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明代从洪武元年（1368）持续至崇祯十七年（1644），共276年。明代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高度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明代在环境审美欣赏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物态化成果。明代人不仅建造了举世闻名的北京紫禁城，而且还建造了许多深具文化品位的优美园林；在明代人丰富的诗歌、散文、小说以及山水画创作中，我们也时常发现他们对环境审美欣赏的过程和特点有独到精深的见解。明代又是我国历史上环境灾害非常严重的一个朝代，为了应对各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明代人对环境的治理有持续而充分的讨论，并在一些地区成功建立了高效的生态农业体系，对该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人文和社会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历史的视角，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像处理某些朝代那样按照人物或者著作的线索来展开。明代于环境美学史有影响的人物众多，思想状况也异常复杂，人物和事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网状结构，使我们很难用一种线性脉络来呈现这些复杂的现象。“环境”是一个带有对象化色彩的词，虽然当代环境美学的某些主张力主克服这种对象化的倾向，但我们仍然能够将环境划分为某些特定的对象化类型，如城市、园林、农业景观、自然山水等等，这不只是为了研究之便，其实也是基于我们对环境最基本的感知和理解。鉴于明代在某些环境类型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我们选择了按照这些环境类型来构造框架并展开论述，再配合必要的有关人物和著作的讨论以及其他与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相关的主题。我们希望这样的框架能够避免线性脉络带来的简单化的后果，并在空间和时间的纵横坐标中将环境类型、人物与著作、主题三者结合起来，以呈现明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复杂而迷人的一面。

因此，本书的主要的框架如下：

其一，明代城市环境美学（一）：北京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是现今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皇宫的唯一实体，它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皇宫营建的要求，所达到的工艺水平和辉煌宏伟的气势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1402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基之后，将首都迁至北京并营建了紫禁城。迁都北京主要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但这种考虑无疑也涉及北京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关于宇宙、自然、人居环境等看法的物态化成果，中国古代的儒道释观念、天人合一的地理观、有机自然的整体观、风水理论、艺术审美观等等都在紫禁城这座皇家建筑中有集中的体现。

其二，明代城市环境美学（二）：江南城市。

从15世纪到17世纪，明代江南地区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达的商业活动刺激了城市潜在的活力，也带动了城市景观的变迁，改变了人们感知城市的方式。在明代江南地区的一些著名城市，城市感知方式的变化和城市化以及商业化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像造园、旅游等炫耀性的奢侈行为成了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而随着明代江南地区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内部和外部空间也发生了深刻的重组，形成了明代江南地区独特的城市美学。在商业气息无处不在的影响下，景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及其便利性变得无比重要，如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和扬州平山堂等城郊景观在此城市化过程中凸显成为风景名胜，而明中叶以后的江南也相应形成了颇具现代意味的城市审美文化，市民在特定时日前往城外景点游赏，而城外景点特别是那些名胜之地因大量游客的涌入而导致观赏质量的下降，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又往往使城外景点几乎成为城内生活的延续，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风气的繁盛和旅游人数的激增。

我们主要以苏州、杭州和扬州为例，考察明代城市景观和审美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和城市商业化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三，明代园林环境美学。

明代是中国园林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奢侈风气的形成，江南地区的造园活动也进入极盛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设计精美、声誉卓著的私人名园，而且出现了不少专业叠山理水的造园能手，在理论上也出现了计成的《园冶》和文震亨的《长物志》这样不朽的著作。

明代造园活动基本上以尊重自然、效仿自然为宗旨。如在选址上尽量远离喧嚣的城市，选择靠近山林之地构建园林；园中建筑的建造讲究“宜”的原则，即建筑物的布置需考虑和周围其他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据园林环境的地形地貌来定夺建筑物的造型样式，并且慎重考虑建筑功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实现功能与审美的平衡；在叠山方面，计成和张南垣等造园家对传统缩微景观的叠山方式锐意革新，在园林中堆叠出真实山水大小的山脚，尽量在有限的园林空间中实现再现真实山水的目的。

