市布局，但在建设规模和具体功能上则有一定差别。
长安城是唐代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城市人口达到100万以上（其中还有几十万流动人口，包括起码10万以上的外国侨民）。它始建于隋代，在隋代称为大兴城，是隋文帝时期选址和规划设计建造的城市。其营造总监是开国元勋、左仆射高颎，具体规划设计的负责人则是当时著名的工官宇文恺。隋大兴城选址于汉长安故城之南地势开阔、山川秀丽、物候和地质条件都非常好的龙首原一带。
隋大兴城在空间结构上分为宫城、皇城（子城）、郭城（外郭城或京城）三个组成部分。宫城包括大兴宫（唐时称为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三个宫殿群，皇城包括文武官署、宗庙、社稷坛、服务宫廷的官营手工作坊、保卫京师安全的军队驻地等，郭城包括东、西两市（商业中心）和108坊（居住小区）。整座城市自北向南排列，中间以道路和围墙分隔成许多小的片区，总体呈规则的长方形。同时，因为建筑在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上，靠南地势偏高、靠北地势偏低，故在城市形态上表现出高低起伏、错落有序的格局。
隋代建设的大兴城为唐代所继承。唐朝建立之初，大兴城改称长安城，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主要的城市建筑，只增修了少量宫室（如武德五年即622年修筑的弘义宫
），并对部分城市设施如道路、水渠等进行了维护。但是，随着唐代政治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原有的城市格局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原先隋大兴城那种理想化的都城平面布局也因为不断的增修和改造而被打破了。其中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唐代两大宫殿群的兴建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城市环境的变化。
一是大明宫宫殿群的兴建。大明宫初名永安宫，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十月。当时的建造动机是为了供太上皇李渊避暑，实际上也是因为隋代所建的宫城正宫——太极宫，地势偏低、通风条件差、天气炎热、不利于皇帝日常生活。大明宫的兴建曾于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因李渊死于大安宫而中止，至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因皇帝李治患风痹、太极宫阴冷潮湿不利于养病而再次启动，命司农少卿梁孝仁主持修建，并改名为蓬莱宫。
经过这次营造，大明宫基本建成。此后又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增修和改造［如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和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至十三年（817—818年）］，尤其是唐宪宗时期的两次增修，变动比较大，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建了承晖殿等宫殿和太液池（也称为蓬莱池）周围的400余间廊庑，并疏浚了大明宫东侧、东内苑北面的龙首池。
大明宫是唐代最著名也最能代表唐代建设成就的宫殿，在当时称为“东内”，是唐朝三大内（“大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中规模最大的。它位于宫城太极宫的东北侧、郭城的北墙外，坐落在地势高爽、视野开阔且气候宜人的龙首原之上，平面呈梯形，前宽后窄，周围环筑有城墙。
大明宫的建筑基本采用对称布局，以丹凤门、三大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玄武门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东西两侧分布有三四十所官厅、别殿、亭阁、楼观等建筑物。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门，也是其南面5门和全部24门中最大的门，门上建有门楼（丹凤楼）。韦应物《观早朝》诗云：“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
站在丹凤门前，可以俯瞰长安城，远眺终南山。
大明宫的南半部分为朝政建筑区，地势最高，包括以三大殿为中心、以墙垣分隔和以宫门连通的前、中、后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前即“大朝”，以气势雄伟的含元殿为主体，以翔鸾阁、栖凤阁为两翼，面朝宽阔的、用于举行国家盛大庆典的丹凤门广场，殿前有高出地面40余丈的砖砌台阶——龙尾道；中即“中朝”，以宣政殿为主体，左右两侧设置中书省、弘文馆、史馆、殿中内省、御史台等政府机构，是皇帝上朝和百官当值、办事的行政中心；后即“内朝”，以紧连后宫的便殿——紫宸殿为主体，是皇帝召见属下官员的场所。大明宫的西部区域以麟德殿、还周殿、长安殿、金銮殿、仙居殿、翰林院等为主体，是皇帝在内廷召见臣僚、举行宴会或观舞赏乐的处所。其中麟德殿最大，分为三面，东南、西南有阁，东、西有楼（郁仪楼、结邻楼），楼前有东亭、西亭。大明宫的北部地势较低，水流充沛，植被丰茂，是宫内的日常生活区，以太液池为界分为东、西两大活动区，四周环绕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如东部的蓬莱阁、绫绮殿、浴堂殿等。太液池位于大明宫北面的中部、龙首山下的低洼处，开凿于唐太宗贞观时期和唐高宗龙朔时期。据考古实测，太液池的西池位于宫城北部中间，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20余米；东池略小于西池，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50余米。太液池中垒土成山，称为蓬莱山。池中广植莲花，盛产鱼类。整个太液池加上周围的各种建筑和植被，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宫苑风景区。
