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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环境美学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成熟期和总结期。明代人在了解环境和利用环境的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不仅有中国古代最宏伟壮观的皇家宫殿、最精致优美的文人园林，也有最高效和最多产的生态农业系统；在精神文明方面，他们有成熟的建筑观念和风水美学，有细腻高雅的园林和山水欣赏的品位，也有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深思熟虑。相较于其他朝代，明代环境美学有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城市、园林和农业景观这些方面。这也明显带有总结期的特点，越是到帝制中国晚期，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对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的程度就越是显著。在明代环境美学中，城市、园林和农业景观这些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表明明代人对环境的理解已经相当成熟，对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相对成功。
相应地，严重的负面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明代以前人与自然之间较为轻松的关系在明代则日趋紧张，各种环境灾害和生态危机频繁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美景在城市扩张之下逐渐收缩甚至消失。这些都对明代人的环境感知和环境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日常所见的环境类型以及相应的环境审美欣赏已与前人不同，他们对环境的态度也与前人有一定的差异。他们面对的是异常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他们需要反思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更审慎地处理城市、乡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方面，明代人既有不错的成绩，也有惨重的教训。这些方面都决定了明代环境美学思想带有帝制中国晚期的特点，一种在巨大的繁荣及其背后潜藏着的新的危机之间难以选择的特点，也是一种在扩张与收缩之间艰难协商、摸索着前进的特点。
具体而言，我们可把明代环境美学的主要特色归结为以下四点：
明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城市审美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在北方，北京紫禁城是明代城市美学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阴阳五行的朴素哲学、以中为美且强调等级的礼制观念、注重对称及空间变化的布局艺术等等，都在紫禁城上有极为突出的表现。作为中国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的巅峰，紫禁城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意识，特别是中国古老的风水美学在紫禁城的营建和规划中有集中的体现，紫禁城的选址、方位、形制、布局、建筑的命名等等，无一不深深浸透着风水这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
明代江南地区经历了深刻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像苏州、杭州、扬州这样的城市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短暂的萧条之后，迅速发展成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著名的繁华大都会。与北京主要作为政治中心不同，明代江南城市具有浓厚的商业性格，发达的商业活动带动了江南地区城市化扩张的进程，城市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景观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们感知城市的方式。与北京紫禁城相比，江南城市培育出一种鲜明的、更具商业性格的城市审美文化。
从城市景观变迁和空间建构方面来看，明代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带来了自然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深刻改变。在明代，像杭州西湖、苏州虎丘、扬州平山堂这些地点成为极受欢迎的风景名胜，而这些景点之所以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除了它们有不错的审美素质，实际上更重要的乃是取决于它们和城市较近的距离及其便利性，可以方便市民在节假日出游。明代江南地区的大众化旅游已经带有很浓厚的城市化与商业化色彩，市民生活在日渐蹇迫的城内空间，且受制于商业化的作息规律，他们只能在节假日才能前往城外的名胜之地享受闲暇时光，而名胜之地往往涌入大量市民游客而导致景观质量和观赏质量下降。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明代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因为城市扩张而被不断蚕食，最终只剩下少数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景观承担其社会功能。诸如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和扬州平山堂这样的风景名胜于是凸显出来。但是这些名胜景观越是受到市民的青睐，就越是表明作为整体的自然在明代江南地区已经收缩和消退了。
明代是中国园林史上的辉煌时代，不仅出现了众多名园，而且还出现了计成的《园冶》和文震亨的《长物志》等重要的园林著作。明代园林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北京园林和江南园林。北京园林除御花园、东苑、西苑等皇家园林之外，其他大多是皇亲国戚所造，具有较为典型的北方园林特点。皇家园林具有展示皇家权威的基本功能，其所凸显的环境意识往往与治国安邦、皇权浩荡、神仙境界等联系在一起。其他北京私园大多是皇亲贵胄和外戚宦臣所造，因此在体量和奢华程度上都要超过江南私园。明代一些北京私园由于体量特别巨大，因此境界更显开阔，人工的意味也更少，个别私园有明确的追求自然野趣的倾向，带有较明显的尊重自然的环境意识。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私人造园的热潮，有条件的仕宦或者富商家族花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建造精美的园林。在明代中后期，园林兴建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性的消费展示，不仅昭示着园林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也向游客显示其超越众人的学识和优雅品位。游观和社交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江南私园最重要的功能，文人雅士不仅在园林中悠游雅集、赋诗享乐，而且将这样的行为作为文人相互邀约标榜并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的标志。
