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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晚唐和五代十国长期的动乱与分裂后，宋代终于一统天下。太祖刻石成碑，立祖宗之法：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清明的政治制度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两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代，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气象，社会安宁，科技兴盛，经济发展，文教兴盛。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可以说，宋代步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学者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时期。
宋代文艺复兴是指传统儒学的复兴，旨在重建仁学体系，重构礼乐文明，由此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理学。理学在吸收儒道禅三家思想的基础上，重构心性之学，重建道统，进而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一种新的关于天人之际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气论、心性论和格物论。这一思想重塑了士人的精神空间和精神世界，与此相应，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随之产生，并广泛地体现于宋人对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上，从而体现出宋人独特的环境审美思想，我们称之为“大园林化”和“泛园林化”的环境美学思想。
环境美学追问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居住环境”以及“怎样营造更好的居住环境”。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理想栖居地。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园林精神和园林意识在承继中又有变化，但直至宋代，园林化生活、园林意识才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全民化的生活理想，成为居住理念的自觉追求。如果说宋以前的园林更多具有一种政治功能、宗教气息和贵族色彩，那么宋代及以后的园林则成为常人居住的最理想形态，具有浓厚的平民化、生活化和艺术化气息。这种在中唐形成，在宋代成为自觉追求的园林意识持续到明清，到今天仍是人们追求的最理想的居住环境。
南北朝至隋唐是佛学发展的全盛时期，随着北宋的统一，时代需要产生与之相应的新的哲学思潮。宋代是儒学再度复兴的时期，当时绝大部分的儒家学者都在努力振兴儒学，重建礼乐文明，使儒学的地位重新居于佛道之上，在与佛道之学的斗争中，儒学再次发展了心性之学，形成了新儒学，即宋学。
宋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宋学、中期宋学和南渡宋学。初期宋学注重道德文章、气节政事，强调面向人生现实问题，阐发经学微言大义，此阶段宋学经义与时务并重，气象阔大。主要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自王安石熙宁变法、范仲淹庆历变法失败以后，宋学精神发生了转向，从重视人事方面推广到更深微的心性方面。第二期宋学以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为代表，强调“从心性本体最先源头上厚植基础”
，是为理学形成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说，初期诸儒多方面的大活动，要到中期才有结晶，有归宿。画龙点睛，点在中期。……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才活气”
。南渡后的宋学，可以说是宋学的第三期，是“和合一切与扫荡一切的时代。朱子是和合一切者，象山是扫荡一切者”
。朱熹在格物论的基础上实现了理气论与心性论的统一，可谓理学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在理气论、心性论和格物学的基础上，理学形成了物、心、理三者相感，物我相亲，天人一体的环境审美观，从而形成了外在社会和内在心灵相融合，形上与形下相融合，出世与入世相统一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朱子的理学思想体现了宋学的最高境界。
这一哲学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体现即是园林化的生存形态。在现实的居住环境中，园林式生活实现了哲学性与日常生活化的统一，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理趣与俗趣的统一，外向与内敛的统一，自然与人文的统一。园林式生活可居可游，可进可退，可出可入，实现了安居、和居、雅居、乐居的统一，是古人所向往的环境居住之美的理想形态，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环境美学上的外化与显现。理学思想与宋代环境美学在哲学精神上存在着异质同构的特点，理学是园林意识自觉的哲学基础。
与唐代神仙观念下的仙境不同，宋人不必远离尘嚣，到杳无人烟的山林寻求洞天福地，而是将追慕仙境的理想安放到了人间，并以园林式的典型形态将人世的礼乐风景呈现出来。宋代环境美学思想最突出的特色是“大园林化”和“泛园林化”思想的形成。
“大园林化”主要是从园林化范围的广度而言，除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小园林，还表现在自然环境审美的园林化、城市与农村人居环境的园林化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园林化意识。自然环境的园林化，主要指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呈园林景观化的取向，注重人居环境，体现出可游可居的特点。城市与农村人居环境的园林化，主要表现在无论是宫殿、官署、士人宅第，还是僧寺道观和市居村居，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崇尚园林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也就是说不管是王居、士居，还是市居、农居、仙居、逸居等，均体现为对园林化居住环境的追求。文学艺术中的园林化，则是指在绘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中所表现出的园林意象和园林情结。三者共同呈现为心灵世界的园林式图景，而其背后的思想基础则是宋人以天地自然为一体的大园林、大家园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泛园林化”是就园林化影响的深度而言，主要指园林意识在物质层面、艺术层面和哲学层面的体现。可居的园林是园林化的典型形态和物质形态，山水文学、山水绘画等文学艺术中所体现的环境之美是园林意识的艺术表达，理学精神则是园林意识的哲学基础。三者一以贯之，园林是立体的山水画，通过园林可以把画中的山水以建筑的方式融入生活，让人们在其中安放自己的身心。园林如同一个小小的世界，其中的诸要素如山水、花木、建筑乃至家具，以至于生活方式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即是我们所说的园林化的生存形态，它们体现出环境审美中的异质同构现象。
