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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自开国初就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部分是来自战争对环境的破坏，也有部分是前代不当的环境政策所引发的后续结果。
元明之际的战争使整个国家陷入萧条的状态，各地大多遭遇兵燹之厄，而这些灾难首先是通过环境的衰败体现出来的。城池破败、河道壅塞、景观凋零，再加上人民流离失所、农田荒废、人烟断绝，严重的时候甚至城邑空虚、遗骸遍野，耕桑之地化为草莽，民庐、寺观尽遭摧毁。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屯田、减免赋税、放赎奴婢等，使明初经济逐渐回到正轨，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环境也渐次恢复旧观。如扬州在明初时土著居民仅剩18户，后来在朝廷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终发展为以盐业为主的大都市；苏州、杭州同样在元明之际的战争中陷入萧条，后又随着经济的复苏发展成为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繁华都会。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恢复大多是先通过景观呈现出来的。在15世纪中叶，苏州、杭州、扬州这样的大城市已稍复其旧；而到15世纪后半叶，这些江南大都市已随处可见亭台楼阁、酒肆庐舍，商业繁华地段更是行人如织、舫艇鱼贯，以至于整个城市空间都愈见狭小了。
元明战乱期间，朝廷无心亦无力督修水利，河道淤塞、堤防溃塌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兴修水利特别看重，专门设立营田司以掌管全国水利之事。《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太祖“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乃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明年冬，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其恤民者至矣”
。洪武至永乐时期，朝廷还大力整治黄河与淮河，为这些地区恢复活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从环境可见之外观来看，水利整治不力往往会导致该地区景观质量低下，一些景观有可能在水旱灾害中损毁或至消失，也有些景观可能会在环境灾害中因居民的外迁而失去关注并逐渐沦为荒野。明初实施的这些水利政策为各地居民的安居乐业提供了保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更高层次的环境审美欣赏和其他精神享受。
环境问题的一个特点就是跨越了地域和时代的界限，一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非某个地区或某个朝代能够单独解决的。明代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些确实是元明之际的战乱引起的，但有些环境问题可追溯至更遥远的时代。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明代是环境灾害特别严重、数量特别多的一个朝代。有学者统计：“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
明代灾害之严重，自然有其本身的原因，但也有前朝不当的环境政策带来的影响。比如，明代灾害最多者为水灾，江南地区尤为水患的重灾区，而其原因可以追溯至宋代。宋代为方便漕运，将江南一带凡有碍舟楫转漕的堤岸堰闸一概毁去，并筑长堤于吴淞、太湖之间，横截数十里以益漕运，后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植千柱于水中，建吴江长桥。吴江长堤和长桥的修建虽有利于漕粮运输，却阻塞了太湖水的下泄，造成吴江中下游地区逐渐淤塞。因出海口泥沙淤积，茭芦等水生植物随之滋生，又进一步导致该地区水道变狭淤塞。如果说这些环境隐患在宋代还不明显，那么从明代开始这些由不当的水利政策导致的严峻后果就体现出来了，太湖流域成为明代环境和生态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环境政策会对施行该政策地区的水文、地理和景观等造成影响，特别是水利制度和政策会直接改变某地的地质条件和环境外观，并对生活在该地的居民的环境感知和环境意识造成潜移默化的改变。如北宋吴江长桥的修建，使该桥成为当地著名景点，一直延续到明清。宋代吴江长桥地区尚未过度开发，建筑吴江长堤和吴江长桥所引发的淤塞后果还未至严重，故而这个地区尚能保持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进入明代以后，太湖地区河网进一步细化，泥沙淤积并最终形成圩田，该地区已很难再现唐宋以前大面积的水景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了。河网破碎导致圩岸增加，太湖地区人民在圩岸种植桑柘，发展出以桑基农田和桑基鱼塘为主体的生态农业体系。此种景观形态的变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该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环境感知和环境意识。在明代以前太湖地区的文学作品中，该地区的景观充满大自然的气息，大面积的自然野景和丰富多样的动植物意象时有出现；但是在明代，关于该地区的文学描述已被农业景观占据，农桑风景的突出也意味着野生自然的逐渐萎缩，而从小生活在此地的人由于没有太多接触野生自然的经验，他们对于自然的环境感知其实是相对迟钝的。
