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江南地区的城市发展与景观变迁

元末明初，江南城市大多历经兵燹之厄，城市发展阻滞。如明初调查户口，扬州在战火之后，土著居民仅余18户，相继复籍的也不过40余户，其余皆为流寓。自明成祖迁都之后，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运输的生命线，扬州处于长江和运河交汇之处，重要的地理位置带动了扬州城市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扬州又是两淮盐业的主要集中地，明朝初年朱元璋实施“食盐开中”政策，打破了政府食盐专卖的制度，允许民间商人通过向边关输送粮食而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明中叶将“开中法”改为“折色法”，即商人无须将粮食运送到边关换取盐引，用白银直接购买盐引即可。在盐业巨大利润的刺激下，外地盐商大量卜居扬州，也促进了扬州城市的复兴。拥有巨额资产的扬州盐商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奢侈消费的风气，他们在宫室、苑囿、饮食、舆马、衣物等方面竞相高以奢丽，扬州的城市规模、景观、社会结构等也随之发生变化。扬州盐商为了提升自身品位，与文人争夺文化资本，将大量的财富用于建造私人园林、修复或兴建新的城市景点、疏浚河道或美化风景等上面，从而带来了整个城市面貌的极大改观。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建设，到了清代扬州就被认为能以“园亭胜”而与苏、杭争辉了。

苏州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元明之际的战争使苏州一度陷于萧条的状态，但明代中叶以后，苏州的城市经济逐渐恢复并臻至繁华。明代苏州人王锜《寓圃杂记》曾记载苏州由萧条至繁华的过程：“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苏州在战火过后同样面临着城池毁坏、人口剧减的问题，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和发展，这种状况在明代中前期得到改善。一个城市在经济上的复苏和发展，首先是通过城市景观表现出来的。王锜在正统、天顺间入城，已经看到城市稍复其旧了，而在成化年间，苏州城步入极盛，城内建筑鳞次栉比，亭台密布，酒肆林立，行人车马交驰于通衢，画舫小舟鱼贯于水巷，过多的城市建筑甚至已让苏州城“略无隙地”了。

自明代中叶开始，苏州、杭州和扬州这些江南城市逐渐摆脱了城市发展的困境，商业活动由萌发而至于繁盛，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都会。万历《杭州府志》序云：“今天下浙为诸省首，而杭又浙首郡，东南一大都会也。其地湖山秀丽，而冈阜川原之所襟带，鱼盐杭稻、丝绵百货于是乎出，民生自给，谭财赋奥区者，指首屈焉。” 明人莫旦《苏州赋》则云：“拱京师以直隶，据江浙之上游，擅田土之膏腴，饶户口之富稠；文物萃东南之佳丽，诗书衍邹鲁之源流，实江南之大郡。……至于治雄三寝，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綦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货财所居，珍异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士钜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钱一箸，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 万历时期的《江都县志》记载了扬州在明朝前后期消费风气的改变：“国初民朴，质务俭素，室庐佩服，无大文饰，又局蹐奉三尺，惮讼而勤业，婚丧交际，虽间涉鄙陋，犹存淳朴之风，乃荐绅大夫，恂恂爱礼而恬于势利，即更繇赋讼，不敢关自有司，下至韦布，平贱之士，多负气矜名节，耻事干谒，斯亦他郡所无也。其在今日，则四方商贾陈肆其间，易操什一起富，富者则饰宫室，蓄姬媵，盛仆御饮食，佩服与王者埒，又输赀为美官，结纳当涂，出入舆马都盛，商贾之家，闾左轻薄子弟，率起效之，加之纵横搏塞，挟倡而游，不给则贷富人母钱，久之责负者日斗其门，遂至破屋。” 在以上材料中，对苏州、杭州和扬州“大都会”的描绘，都凸显了商业复兴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莫旦的《苏州赋》更是通过可视化的城市景观表现苏州商业活动的繁盛，一个城市的繁华程度确实能够通过其城市景观率先表现出来。

