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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环境美学的第一使命，是要确立环境作为“家”的概念。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分为三个层次：宜居、利居、乐居。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追求“乐居”的理想环境而言，古代环境美学思想发展至宋代亦可谓至其极，宋初理学家周敦颐标举“寻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开一代圣贤气象，加之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繁荣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文官政治体制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环境美学在宋代发展为一代高峰。邵雍三十年构建其“安乐窝”，安其身心，乐其居所，正是宋代理学家追求乐居理想的现实生活反映。
邵雍（1011—1077），字尧夫，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著名思想家、易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书》及诗集《伊川击壤集》。《伊川击壤集》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理学诗集，收集一生所作三千余首诗，其诗平实坦易，在理学家中首屈一指。因其多用诗歌形式表达理学思想，故被人讥称为“押韵语录”，历来褒贬不一。其诗特色鲜明、自成一体，被称为康节体、击壤体，“击壤派”成为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历宋、明数百年之久。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邵雍将诗集名之为“击壤”，是取“帝尧之世，击壤而歌”之意。击壤是一项古老的投掷游艺，相传远在帝尧时代已经流行。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载：“壤夫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夫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壤夫”之名正是取尧夫击壤之意。如其诗言：“闲人歌咏自怡悦，不管朝廷不采诗。”
“人间好景皆输眼，世上闲愁不展眉。生长太平无事日，又还身老太平时。”
“牡丹谢后紫樱熟，芍药开时斑笋生。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
《击壤集》反映出北宋承平之世，邵雍闲居乐处、安定自在的生活状态。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嘉祐七年（1062年），在西京留守王拱辰等众多朋友的帮助和资助下，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建其新居，邵雍为其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击壤集》中“闲”“乐”等字眼随处可见，并有大量直接以“安乐窝”为题的诗歌，《安乐窝中吟》十三首，反复歌吟自己的居所，乐此不疲，这在古代文学家中，较为少见：
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满天下士情能接，遍洛阳园身可游。……
安乐窝中事事无，唯存一卷伏羲书。倦时就枕不必睡，忺后携筇任所趋。……
安乐窝中弄旧编，旧编将绝又重联。灯前烛下三千日，水畔花间二十年。……
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休。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怀年老头。……
安乐窝中春梦回，略无尘事可装怀。轻风一霎座中过，远乐数声天外来。……
诗歌中所流露出的对于安乐窝生活的满足和快乐之情，以及“遍洛阳园身可游”的城市生活的审美愉悦感，体现着相当新颖的对于城市生活的认识、理解和观念。在他的诗歌中，邵雍不避重复地吟唱着“满洛城中都似家”的自在与喜乐，如“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
、“尧夫自处道如何，满洛阳城都似家”。
对于诗人而言，整个城市处处皆有家的感觉，除了对四时风物的咏言，诗中也处处记载着邵雍和家人、臣相、官员、士人及平民亲密融洽和谐的关系。
邵雍所居之安乐窝，据宋人马永卿《懒真子》记述大体如此：“洛中邵康节先生术数既高，而心术亦自过人。所居有圭窦甕牖。圭窦者，墙上凿门，上锐下方，如圭之状。甕牖者，以败甕口安于室之东西。用赤白纸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谓之安乐窝。”
古人认为圭为自然之形，阴阳之始，可见邵雍也是要秉承自然之道，持圭之行，奉圭之格，顺自然而行。“先生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公家，诸公皆欲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迎入窝，争前问劳，且听先生之言。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非独见其心术之妙，亦可想见洛中士风之美。”
康节先生之所以能为之决断，令人悦服，正在其能以至诚之心为之开论，此即其心术之妙。据《邵氏见闻录》，称其“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会有四不赴’”
，即大风、大雨、大寒、大暑，公会、葬会、生会、醵会。当时有十余家为康节先生所居安乐窝起屋，谓之“行窝”。至“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
先生每到一家，人并不呼其姓，而称其为“吾家先生至也”。
可见洛阳诸公为邵雍置安乐窝之多，也可想见邵雍在洛阳城中受人欢迎之盛和洛中风俗之美。
邵雍对城市生活的享受，是似陶渊明视城市为樊笼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即便洒脱如李白，也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蜀道难》）。可见，城市生活对士人而言总是陌生和异化的存在，并非久留之地，而在邵雍看来，洛阳的生活则是亲切的、具有家园之感的。
