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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自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思想的确立和演变对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明太祖朱元璋上台后，大力延揽各方儒士，推崇儒家传统，以儒家思想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明成祖朱棣对国家的治理更加倚重儒家化的官僚，同时也更重视文治武功的建设，他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并且于在位期间命令臣僚完成了诸如《性理大全》和《五经大全》之类的大型文化工程。儒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为明代思想的发展定下了基本方向，包括明代人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
明代前期和中期，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帝王的专权和兴趣、政局的未稳和经济的低潮等等，儒家对人地和心物关系的传统解释占据此时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传统的比德观受士人青睐，类似松、竹、云、水等比德意象常常出现在这时期士人的作品中。明代前期和中期的士人为了明哲保身也好，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也好，总是将对欣赏中的道德意味和政治色彩的强调放在首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则是他们继承了宋代理学的观念，在强调内在德性的同时也看重从自然事物上见出宇宙间的真理。
类似儒家比德观这样的传统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都会有所体现，但也会依赖不同的语境而有不同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明代文人的言论中看到类似的比德言志的表达，正是这种不断重复的言论塑造了一种持续性的传统，成为文人可以相互认同和赖以自恃的强大资源。另一方面，思想也在不同社会语境中产生新变，而明代儒家思想最大的变化则是心学的出现。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明代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加速了一种内倾化的环境意识的出现。心学所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以及以心为基础的心物一元论，因此在宋代理学中仍存有的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坚持在心学这里被消解了。心学所理解的自然已不是客观的自然，心学所理解的心也不是个体之心；心学之心是作为宇宙的本体而存在的，自然只不过是心的衍生物。心学的这种立场和环境美学的基本理念并不完全相符，毕竟环境的欣赏仍然需要环境的存在，而取消了环境客观性的心学当然不会把环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心学的出现又极大地开解了明代士人被意识形态紧缚的心灵，让他们更有理由去面对外在自然并沉浸在心灵自由的审美愉悦中。
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不少环境审美欣赏的新观念可以从心学这里找到思想的根源。比如明代中期以后，城市便利的生活和丰富的社交活动对文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真正能脱离城市生活的文人越来越少。相应地，“市隐”观念兴起，不少文人认为只要内心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实际上居住在城市还是山林并不重要。这样一种超越环境差异性的市隐观无疑成为滞留于城市的最好的开脱之辞。明代心学的兴起为这种市隐观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根据心学的宇宙观，宇宙间唯有内心才是真实的，外在环境固然是内心真实的衍生物，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并无矛盾，但因为心学将内心真实放在了首要位置，外在环境就成为必须要被超越之物。在这种内心真实面前，无论城市还是山林，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如果能实现内心的自由，那么无论是隐居在城市还是归隐山林，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
受心学的影响，明代后期这类具有内倾倾向的环境观念明显多了起来，在极端强调内心真实的时候，外在客观环境就被忽视甚至取消了。如果说明代中前期文人的比德观还需通过自然事物来发掘某种道德意义，那么明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强调“不撄于物”“忘物”“御物”等观念，主张人心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就需要超越那种留心于物的投注，甚至无须和外物有实质性的接触就能通过神游的方式获得山水之乐。在这些关于心物关系的新见解中，外在环境的重要性被抑制到了最小的程度。此类内倾化的环境观实际上隐含着对外在环境的否定的态度，对环境的真正的敬畏和尊重无法从这样的环境观中生发出来。
明代心学以心统摄外物，外物也包括身，以心统身很容易由对心的重视发展到对身的强调。明代阳明心学之后发展出一些思想上的新变，引发了对人的自然情性的肯定的态度。阳明后学那里出现了由心到身的重身的理论，由修身保身又发展出对人的各种性情欲望的肯定，认为这些是人的天性，先儒察私防欲的做法是不对的。阳明心学对心的重视很自然便发展成一种提倡顺性而为的自然情性论，儒家戒惧谨慎、惟精惟一的修养方法也被转变为一种不需人工、顺应自然的功夫。特别在“异端”李贽那里，这种对顺应自然的强调最终又落实为对真实无伪的人性人情的肯定。李贽的“童心说”实际上就是对这种自然禀赋之真心的提倡。
晚明心学的这些转变对当时士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以公安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他们特别重视个体自然情性的发展，并以性情的真假作为标准去衡量事物。在此思想背景下，他们对心物关系的看法以及对自然的态度均有所突破。他们不再对人的嗜欲持批评的态度，而且认为对某事有癖好反而是有真性情、用情至深的表现。晚明士人对各种所谓的雅好有异乎寻常的情感投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如一些有山水癖之人，对于山水欣赏有强烈而执着的深情，甚至以性命躯体委蜕于山川亦在所不顾。“癖”是强烈的情感投注，人会对所癖之物有异乎寻常的爱恋和钻研。晚明士人对于山水的理解是最敏锐精致的，他们对山水的描写也是最精彩透彻的。这都归因于他们对山水沉浸之深且切，故对山水的性灵也就了然于胸。
我们在这里勾勒了明代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条线索，明代环境美学无法从这样的思想背景中脱离出来。这里的勾勒是相当简单的，思想的面目本来就异常复杂，就如前所说，明代心学具有一种贬低外在环境真实性的倾向，但此种理论本身又极大地开解了人们被束缚的心灵，而它在晚明的发展又促成了自然情性论的流行，使人们对自然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在接下来的相关章节中我们还会更加细致地探讨这种复杂性，复杂性其实也是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一种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