大明宫由于在空间和环境感觉上弥补了太极宫所处地势低下的缺憾，在唐高宗晚年时已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此后的唐代帝王也有不少是长期居住、生活在大明宫的，只是在举行某些重大典礼时，才偶尔回到原来的政治中心——太极宫。因为大明宫的修建，长安城的城市格局和风貌也有所改变。由于大明宫在长安郭城以北，它的正门丹凤门就开在原外郭城的北墙位置，南面正对着翊善坊，而翊善坊的坊墙阻碍了宫门，因此，为了修建丹凤门街，于是新辟出翊善、永昌两坊，并增设光宅、来庭两坊。四坊中间开通了一条直通皇城延喜门和郭城通化门之间的南北向大道，因此，在长安城正中南北向的朱雀大街的东面，又比原来多出了两个里坊。
另一是兴庆宫宫殿群的兴建。兴庆宫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前的藩邸，位于长安城的东门即春明门内，所处位置原属于长安外郭城的隆庆坊。开元二年（714年），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隆庆坊更名为兴庆坊，并随之营建兴庆宫。八年（720年），在兴庆宫的西南部，修建了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十四年（726年），增建了朝堂并扩大了占地范围，把北侧永嘉坊的南半部和西侧胜业坊的东半部划归兴庆宫的范围。如此一来，不仅侵占了永嘉坊的半坊之地，而且西侧胜业坊的东墙也因为兴庆门外街道的拓宽而向西退缩。这使原来那种“畦分棋布”的街坊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同时，因为这些变化均集中在街东，朱雀大街两侧东西对称的形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过开元十六年（728年）的扩建后，兴庆宫正式成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听政之所。二十年（732年），又在外郭城东垣增加了一道夹城，使得兴庆宫与北边的大明宫和南边的曲江池可以直接相通。后来，又在兴庆宫的南侧加筑了一道夹城。二十年至二十四年（732—736年），向兴庆宫的西部扩建花萼相辉楼。天宝十载（751年），在兴庆殿的后面增建了交泰殿。十二载（753年），对宫垣进行了维修。在唐玄宗当政时期，经过多次扩建，兴庆宫的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据考古实测，其宫城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总占地面积达到2016亩。
兴庆宫的总平面呈长方形。它的布局一反过去宫城布局中宫殿居前、园林居后的老例，将朝廷与御苑的位置对调，用一道东西墙分隔成北部宫殿区和南部园林区。它的四周共设六个城门，宫城垣东侧有一条夹墙复道与大明宫和芙蓉园直接相通。朝会正殿即兴庆殿建筑群位于正门兴庆门内以北，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前部有大同门（门内左右侧有钟楼和鼓楼），其后是大同殿，再后是正殿兴庆殿，最后是交泰殿。在北门跃龙门内的中轴线上，布置有正殿南薰殿，宫城东北部则布置有新射殿、金花落等建筑。兴庆宫的南部园林区以呈椭圆形的龙池为中心，龙池东西长915米、南北宽214米，池东北岸兴建了沉香亭和百花园，南岸建有五龙坛、龙堂，西南建有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等。据史料记载，龙池中有荷花、菱角和各种藻类植物。
兴庆宫是唐玄宗当政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当时称为“南内”。由于兴庆宫所处的位置不在都城的中轴线上，而且规模也相对小一些，因此它在空间布局上要比太极宫和大明宫显得更为灵活一些，其主要建筑不仅更加小巧和精致，而且政治象征意义、建筑形式和布局的仪式感也要弱一些。与太极宫和大明宫相比，兴庆宫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供皇帝休闲娱乐的离宫，
其园林空间在整个建筑空间中占很大比重，整个环境氛围也显得更为优雅、轻松和活泼。
洛阳城是唐代的第二大城市，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被确定为东都，武则天统治时期则跃升为首都，改称神都，其规模略小于长安城，常住人口为50万左右。唐代的洛阳城也是在隋代洛阳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由杨素担任营造总监，宇文恺担任总设计师。《隋书·宇文恺传》中说：
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
这段文字交待了洛阳城的基本建设理念，即隋炀帝迁都洛阳、“心在宏侈”的建造动机和洛阳城规划设计意在“穷极壮丽”的价值取向。据史料记载，在洛阳城建成之时，隋炀帝还下诏从全国各地采集大量珍禽异兽和花卉草木充实西苑，并迁入大量人口尤其是富商巨贾于城内，人为地营造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洛阳城南对伊阙和龙门山，北据邙山，西南邻周山，中有洛水和伊水等水系贯穿，自然环境比诸长安更胜一筹。关于洛阳城的内外环境和城市建设情况，唐代杜宝《大业杂记·东都》中有如下描述：