城市商业的复兴和人口的增加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城市的扩张，原来拥挤的城市空间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而城市扩张的结果就是城内和城外空间以一种更加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了。扬州的人口，如前述在明初时土著居民仅18户，相继复籍的不过40余户，而“洪武九年（1376年），扬州城附郭江都县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人，扬州城市九千多口人，到嘉靖四年（1525年）江都县十万一千五百二十九人，扬州城市一万五千多口人。而明初在城‘土著仅十八户’，到嘉靖年间‘已渐复四十余户’。上述史实正好证明了明代扬州城市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不是土著居民，而是商业人口” 。苏州和杭州同样面临人口剧增所带来的问题，城市空间愈见狭小、“略无隙地”成为普遍的城市感觉，在此境况下，城市空间向城郊拓展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苏州古代共有阊门、胥门、平门、齐门、娄门、匠门、盘门和蛇门8个水陆城门，在明清时期，阊门、胥门和娄门等都已是商业发达之地，特别是阊门一带，楼肆林立、行人如织，非常繁华。此种商业活动在明代中叶以后就已经发展到城门以外，嘉靖时曹自守说：“阊、胥、盘三门外曰附郭，即以阊、盘为号，而胥固略之矣。然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往岁寇至，议者欲于城外更筑一城，俨如半壁，以附大城，乃迄无成。” 明嘉靖时，由胥门至阊门外附郭已经鳞次栉比，与城中无异，可见阊门、胥门内外已经成为一体，以至有人建议在城外更筑一城以防倭患。不仅如此，距离阊门不远的虎丘也得以和苏州城连成一片，成为市民暇时出游的必选之地。袁宏道《虎丘》云：“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虎丘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然而袁宏道强调虎丘山其实并无卓异的审美品质，只是其地理位置特别优越，离苏州城只七八里。在城内空间日渐拥塞的情况下，市民可以无须远足便游览山水，故去城不远的虎丘对于苏州城而言显得弥足珍贵。在商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市民的旅游观念和审美观念显然也在发生变化，对自然山水的渴求不得不让位于更重要的生活所需。因此，远离城市的自然山水虽然具有更为优越的审美品格，也更加符合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但是经济便给、能够让人暂时脱离城市喧嚣而又不至于远离城市的景观却更受市民的欢迎。

阊门和虎丘之间是著名的七里山塘，因为有山塘的水陆交通，虎丘得以和苏州城联系在一起。七里山塘是唐代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筑，游人从阊门到虎丘可沿山塘街步行、乘轿或骑马而至，也可沿着山塘河乘船到达。因白居易所筑山塘，虎丘山和苏州城之间往来更加方便，虎丘也由一“丘”而跃为名胜。万历《长洲县志》云：“自吴国以来，山在平田中，一丘耳。是时游者率由阡陌以登，至唐白公居易来守是州，始凿渠以通南北，而达于运河，由是南行北上，无不便之，而习为通川，今之山塘是也。公又缘山麓凿水，四周溪流映带，别成仙岛，沧波缓溯，翠岭徐攀，尽登临之丽瞩矣。” 在唐以前，要游览虎丘需穿过田塍，十分不便，白居易筑山塘使运河可以直接通过水系连通虎丘，方便从运河而来的南北客商登山游览。明代迁都以后，运河的地位与日益增，与运河有关的商业也相应繁荣起来，阊门也因临近运河而发展成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阊门外的七里山塘也成为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酒肆林立、客商云集。通过山塘街和山塘河往来游览虎丘的游客也就越来越多。正如正德《姑苏志》云：“若虎丘，于诸山最小，而名胜特著。” 虎丘得此地利，作为苏州名胜的地位也就越是巩固。由阊门而至七里山塘再至虎丘，城郊的景观便和城市缔结为不可分割的连续体。

杭州城外最著名的景点是西湖，西湖与杭州关系之密切在中国城市当中堪称典型。西湖在唐以前并不知名，而在唐以后特别是明清，则几乎成为江南最为著名的名胜之地。这里面自然有各种原因，如西湖的地理条件和环境质量，著名文人的歌咏提点，历代地方管理者的悉心维护，杭州作为省会的地位，等等。西湖虽在杭州城外，但和杭州城仅一墙之隔，两者实为唇齿相依的关系。清代小说集《西湖佳话》序说得很明了：“宇内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骛，思天下若渴者，独杭之西湖。何也？碧嶂高而不亢，无险崿之容；清潭波而不涛，无怒奔之势。且位处于省会之间，出郭不数武，而澄泓一鉴，瞭人须眉。苍翠数峰，围我几席，举目便可收两峰、三竺、南屏、孤屿之奇，随棹即可跻六桥、十锦、湖心、花港之胜。” 西湖以其近城而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性，市民大多居住在城内，闲暇之时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便可饱览湖光山色。杭州的商业化发展带来了和苏州同样的问题，城内逼仄的空间无法满足市民的审美需求，而花费大量的时间远游对于市民而言又是不现实的。西湖绝佳的地理位置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与杭州城一起实现了商业和休闲、市井与山林的互补。