邵雍的安乐窝居，虽乐于四时，安于四方，而其本则在其经道之乐、悟道之乐。
“安乐窝”的快乐主要源于经道之乐。朱熹谓：“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
《皇极经世》和《击壤集》可谓邵雍之学的两翼。击壤诗多以清风明月、花草庭园为表现对象，如果说《击壤集》是花草，则其根在于《皇极经世》，《皇极经世》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万物之源、天人之际、兴废之变，是邵雍为学之根本，为乐之根本。击壤之乐的客观环境得之于宋之太平盛世，内而言之则是理学家经道之乐。
邵雍之能“闲居乐处”，是从远求天地之道，始知性命之学而来。闲居乐处的根本在其体道之深。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为邵雍所作《谥议》称：“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
如其诗中所言：
风吹木叶不吹根，慎勿将根苦自陈。天子旧都闲好住，圣人余事冗休论。长年国里神仙侣，安乐窝中富贵人。万水千山行已遍，归来认得自家身。
“风吹木叶不吹根”，“风吹木叶”，性其情也，情为动，“根”“自家身”，性也，性本静，邵雍诗以物象言性理，重天命之性，故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
邵雍乐天知命，然他所知命亦非世俗所知之命，“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邵雍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又邵雍门生故旧中有当官者，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从中可见出邵雍所主张的为官之道和用世之心。邵雍此论，亦有物尽其才，人尽其性之意，每个人对自己的担当和自我的完成各不相同，并不全然以退隐为上，而是要秉持精进进取之心。故程颢以“内圣外王之道”评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邵雍其人。
以诗学而论，体道的宋诗与言情的诗论是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古代诗论，历来有尊唐贬宋之说，如“诗法多出于北宋，而宋人于诗无所谓”（李东阳《怀麓堂诗论》）、“其为诗也，言理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等等，邵雍诗作为理学诗的重要一派，体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重要区别，即闲淡自得之乐。邵雍诗集自序称：“《击壤歌》，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古代诗论的发展从逻辑角度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言志为主的教化诗论，到诗缘情的有情诗论，再到诗者天地之心、自然之性的无情（道情）诗论。从历史角度而言，三种诗论分别从汉代、魏晋至唐和晚唐到宋代为主体展开，从教化诗论到有情诗论再到无情诗论，古代诗论完成了其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常言“唐诗重情，宋诗重意”，可以放在有情诗论与无情（道情）诗论中而加以分析。
邵雍在自序中分析了有情之诗与道情之诗的区别，认为人情有七，究其根源有二，一是源于身，一是系于时，身指一身之休戚，时指一时之否泰，一身之休戚不过贫富贵贱，一时之否泰则在兴废治乱。邵雍认为：“近世诗人，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意而为言者，故其诗多溺于情。”
理学家诗中的“乐”，其指向并非一般文人源自于外在事物或个人际遇所兴发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喜乐，而是超越了个人的穷达悲喜，而通达于天命之性、至乐之境。
有情诗论写人之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诗歌表现的是有我之境，以我之喜怒哀乐寄情于物，引起人情感的共鸣，讲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钟嵘《诗品序》），故其情以“浓”为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即重其情志与文采。道情诗论表现的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其情以“淡”为上，讲究平实质朴之美，一如宋画色彩由浓转淡，宋瓷也将形式与色彩降到最低，理学家的诗歌也尚闲、尚淡、尚静，从绘画、器物与诗歌中升华成一种共同的审美精神。
性本静情为动，天性是未有哀乐的，发动为人情，始有哀乐，如晋时嵇康《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指声的性的一面，反对者言声有哀乐，则是指声发而为情的一面。这里谈的是声音的两个层次，即作为本性的声音与作为情的声音，《乐记》对声、音、乐三个层次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中国的礼乐文化，一是礼教，一是乐教，而乐教更为根本，古人讲乐通伦理，乐之道通于天人之际，只是现在乐教早已沦落，邵雍之乐，是先秦乐教之乐。
故说唐诗主情，多言人之情，宋诗主意，是言道之情、性之情。感物而动谓之情，故言人情之诗，动人心性，宋诗主意，以静制动，故多言“闲”“静”“淡”“乐”，其情皆从性本静而来。主于情者，多溺于情，故宋儒多追求闲淡，宋诗亦强调有“味外味”，主性情之唐诗与主性理之宋诗正在于这两个层面的区别，而诗论至宋代在逻辑上也得以完成。
性如水，情为波，性本静，情为动，君子既在哀乐之中，而同时又在于哀乐之上，这样才可以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古人修身养性是要修到真如之境、先天之性，这样才能行于寂静之中而不失风云之色。此种会心悟理之乐，方为至乐。程颢正是看到了邵雍诗中所体现的经道之乐、悟道之乐，所以作《和尧夫首尾吟》曰：“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死生有命人何异，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