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东、西各两重，北三重，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旁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城正门，重楼，楼上重名太微观，临大街。直南二十里，正当龙门。出端门百步，有黄道渠，渠阔二十步，上有黄道桥三道。过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桥跨水，长一百三十步。桥南北有重楼四所，各高百余尺。过洛二百步，又疏洛水为重津渠，阔四十步，上有浮桥。津有时开阖，以通楼船入苑。重津南百余步，有大堤。
可知，洛阳城的范围和面积虽小于长安，但整个城市氛围不一样。由于跨越瀍涧、洛川、谷水三条河流而建，洛阳城内有许多水渠、堤岸和桥梁（包括浮桥），水上有楼船穿行其上，道路两旁种植有花卉，其环境给人的感觉是比长安更加优美。而从相关史料和文学作品的描写来看，洛阳比长安的气候更温和，雨量更充沛，城内外水网密布，植被丰富，园林众多，风景宜人，整个城市绿化比长安更好，商业和娱乐设施更多，是一个更适合居住、生活和游玩的城市。
洛阳城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被确立为东都之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755年）之前的约一百年间，都既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唐代著名的经济中心。除了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居于帝国中部的地理位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洛阳为中心、辐射国内国际的交通网络的形成。洛阳城的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在陆路方面，由长安向东的大道，出潼关后即可直达洛阳，再由洛阳分路，转往东方各处；在水路方面，隋炀帝时期开凿的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凡经由通济渠前往长安的船只都必须经过洛阳。由于交通——特别是水上交通——的便利，洛阳城的商业气息也比长安要浓厚得多。洛阳城沿河渠设置了三个市（商业中心），即北市（通远市）、南市和西市，其中南市最大，面积占据两个坊（一说占据四个坊）。市内道路纵横，店铺林立，包含货栈、客栈、酒馆、寺庙等各种建筑设施。三市之外，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又在立德坊南修建了可以停靠上万艘货船的超级码头和交易中心——新潭（类似长安的广运潭）。此外，由于城内河渠纵横（人工开凿的重津渠甚至可直通皇宫内苑），加上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因此洛阳也成为当时南北货物的储备、转运中心。如洛阳的含嘉仓城，就是唐代最大的漕运转接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粮仓”，其中分布着许多粮窖，用于存储来自河北、河南诸道的官粮。与此同时，水陆交通的便利，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使得洛阳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对外贸易中心。许多外国客商云集在南市周围开展贸易，市周围的里坊内住着大量外国人，还建有祆寺之类宗教设施。由此可知，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在功能定位上是与长安城不同的，即它更多地考虑到了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陪都的地位和商业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在唐代，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洛阳城内建有包括寺观、园林等在内的大量文化、休闲设施，还设置了太学和国子监，开辟了科举考场，从而吸引了大批文人和赶考的士子汇聚于此，甚至长期居住于此。
从城市规划布局上看，洛阳的城市面积虽然小于长安（长安城不含大明宫和禁苑约84平方公里，洛阳城约52平方公里），整体布局却显得更加紧凑、合理。
首先，长安城的规划过分注重政治象征意义，由于范围太大，以致大量土地荒废。据《长安志》记载，长安城南整整三列里坊人迹罕至，里坊内没有建筑，而种植了大量庄稼：“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有鉴于此，隋代宇文恺在规划洛阳城时就调整了思路，按照之前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制度，缩小了占地面积，降低了里坊墙体，虽然里坊面积显得比较小，却更便于管理，土地也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使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人烟稠密、热闹繁华的景象。