随着园林兴建活动的兴盛，明代人发展出一种尊重自然的成熟的园林美学，如注重得体合宜、追求身心之适、取法因借等等，其大旨在于根据自然主义的方式来建造和布置园林，追求怡情悦性的园居生活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并把园林内外的空间视为相互联系的有机的整体，提倡在维系环境整体质量的基础上开展造园活动，而不是把园林视为隔绝的空间而忽视了园林周围的环境或甚至对周围环境起破坏的作用。
明代以前中国古代的环境审美理想是以自然山水为核心的，但这种情况在明代有了一些变化。现代江南地区的基本地貌是从唐宋开始形成的，历经多个朝代持续的开发和治理，到明代“江南水乡”这样的景观类型已经基本成型。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环境的持续治理，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江南地区的农业景观就成了这个地区的主导性景观类型，江南地区的人文生态和环境意识也深受影响。江南地区以桑基鱼塘和桑基稻田为主的农业体系自宋代开发以来，在明代已经成熟并形成了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生态农业，为苏州、杭州和周边经济型市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是，农业景观的成熟和全面铺开也带来了环境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消失，这种环境变化导致明代江南人的审美观、环境观和世界观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旦夕生活在农业景观的环境中，自然这个概念在明代江南人心中开始变得模糊，而高度人工化和功能化的农业景观被视为才是江南根本的特色。
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中，与自然的疏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随着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的增加，自然景观被压缩乃至消失，江南人的环境审美习惯也随之改变。自然景观开始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形成影响很大的某些风景名胜之地。明代江南人无法随时随地地欣赏自然美景，更多是在某些特定时刻才奔赴这些名胜之地进行欣赏。农业景观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动植物群落开始向定型化和单一化发展，适应商品经济所需的动植物被大面积种植和豢养，而缺少经济利益的动植物则面临淘汰。明代江南人欣赏大面积自然美景的机会变少了，他们开始青睐小生境的审美欣赏，如小型化的方塘或方池内的荷蕖、庭院或斋居中的盆景等等。明代江南人努力在小生境范围中实现多样化的审美，力求在狭小的空间内容纳更丰富的审美元素，他们的鉴赏趣味变得更加精致，但境界也越发局促了。
明代人心中的自然越发理想化和内倾化。从整体的现实环境来看，城市的扩张和农业景观的成型都导致了自然面积的压缩，厌倦了城市景观和农业景观的文人对于传统诗文中歌颂的自然有种迫切的渴望，但是远离城市或者乡村的生活又是不太现实的，他们或是竭力在园林、斋居等私人空间中再造想象中的自然，或是在诗文、图画中描绘这种想象性的自然。这样的自然多半带有理想性，是他们所厌倦的城市景观和农业景观的替代品。
从思想状况来看，明代兴起的心学也对明代自然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心学是一种内倾化的思想倾向，主张将宇宙万物的根本归于心及其作用，并以这种本体论的心统摄万事万物，实现以心为根本的心物一元论。如前所述，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化的发展不断蚕食自然的领域，居住在城市有时就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心学的内倾化思想则为这样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在作为宇宙根本的心的面前万事万物并无本质性的差别，因此只要能持守内心并实现内外两忘，又何必执着于城市和山林之间的区别？换言之，既然取消了环境的实在性并将之视为并非第一性的存在，那么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就没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种思辨中，自然“消失”了。特别在晚明，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无视环境的实在性与差异性、只在乎内心自足与超越的主张，这种看似洒脱和高雅的主张背后实际上暗藏着自然的整体萎缩的无可奈何的事实。当外在的现实自然越是持续性的退守，人也就只能越是依赖于内心世界的自由。只是这样一种朝向内心的环境意识如何能够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尊重呢？
以上所总结的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四个特色，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更详细地加以讨论。基于明代思想的复杂情况，我们还可以归纳出更多特点。如作为对明代心学那种内倾化环境美学观的反拨，明代实学中所蕴含的环境美学思想同样值得注意；明代文学艺术中的环境美学思想是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值得深入挖掘；等等。
这里主要是从环境的类型分别描述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特色。我们可以发现，在明代各种环境类型中，城市、园林和农业景观异常突出，而传统的自然则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一现象的出现，让我们相信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发展至明代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和总结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在一种成熟的文明形态中城市和乡村文化都会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唐宋时期是人与环境相对和谐的时代，在政治和经济最为重要的几个区域，人们仍能看见大面积的自然美景和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群落；进入明代以后，这几个区域快速进入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进程，自然美景则日趋萎缩，景观类型和动植物群落逐渐单一化。这种转变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至成熟阶段的表现，也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就是一种理想的思想形态，就如明代在其城市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重重环境危机那样，明代的环境美学思想也可以视为对人与环境关系失衡以后的一种回应，正是在环境和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形下，人们才对环境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才发展出更加成熟的环境态度、意识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