至乐，非人世之乐，亦非名教之乐，而是观物之乐。邵雍诗集序有言：“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一，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镜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诗，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
“因……成（生）……”此一句法，在古代文论中常出现，如因文生事、因缘生法、因形就势、因空生色等，“因”即“依”“随顺”之意。《管子》有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即不依于己而依于物之意，亦即邵雍观物理论的体现，即以物观物，随物赋形，得自然之道也。
邵雍安居乐处于旧都洛阳，换句话说，是安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田园。自然、农村、城市，是环境美学的三大视界，从自然走向农村，从农村到城市，是人类的家的发展，也是环境美学研究的轨迹。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上，人们对环境的审美理想大体上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以《山海经》为代表，先民们以实用之目的对待山水自然，以草木果实可以营养身体，安神疗疾，祛病延年，是为第一阶段；至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归田园居”的隐居模式成为古人的一种生活理想，山水之乐、林下风流成为古人挥之不去的山水情结，甚至将之与城市二元对立，“长怀去城市，高咏狎兰荪”（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尊字》），此为第二阶段；至宋代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物，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重要场所，人们的居住理想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古代大量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体现了古人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怀，中国的山水诗画多是“从城市出走”，体现出归隐田园的理想，而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体现出“回到城市”的观念，邵雍的《击壤集》也反映出宜居、利居、乐居的城市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清明上河图》与《击壤集》正可谓古代环境美学发展到第三阶段的象征，即回到城市、安居城市、乐居城市，体现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邵雍的《击壤集》可谓这一转向的风向标，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山水情结与城市生活相统一，实现了城市的园林化生活理想。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
利居、益居不仅要能可行可望，还要可居可游，故画者、鉴者及居者皆以可游可居为意进行创作、品鉴和设计。在邵雍的诗歌中，充满了城市生活的乐趣，漫游城市，观赏街景、赏花游园，文人雅集、会饮唱和等等，邵雍在洛阳三十年，真正实现了行望居游的理想。
追溯邵雍的城市之乐，其实现至少有两方面的条件，主观上是邵雍能因静照物，因时起志，故能虽居喧嚣都市，而能心闲自处；客观上是因时而起，应运而生，于宋代承平之世，理学兴盛之际，顺应时代和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一种新的人居环境的形成。
邵雍的“闲”即从道与性而来，故其闲不是消极无为，而是物尽其性，其乐则是观物之乐，而非名利之乐。邵雍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乐居状态，乐居有二，一要有“闲”心、“闲”情。宋人大体重“闲”字，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临皋闲题》），闲不是游手好闲、无为、懒散，闲是有余，是超越，是能放下，闲也可以说是平常心，所谓“平常心是道”，不拘泥于身之利欲，不着苦乐两边而行持中道。二是生命的底色是乐，不是喜怒哀乐之乐，而是天地至乐之境，闲以乐为基础，乐以闲为显现。这与佛教以苦、基督教以罪为出发点的文化不同，中国的礼乐文明，秩序是礼，天道是乐，中国文化是以乐天知命为出发点的，这种礼乐文明，始于先秦，成于宋代，至阳明心学更有所发展。哲宗赐邵雍谥为“康节”，“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
康节之名正是礼乐的体现。邵雍之子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赞曰：“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程颢于墓志中写道：“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
安且成，应是礼乐相辅而成，相得益彰。以乐为基础，回过头来，能日用即道，能物物即是，故能成就闲静之情，成就日常生活之雅趣。所以宋代士人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一种宇宙人生意识的深度，使乐居得以实现。
邵雍的安乐窝的居住方式，使人与自然、与山水、与生活走得更近了。甚至，最佳的自然山水不再是荒寒偏远的地方，不再是高蹈远引、离世绝俗的场所，而是日常生活化的地方。正如宋代隐士与避世疾俗的魏晋隐士不同，宋代隐士不避仕宦，也多与仕宦往来交游，实现了出世入世的统一。士人将归田园居的理想落实在“家有山林之乐”，乃至城中亦有山林之乐，终至王居、农居、市居、士居皆有田园之乐，山水之享，将“可游可居”的理想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之中，体现出一种世俗的享乐和诗意的栖居，成就俗世的风景，在诗歌审美意象中透露出居世俗而内心超越的闲适旷达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