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唐代，始于公元618年，终于公元907年，共历290年，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朝代之一，也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过辉煌成就的朝代之一。

唐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毫无疑问带来了环境和环境思想的变迁。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说，唐代有关人居环境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人居环境的设计与建设，二是对理想人居环境的描绘、构想或阐述。

在现实人居环境的设计与建设方面，唐代最突出的成就，一则体现在规模庞大的城市设计与建设上，二则体现在数量庞大的园林设计与建设上。唐代的城市建设继承了隋代的大量遗产，包括各种水利、交通设施、市政工程和城市建筑，同时又由于自身经济的繁荣和既偏于现实又耽于幻想、既崇尚法度又向往自然和自由的性格，以及中西南北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追逐现世享乐的生活取向，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城市环境，尤其是在其历史的前半段，普遍给人的是一种气象恢宏、富丽堂皇、莺歌燕舞的印象。唐代的城市设计在形式上继承了隋代的里坊制度，表现出规模宏大、秩序井然的特征，但由于其相对开明的政治制度和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城市园林的大量出现，也同时表现出更为自然、更为自由和更富有生活情调的特征。在唐代，园林在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得到迅速的普及，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不仅大大改变和美化了唐代的城市环境，也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生活内容。唐代的园林建设开始表现出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并向山林和乡村发展的趋势，而在设计上，则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造园观念和构景模式，又受到了来自当时盛行的道教和佛教的追求彼岸快乐、尊崇自然本性、注重内心感受等多种思想的影响。

在对理想人居环境的描绘、构想或阐述方面，唐代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广泛渗透。道教和佛教虽不是发源于唐代，但在唐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独步古今的巅峰状态。唐代道教、佛教与生活的融通，为唐人构建自身独特的理想人居环境提供了基本的蓝图和依据。一方面，道教所构想的“仙境”和佛教所构想的“佛国”成了唐人理想人居环境的样板；另一方面，道教和佛教崇尚自然和自由、强调心灵体验的思想，又为唐人诠释理想人居环境的精神内涵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而且，在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之下，加上均田制、赐田制、科举制、休沐制度、贬谪制度等制度和政策的实行，以及文人隐逸传统的再度盛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田园、山林、江河湖海等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唐代文人的视野和生活，并由此促成了唐代田园诗和山水画的兴盛与发展。而田园、山林、江河湖海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和精神的存在物，成为唐代文人反复歌咏和描绘的对象。唐代的大量田园诗和山水画，比诸在道教和佛教的想象中，更为具体地寄寓了唐人有关人居环境的理想。它们一方面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比道教和佛教带有更多的人间情味，因此在环境美学的意义上具有更为实际也更为普遍的价值。在田园诗和山水画中，理想的人居环境不再是一种出离人间的宗教理想，而是一种可以神游于其中的人生理想。而这样的一种理想，实际上也就反映了唐人对环境审美价值的思考以及对环境审美价值的取舍。相比于之前与之后的朝代，唐人对于思想的表达，更多依赖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不是抽象的哲学著作。唐是一个“诗的国度”和文风大变革的时代，诗和散文是唐人言说其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唐代灿若星辰的诗人和散文家群体中，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人都在其诗歌和散文创作中表达了与其人生观念互为表里的环境美学观点，如王绩、卢照邻、王勃、宋之问、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祖咏、李德裕、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韦庄、司空图等。其中，在思想的系统性上，最杰出的代表是柳宗元和白居易。他们不仅对人居环境的设计提出过具体的构想，还从哲学或人生哲学的角度探讨过人与天或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对于人的作用和价值。他们的思想，尤其是白居易有关园林和园居生活的思想，对宋代以后的文人园林设计和文人园居生活的精神旨趣都有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说，唐代的环境美学思想（或唐人有关人居环境的思考），主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在环境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唐代更注重环境的生活功能。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生活的富裕，唐人较少汉魏以来那种过于玄虚的想法，虽然他们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但道教和佛教在唐代也已开始走向世俗化和生活化。他们甚至比前朝（即隋朝）更加务实，这一点可以在唐代对隋朝大兴、洛阳两都的改造上看出来。隋朝规划设计的两都规模庞大、整齐划一，不但人工痕迹非常明显，而且往往不切实用。而后来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则要实际得多。其中长安大明宫的修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其布局在保持中轴对称的大格局下，有许多依据龙首原地势变化的灵活处理。