其次，长安城的规划过于注重中轴对称的布局，受到这种思想的局限，宫城被安置在并不适合居住的地势低凹之处。而洛阳城的规划则不同，它虽然也是由宫城、皇城、郭城三个部分组成，却没有采取将这三个部分放在一条中轴线上、各自做左右对称布局的做法，而是充分结合地势，以龙门伊阙（以像天阙）到邙山上清宫为中轴线，将皇城和宫城布置在都城西北部的高地上。这一方面是为了在布局上有别于京城长安，突出洛阳城作为陪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特殊的地势及居住、防卫的需要使然。在洛阳城内，西北角是地势最高的地方，因此在这里建造了宫城和皇城，并形成夹城。宫城除南面的皇城外，北面建筑有重城，东面隔东城，西面连接御苑。皇城的南边界以洛河（洛河将城市分隔为南、北两个部分，中间由四座桥梁连通），宫城后面是曜仪城和圆璧城，又修建了东、西两个隔城。皇城东面是东城，东城北建有含嘉仓城。外郭城的东北部及洛水南岸是里坊区，共开辟八个城门。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呈棋盘式布局，与长安城的布局类似。城内共有103坊（一说120坊），四周筑有坊墙，墙的正中开门，坊内正中铺设十字街。大部分里坊沿袭北魏洛阳城的坊制，面积基本上一致，为0.5平方公里左右。这种坊制对其他城市影响很大，当时许多地方州县城内的里坊取法洛阳。
总的来说，洛阳城的形制基本上是在隋炀帝时期奠定的，但在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进行过多次整修和增修，其中，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朝因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如唐高宗龙朔年间，曾派司农少卿韦机对残破的宫城和皇城进行修复，并开始营建上阳宫。武则天垂拱三年至四年（687—688年），在太初宫宫城核心区的中轴线上，拆除了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复建的正殿乾元殿，在原址上修建了90米左右的三层高楼——万象神宫（也称为明堂）。整个建筑宏伟壮丽，气象非凡。诗人李白在《明堂赋并序》中赞曰：“巧夺神鬼，高穷昊苍。……观夫明堂之宏壮也，则突兀瞳昽，乍明乍蒙，若太古元气之结空；巃嵸颓沓，若嵬若嶪，似天阃地门之开阖。……势拔五岳，形张四维。”
五年（689年），又在万象神宫北面修筑了体量更大的天堂（又名通天浮屠、天之圣堂）。天堂高150米左右，分为五层，仅到第三层就能把洛阳全城景色尽收眼底。这是洛阳城中轴线上著名的“七天建筑”中最高的建筑，也是武则天专用的礼佛场所，内供巨大佛像，据说仅佛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除了作为洛阳城视觉中心的这两座高大无比的单体建筑之外，武则天时期至唐玄宗时期还有一些增建工程，如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曾命宰相李昭德主持增修外郭城，称为神都罗郭城，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再次修缮、扩建，改名为金城。
在唐代对洛阳城所作的大规模修复、扩建工程中，最大、最辉煌的当属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年）由司农少卿韦机主持修建的上阳宫。上阳宫是唐代洛阳城最主要的宫殿区。它西邻禁苑（神都苑或西苑），南临洛水，东接皇城西南隅，四周为洛水和谷水环绕，中间以水分为东、西两宫，两宫之间架设虹桥，以通往来。上阳宫是唐代帝王平日居住、生活和听政的处所。与长安城的大明宫一样，上阳宫也是修建在原来的城垣之外。它的修建，改变了洛阳城原来的宫城、皇城和外城布局。它的选址依傍皇城，开门多朝东面，有意与皇城连为一体，目的是保留和继续使用原有皇城中的设施。上阳宫沿洛水建有雕饰华丽的长廊，里边有观风殿、仙居殿、麟趾殿、甘露殿、丽春殿、芬芳殿、上阳殿、洞元堂、上清观、翰林院、化成院、甘汤院、客省院、飞龙廊、欲日楼、七宝阁、九洲亭、神和亭、芙蓉亭、含莲亭、露菊亭等大量建筑物。因修建在洛水边的高地上，有登临远眺之美，加上周围又有良好的植被和水体，故上阳宫不但环境十分清幽，景观也比原来的宫城更胜一筹。唐代诗人王建曾写下著名的《上阳宫》诗，云：“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橙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
在王建的笔下，上阳宫被描写成比仙境还美的所在。
上阳宫的鼎盛期是在唐高宗至唐玄宗的时代。安史之乱时，上阳宫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后渐趋荒废，到唐德宗时便被完全废弃了。
除长安和洛阳两都之外，唐代还有许多作为地方治所的城市，如汴州、宋州、益州、楚州、扬州、苏州、杭州、台州、明州、泗州、泉州、广州等。还有一些边疆城市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如高昌、交河、统万等。这些城市的发展，除了政治和军事的原因，也与当时发达的交通和频繁的商业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运河的开通和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外贸易，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及面貌的改变。在这些城市中，就建设规模和繁华程度而言，当属扬州最为著名，它的城市人口在鼎盛时期约有50万，仅次于长安和洛阳，位居全国第三。