造成景观改变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明代统治者除了要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还要处理本朝内部阶级矛盾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特别在江南地区，环境优美之地往往为豪强世族所占据，而且这类行为很难受到官方的管束，其后果是不仅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也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为患甚大。例如吴江地区，因圩田可以种植粮食获利，不少豪家势族趁机围湖筑堰、垦田造宅，而官府则顾盼不敢动，导致淤塞现象越发严重。在西湖，类似的现象也很严重。西湖风景不仅特为优美，而且湖利颇为丰厚，豪右之家竞相瓜分以为家产，而政府又对这样的侵占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葑田充塞、湖身日狭。特别在明代中后期，疏浚西湖常常成为一项重要的地方事宜，而作为一个著名的景点，该事宜的处理通常是政治和美学不断协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统治阶层采取的制度措施会对特定区域的环境产生影响，而环境问题及其处理则具有延续性，它会对统治阶层制定的制度措施产生反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则造就了特定区域的水文地质条件和环境外观，并潜移默化地对当地居民的环境感知和环境意识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人地关系在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展开，环境审美欣赏则是这个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统治阶层的制度措施也会直接作用在人身上，特别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阶段。明代的情况是中前期权力高度集中于上层阶级，统治者对其臣民有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而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士人则有了更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明太祖朱元璋在思想上采取严厉控制的态度，那些不合作或者有碍于统治的文人往往被残酷地清除了，此种高压统治随之对明初士人的思想倾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厉行节约，对百官宅第、园林苑囿的建造颇多禁令，故明初建宅造园的活动较少，明初士人对于宅院园林的态度也多以满足实用功能为主，如强调园林的居住、养亲、修身、耕读等功能。明初士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也较为保守，儒家托物言志、比德寓意的传统是此时大多数文人的选择。这并非一种正常的思想表达的方式，在面对政治高压的时候，明初士人大多选择了明哲保身，思想上也以依附新政权为主。此种倾向在永乐朝达至高峰，明成祖是太祖之后又一位非常强势的皇帝，但他不像太祖那样厉行节约，而是热衷于文治武功的建设。这种高度集权化的治理和好大喜功的帝王趣味让永乐朝进入集体性的歌功颂德的阶段。此时文人对环境的态度也大多充满政教和事功的色彩，纯娱乐性的山水赏会和园林游观是不被提倡的。
明代中期以后，统治阶层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减弱，士人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机会。我们看到，明代中后期城市、园林、宅居等建设日趋繁荣，旅游和休闲等消费活动也随之兴起，人们不再像明初士人那样对娱乐性的享乐噤若寒蝉，而是竭力为这种享乐寻找正当性的理由。在富庶的江南地区，有能力的仕宦或者富商为了建造优美的园林往往不惜豪掷千金，而此种现象在明代前期是很少见的。与明代前期的环境意识中强烈的政教色彩相比，明代中后期的环境观似乎更多地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复苏乃至渐趋繁荣，使江南等地区进入了消费和商业社会的阶段，培育了一种大众化的市民休闲消费文化。特别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城中士女往往争相出游，形成规模庞大的游赏队伍。明代中后期大城市的节日庆典，带有类似的大众狂欢的色彩，是市民而不是文人士大夫成为这些狂欢活动的主体。市民的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消费和商业社会的特点，他们一般会选择在某些特定的时节出游，游赏的地点以典型的、集中化的名胜景观为主，游赏活动又以集体化、大规模、喧嚣热闹为特点。
此种带有市民特点的城市审美文化给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带来一种身份上的危机感，他们虽然大多不太认同这种市民审美文化，但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虽然仍保持着向往山林的传统心态，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更愿意生活在城市或城市附近，即使那些选择在远离城市的山林之地栖居的文人，或多或少也是带着以声名相邀的目的，真正义无反顾地逃离城市的人是相当少的。但是在言谈和举止上，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刻意强调自身优雅精致的品位以便和市民阶层区分开来，因此他们仍然会像古代文人那样抒发对自然无限的热爱，即使他们已经很少真正见过野性的自然了。
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表述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同的隐微心曲，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是自然的热爱者，但不同的客观环境和不同的政治、经济构成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仍有细微的差别。在明代中后期，城乡地带的繁荣与扩张逐渐蚕食自然的面积，导致自然山水要么只存在人迹罕至的地区，要么成为满足市民定期游览的所谓的名胜风景；而文人对自然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想化和内倾化，有能力者会在自己的私人宅园再造理想的自然，而没有能力者则常常以“卧游”的方式缅怀逝去的自然。对自然的热爱是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传统，但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其热爱的内容、方式和目标都不会完全一致。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的环境感知并非完全单纯的白板，人的环境意识也不可能完全由个人塑造，它们都深深地卷入特定环境的政治和经济的社会背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