二是在环境与自然及人为的关系问题上，唐代在强调自然与人为均衡的基础上更注重环境的自然特点。唐代由于尊崇道教，发展了道教以及自先秦道家到魏晋玄学以来顺应自然的思想。“自然”或“真”是唐代美学的基本范畴，也是唐代环境美学的基本范畴。但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说，道教和道家的“自然”都太抽象，《老子》中的“道法自然”、魏晋玄学中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或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中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都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而在唐代城市、园林、田园诗、山水画中，“自然”被具体化为自然的山水和花草树木。在城市和园林中，引水入城、引水入园、广开沟渠水池、广种花草树木成为唐人营造城市山林景象的基本手法。在田园诗和山水画中，山川、动植物一并得到全面的展现。可以说，唐代在环境设计和文学艺术中对自然题材的广泛表现，更具体也更深刻地影响了五代、两宋以后的人居环境审美走向。

三是在环境与身体及心理的关系问题上，唐代在肯定身心平衡的基础上更重视环境的心理作用和精神价值。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的学术思想有一种向“内”转的倾向。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说，即个体的心理感受成为环境设计的重要维度和衡量环境美丑的基本尺度。唐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在强调环境生活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环境的养生功能，而养生的核心是养性或养心。在唐人的诗文中，“闲”“适”“心闲”“心适”“适性”“得性”“适意”“得意”“养真”“乐”“心乐”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它们代表的是崇尚内心真实、追求个性自由、向往精神超越的人生理想。这一方面说明唐代更重视环境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更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人对环境的内在体验。虽然，如前所说，唐人非常注重环境的生活功能，但这生活在唐人看来是多方面的，即环境要满足身体或日常生活的需要，也要满足精神或心理的需要，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只有这样，环境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在唐人看来，美的环境不只是纯粹的物理空间，而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空间。家园，是这二者的叠合，是身心俱适的场所，其中最根本的是“心”或精神的安顿。

当然，在唐代近300年的历史当中，其环境美学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唐代的历史一般以安史之乱（755—763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两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面目，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如此。”

按照历史的线索，以安史之乱为界，可以把唐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即前期和后期。前期尚未形成系统的思想，其环境审美意识主要体现在人居环境的设计与建构之中，特点是重秩序、重规范、重气象，追求广大、崇高、壮丽之美，并在武则天当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的70多年达到鼎盛状态。后期开始发生转向，虽然有很多人试图“重温旧梦”，至代宗、德宗、宪宗朝仍有不少极尽奢华的高门大宅，但毕竟时过境迁。这个时候，随着禅宗和隐逸之风的兴盛，文人园林和文人的居住生活理念开始抬头。其环境审美意识和思想的特点是重自然、重趣味、重意境，追求的是清新自然、曲折幽深之美，羡慕的是“穷居野处”（韩愈）或“心静无妨喧处寂”（白居易）、“野居”或“幽居”、“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的“田家”（柳宗元）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刘禹锡），崇尚的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柳宗元）或“外适内和”“体宁心恬”（白居易）。这种思想，盛唐的杜甫、王维、孟浩然已开其端绪，至中晚唐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则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共识。其中最明显的、有别于前代或唐代前期的思想倾向是：在环境的设计与建构上，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而更重视内在的精神；在环境的审美感受与经验上，不局限于身体性的感官享受，而更重视主体的参与和介入，或更重视身心的调协以及精神的快适与自由。

从社会政治和伦理的角度来说，前者也可以说是追求奢靡和浮华，更多表达的是贵族的想法；后者则是崇尚节俭和简约，更多表达的是文人的趣味。事实上，在唐代，抑或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两种互相对立的生活观念。在唐代，前后两期形成明显的反差：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一派举国狂欢的景象；后期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的影响，社会日益动荡，经济渐趋萧条，又是一副民不聊生的惨状。因此，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也变得尤为明显。在中晚唐时期，就有很多人（如白居易）把安史之乱以及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社会乱象归咎于奢靡之风的盛行。

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则这两个时期的思想，也可以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环境审美取向：一种是宏壮、富丽，一种是质朴、自然。这两种取向，类似于宗白华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两种审美形态：“错彩镂金”之美与“芙蓉出水”之美。同时，从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唐代的环境美学思想是上接两汉、六朝而来的。其追求宏壮和富丽，与两汉遥相呼应；而追求质朴和自然，则与六朝同志。在这两个方面，唐代都有所发展，尤其是后一方面的思想，对后世有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