园林化生活的居住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居住意识。
人如何筑居于天地间是环境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居住以人为中心，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即身之所居和心之所安，前者体现为形而下的物质居所，与吃穿住行、器物用具相关，是身之所居；后者体现为形而上的精神寄托，与终极关怀、精神家园相关，是心之所居。
人的身心安放于哪里？人生天地间，宋代的屋木山水画中，没有人的山水画是很少的。山水占据了画面的主体部分，屋木与人点缀在天地山水之间，虽是点缀，却构成了画眼所在，如同灵心一点，得此而活，得此而与环境相互成就。人是环境中的一部分，环境不能离开人而存在，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人居图式便清晰地展现出来。人虽是画眼所在，但不是自大唯我，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景无人则荒，景因人而有生气、而生情致，人因景而少了一点市井气和俗气，得一分纯朴。宋代屋木山水画既营造了生活的空间，也营造了精神的空间，是理想人居环境的图像化显现。
其二，家园意识。
宋代理学家要复兴仁学，重建仁本体，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仁在天人之际的逻辑建构和思想生成。仁者万物一体，宋儒的仁学建立在草木虫鱼的自然世界与家国天下的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上，所要追问的是天道与人道在性理上的贯通何以可能，即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天地之心是如何立起来的，这是宋儒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宋代环境美学中的家园感正是建立在仁者万物为一体的基础上。
天人之际是如何贯通的？人性本善，人的本善之性即人的先天之性，也是人的道心，人的先天之性是天地之性的承接。性善论的思想本于易经，《周易·系辞上》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圣人用字精准，用一“继”字，而不用“付”“受”字，是大有深意的。
盖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于人而人受之，犹《孝经》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谓之付则主于天地而言，谓之受则主于人而言，惟谓之继，则见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与受两义皆在其中矣。
可见，“继”与“付”和“受”不同，“付”偏于“给予”，主动义，“受”偏于“承受”，被动义，而“继”则是天人的承接关系，是天人之际的传与接，“付”与“受”两义皆涵摄其中，这也是宋代理学思想所要建构的天人之际的关捩。天授之，人尊之，天如何授，人如何尊，正是人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核心所在。天付于人而受之，其理既无不善，则人之所以为性者，亦岂有不善哉，孟子的“人性本善”则从此生出。人的精纯之性得之于天，而天之性则是超越于人的善与不善的，可以说无善无不善，也可以说是至善，承继天道则谓之“继之者善也”。人性与物性皆承继天地之性，与天地之性相通。
物性与人性相通但又略有不同。物性自在如是，人性则需要克己复性，才能恢复得本性。物性是天地生生之意，元亨利贞，重在生生之意的通达。人性中也有物性的一面，但人性中除本有的性理之外，常为情执欲念所蔽，看不清宇宙生意的通达，于是神识混浊，失去清明的自性光辉。通过观生物气象，复己之性，就可见“自家意思”也是如此敞亮。正是程子所说“观乎圣人，则见天地”
的天地气象，是指从圣人气象中见出自然气象与天地精神，从而以盛德之形容显现天地之至性，“观乎圣人，则见天地”，是意在强调圣人对天地精神与自然气象的开显，圣人与天地自然的生意贯通，这是圣人人格的最终完成，是理学最高美学境界的体现，这样才可以为“天地立心”。
自然气象与圣人气象由此通达起来，圣人气象是能得天地生物气象之人。“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
，朱子在《仁说》中指出：“天地之心，其德有四：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为心，其德有四：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
可见，四德指元亨利贞，从自然的维度而言，指元气的发端、亨通、畅遂和完成，元为四德之首，五德指仁义礼智信，仁为五德之首。圣人气象在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上，能会其意，识其元亨利贞的过程和德性，在人伦层面，则有仁义礼智信的中正气象，“元”与“仁”由此在本性上相通。因此，对天地自然气象、草木虫鱼等物性的观察可以恢复人的清明本性，宋人爱花，也善莳花艺草，实是宋人深懂随时育物爱养之道，深通物性与人性通达之理。由此，理学家们透彻地阐释了天地自然何以既是人们物质上的家园，也是人精神上的家园。
其三，生命意识。
家园贵在有生生之意，旨在能生生不息。宋人认为天地之心是生物之心，天地之德是生生之德。生生并不仅仅是以人为中心，人只是天地自然大家园的守护者和受益者，人所能做的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这就意味着生生首先是生态的、整体的和系统的自然观。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一首先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生态和谐，旨在维持自然生态的延续与发展，生命是一个网络系统，为了生命系统的延续，人的行为和活动必然是有节制的，要随顺自然的运行规律。这一精神不仅直观体现在宋人的艺术作品中，更是贯穿在宋代的农业环境、城市环境等生活实践的审美领域，既体现为一种客观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格物精神，也表现为一种精神情感上的生态主义。
其四，涵养意识。
涵养是宋人对环境审美功能的重要论述。人内禀真气而生，外靠环境而养。环境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心性义理之学注重内养，是要涵养人的浩然正气，外在环境则是外在的涵养场所，内外相涵相摄。如程颐所言：“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若鱼在水，鱼之性命非是水为之，但必以水涵养，鱼乃得生尔。人居天地气中，与鱼在水无异。至于饮食之养，皆是外气涵养之道。”
鱼之生禀真元之气，鱼之养需外气涵养。生固然重要，养也不可须臾离也。人禀元气而生，亦需外气涵养。而环绕于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是外气，人的长养需要外气的涵养，如“烟云供养”“山水清供”等均是宋人对自然环境涵养人的心性的重视。
总之，园林化是中国人最理想的人居环境，园林化生活方式中人与自然彼此交融的生活样态，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最大智慧。在当代，园林不一定要在形式上具备古典园林的各种要素，更重要的是要有自觉的园林意识，山边树下，水畔桥头，不拘格套，都能体现出园林的意味。物我相亲，万物一体，如此，则园林意识可以无处不在。
当今生态文明下，如何重建城市、农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如何营构我们的生活样态，从而在外在的物质环境与内在的精神生活中形成一种互相涵养的生活空间，走出一条新的重返自然之路，需要有哲学的思考，更需要从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