扬州的建城历史十分悠久，隋唐以前的城址都是在扬州北部的蜀岗之上。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扬州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约在盛唐或稍后，在蜀岗之下的平原上增建了罗城。因此，唐代的扬州城城市范围包括子城和罗城两个部分，总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北部为子城，当时又称为衙城，是衙署集中的区域，建在蜀岗之上，沿用吴、楚、汉、晋、隋故城而建，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可以控制罗城；南部为罗城，当时也称大城，建在蜀岗之下的平原上，修建于唐代中期，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300米、东西宽约3100米，城内构筑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系统，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
扬州是地方城市，它与作为都城的长安和洛阳有很大区别：第一，扬州的政治地位和城市等级要比长安和洛阳低很多。它没有长安和洛阳那样的宫城、坛庙和苑囿之类专门服务于皇家的建筑物，只有作为城市布局核心的地方官署衙门。同时，它的里坊、街道等设施在尺度上也比长安和洛阳小很多。但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地位上的差别，才使得扬州在规划设计上显得比长安和洛阳更为灵活。扬州的里坊面积比较小，每坊在平面上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330米，这与长安和洛阳的标准坊制是不同的。而且它在罗城之外，也设有里坊，这与《唐六典》所说“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的唐代城市制度也不尽相同。第二，扬州地处东南丘陵水网地带，在地质、水文、气候等方面都与长安和洛阳有很大差异。因此，扬州城无论是从城市的平面布局形态上看，还是从建筑物所使用的材料上看，都与北方城市有很大的不同。第三，扬州在建城之初的城市定位主要是军事要塞，但到了隋唐时期，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经济支柱的繁华大都市，这不是因为军事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隋唐时期运河的开凿、航运业的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扬州的城市发展是先有子城、后有罗城，从子城到罗城，中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与扬州商业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其中，以街市为中心修筑的罗城，便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剧增的必然结果。自隋炀帝大力经营江淮地区以来，扬州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便日益突出，尤其是大运河的凿通，使扬州成为大运河江北段的起点、连接江南运河及长江入海口的重要枢纽。这对扬州经济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四，作为商业型城市，扬州在规划和管理上也与作为政治型城市的长安和洛阳有着明显的不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规划体现的是“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因此在修筑宫城的同时就考虑了郭城的规划和布局，同时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的控制和管理，如在郭城内实行严格的封闭式里坊制度和入夜时关闭坊门的宵禁制度。据文献记载，扬州的里坊制度主要模仿洛阳，但面积较小，而且似乎也没有严格的宵禁制度，尤其在唐代后期，很多里坊围墙被拆除，改为临街的店面。而且，因为偏居江南物产丰富之地的地理优势，扬州相对较少受到北方各种动乱的影响，其商业仍然维持着繁华的局面，许多店铺生意兴旺，甚至通宵达旦经营。
从唐初蜀岗之上的子城到唐中期以后蜀岗之下的罗城，唐代的扬州城不仅在城市规模上扩大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城市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重要的商贸城市和对外港口。入唐以后，随着江淮一带经济的发展，扬州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国内外的商品大都由水路经扬州源源不断转输长安、洛阳两京。正如《唐会要》卷八六“关市”条所说：“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加上“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百姓经商之风更趋盛行。这无疑对扬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它成为商贾云集、热闹繁华的经济大都会。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中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
据相关史料记载，唐代的扬州城已经有了很多繁华的长街和夜市，如上述洪迈所引张祜《纵游淮南》诗中提到的“十里长街
市井连”和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中提到的“夜市千灯照碧云”。这说明晚唐时期的扬州，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严格的里坊制度和宵禁制度的束缚，其临街开设的店铺和丰富多彩的夜市生活，已经有了宋以后城市的一些特点和气质了。