总的来说，明代园林力求在人工设计中实现自然化的环境，其基本的环境意识是以尊重自然和亲近自然为主的。

其四，明代江南的生态环境与农业景观。

现代江南的基本地貌是从唐宋时期开始形成的，特别是宋代的环境政策给明代江南的地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明代江南地区的环境问题埋下了隐患。到了明代，河网分化、圩田增多、市镇发展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恶化成为江南地区的突出现象。在持续的开发和治理的过程中，农业景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主导性景观类型，该地区的人文生态特别是环境意识也受此影响，大量描写农业景观的作品出现，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江南水乡”的审美意象。但是明代江南地区农业景观的单一化和功能化发展也带来了环境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消失，导致与自然的疏离成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总的来说，明代是江南地区农业景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既为江南地区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也形成了江南地区以农桑为主的景观类型和审美意象，但江南地区的过度开发也带来了各种环境和生态问题，导致自然景观的退化并最终带来景观质量的下降和游人审美能力的集体迟钝。

其五，明代山水小品中的自然审美观。

明代有丰富的山水文学创作，尤其山水小品的创作似乎比山水诗更有代表性，明代人独特的自然审美经验及对自然的态度，在这些作品中有最为直接的呈现。明代前期山水小品中的自然审美观，有较为浓厚的言志和政教的意味，随着政治压力的降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思潮的出现，明代中后期倾心山水的文人明显增多，其自然审美观也注入了心灵和个性解放的意味，追求畅神、真趣和性灵是此时文人进行山水欣赏的出发点。在此过程中，明代心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可能对这种自然审美观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心学的出现加深了那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自然观，加大了主体心志在自然审美欣赏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也降低了真实自然在这种欣赏过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代心学刺激了晚明自然情性论的流行，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远离真实自然的倾向，使真实自然成为人们欣赏玩味的对象。

其六，明代山水绘画中的环境美学。

山水画从根源上看源自对特定自然山水的描绘，因此亲近自然、肯定自然应是山水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样的观念在明代山水画那里受到挑战，原因在于就明代山水画的整体状况而言，那种描绘特定的地方实景的创作倾向已然式微，明代绘画的潮流是日趋主观化的风格取代了对客观山水的描绘，而且这样的风格往往是通过对古代山水画大师的摹写来完成的。受心学和禅学等的影响，在明代山水画那里，心中山水或再造自然取代了对实景山水的精确捕捉，发展出一种仅仅通过笔墨形式的创新就能实现的理想化山水类型。因此，面对明代特别是晚明山水画，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真实自然究竟在山水画的创作和欣赏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尤其当我们所持的环境美学首先是一种肯定自然的视角时，我们尤其需要对明代山水画中的这种复杂倾向做出更加谨慎的思考。

其七，明代科技典籍中的环境美学。

明代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朝代，出现了一批十分重要的科技典籍，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的游记。明代科学家特别重视与现实环境的实际接触，在此过程中他们培养了一种深厚的环境意识，其宗旨大约以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为皈依，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最高的理想。这种环境意识里面蕴含着丰富的环境美学思想，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

明代科技思潮是明代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实学的广泛影响下，一些士人开始抛弃理学末流重内省而轻实践的倾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自然和社会奥秘的探索上。与理学和心学以“理”或“心”为本体不同，明代实学的基础是元气实体论，由元气实体论而形成有机自然的思想，将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视为互相依存的有机体。这种有机自然观把人和自然的整体和谐视为首要的目标，不仅在生态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带有浓厚的美学意味。

其八，明代陵寝建筑中的风水美学。

风水术是中国古代一套关于环境的选择、设计和营造的学说，其主要原则是通过选择合适的环境安置阳宅或者阴宅，从而实现趋吉避凶、以荫子孙的目的。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在宫殿和陵寝的营建中遵循风水的原则，特别是帝王的陵寝建筑，因为阴宅的营建无须考虑起居活动等现实因素，所以更是强调要在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选址和营建。历代帝王大多相信，陵寝要占据山川形胜之地，刻意追求完美的风水条件和环境质量，使陵寝建筑呈现为自然美和人文美的有机结合。

风水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形势派和理气派这两个主要派别，前者主要根据山形山势等地理条件进行选址规划，而后者则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判断方位吉凶和营造的时辰。明代陵寝建筑以形势派为主要指导原则，即通过寻龙、察砂、观水、立向、点穴等功夫确立最佳的风水穴位。在此过程中，人在其中发挥的往往是发现和因循自然的作用，特别对于帝陵的选址而言，其规模和标准都决定了不可能大范围地对周围环境进行改造，帝陵的选址和营造因此凸显为一种环境选择而非环境改造的艺术，帝陵的选址和营建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对环境和生态的尊重。

以上所列为本书主要板块。明代史料浩如烟海，常让我们有望洋兴叹之感。因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希望本书就像这“引论”一样，只是研究的开始而非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