此外，在唐代，随着国际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泛海而来的日本、朝鲜、波斯、大食等国使臣、商人、求法僧侣等，也大都沿长江航道进入扬州再转赴两京。因之，扬州城逐渐成为当时对外交流和贸易的重要港埠之一。据文献记载，侨居扬州从事经商活动的胡商数以千计。《新唐书》卷三六记载：唐天宝十载（751年），“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记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广陵之乱时，平庐兵马使田神功率兵“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
。扬州商业之盛可见一斑。史称“扬州富庶甲天下”，这是扬州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而且，为了便于交通运输，商贸活动往往选择在运河两岸，由此形成了以运河为中心的街市，如唐代扬州著名的小市桥。
唐代后期，即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城市建设在总体上转入衰退。虽然也有一些建设项目，如上面提到的唐宪宗时期对大明宫的增修，以及一些豪门或权贵仍在大修府第，但由于国力日趋衰微，城市建设在总体上远不如唐代前期。
与治乱循环的宿命一样，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似乎也难逃建设—破坏—再建设的厄运。
安史之乱（755—763年）时，两都沦陷，长安、洛阳及其他州府城市的建筑、园林（如曲江苑）、道路、绿化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的京城长安一片狼藉，已成为一个伤心之地。王维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安史之乱刚过不久，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反，引吐蕃军队攻陷长安，大肆烧杀抢掠。但相对来说大规模的城市破坏在唐代后期尤其是唐末更为严重。如长安城在唐僖宗以后就遭到了多次破坏。从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到昭宗天祐元年（904年）的20年间，军阀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大规模烧杀抢掠，使长安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如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起义军被迫离开长安时，其他诸道兵马突入长安，“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致使长安宫室及民居所剩无几。随后，李克用等诸藩镇兵马再次进入长安，“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引注］，惟含元殿仅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在禁苑内——引注］而已”
；与李克用在沙苑交战失败的田令孜因李克用逼近京城，下令“焚坊市，劫帝夜启开远门出奔”，又焚烧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昭宗乾宁三年（896年），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起兵作乱，相继进入长安，在京城到处放火，致使“宫室廛间，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天复元年（901年），宦官韩全诲勾结李茂贞劫持昭宗，为逼昭宗出走凤翔，“遂火宫城”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迫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拆除了皇家宫殿、百司衙署和大部分民间庐舍，将拆下来的木头顺渭水、黄河转运到洛阳，对长安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毁灭性的破坏，使之沦为一个单纯的军事性城池，面积缩减到原来的6.3%。《新五代史·职方考》说：“雍州，唐故上都。昭宗迁洛，废为佑国军。”
洛阳城的破坏也很严重。如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希烈叛乱之时，火烧洛阳皇宫，致使居民流离失所。张籍《董逃行》诗云：“洛阳城头火曈曈，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闻道官军犹掠人，旧里如今归未得。董逃行，汉家几时重太平。”
至“唐末兵乱，摧垲殆尽”
，仅就其园林的破坏即可见一斑。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亡者，无余处矣。”
至于扬州，虽然保持了长时间的繁华，但其最终的结局也与长安、洛阳差不多。前引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末说：“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毕师铎、孙儒、杨行密是唐末割据地方的军阀，“显德”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年号。据洪迈的说法，扬州在唐末因遭战火洗劫而沦为废墟，期间复建，但很快又在后周时毁掉。一直到宋朝建立之后，经过170年的发展，它的规模和繁荣程度也仍不及唐代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