西湖在地理上与杭州城近，它的精神品格也就和真正的山林不同。西湖的自然山水已是高度人工化和商业化的山水，它为杭州市民提供了接近自然的机会，却也因此被削减了自然的成色。明末清初的小说集《豆棚闲话》中有段议论：“天下的湖陂草荡，为储蓄那万山之水，处处年年，却生长许多食物东西，或鱼虾、菱芡、草柴、药材之类，就近的贫穷百姓靠他衣食着活。唯有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两峰三竺高插云端；

里外六桥，掩映桃柳；庵观寺院及绕山静室，却有千余；酒楼台榭，比邻相接；画船箫鼓，昼夜无休。无论外路来的客商、仕宦，到此处定要破费些花酒之资。那本地不务本业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内嫖赌荡费多多少少。一个杭州地方见得如花似锦，家家都是空虚。究其原来，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无不破费几贯钱钞。” 在明清时期，西湖虽是名胜，商业氛围却已相当浓厚，酒楼台榭比邻相接，画船箫鼓昼夜无休，唯其山明水秀、风景优美，更能吸引本地和外地的游客前来消费。商业与休闲相互弥补、相得益彰。西湖的个性因其贴近城市，在明清城市发展进程中，也愈加商业化和市井化了。

西湖和杭州城因此结成一种无法相互割离的关系，杭州城需要西湖来缓解其城市发展带来的人口和空间问题，西湖则因为接近这个省会而得以成为宇内佳山水的典范。在明代，无论是谈及西湖还是杭州，说的实际上都是二者的结合体而无法将它们单独割裂开来。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的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叙》中说：“客又病予此书名系西湖，而旁及城市，核实不符。予则以为西湖者，南北两山之秀液也；南北两山者，西湖之护沙也；滋灵酿淑，条贯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别委，则西湖之全体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写西湖也。” 田汝成的书是一本关于西湖的志，旁及周围的山脉和城内胜迹，在他看来西湖之全体应是包括周边山脉和城市的。这种湖山一体的观点在明代应该较有代表性，大约同时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中则用堪舆的观点论述了西湖和杭州城的这种关系：“吾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予尝往来于中，戏语人曰：‘此湖四山围合，东逼于城，有能填湖作地，开移城郭，面江背山，以城中为明堂，皋亭、五云为其左右，真帝王之居也。’” 填湖作地的构想过于异想天开，只能是一时“戏语”罢了，但作者的描述真实体现了西湖和杭州城被四山围合、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状态。

扬州的景观并不像苏、杭那样出众，唯城西北的蜀冈和保障湖是为名胜，“广陵地处江、淮之介，平原 迤，无高山深谷、潀流急湍以供揽撷。独城北蜀冈，踞一郡之胜，凭眺昇、润二州诸山，浮青渲碧，历历眉际。” 明清时期，蜀冈、保障湖和扬州城形成一条狭长地带，市民多由城北的镇淮门出，或乘舟或步行，徜徉其间。明中期以后，扬州成为盐商聚集之地，商业气氛弥漫全城，并渗透到游赏活动的过程中。张岱曾记载扬州一次节日的出游盛况：

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席地饮胙。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袨服缛川。随有货郎，路旁摆设骨董古玩并小儿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铺衵衫半臂、纱裙汗帨、铜炉锡注、瓷瓯漆奁，及肩彘鲜鱼、秋梨福桔之属，呼朋引类，以钱掷地，谓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谓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处，人环观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

在张岱的记述中，扬州清明祭祖的风俗几乎已被商业化的活动代替，祭祖仪式原本的意义被替换成难得出游的愉悦和狂欢。在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和平山堂一带，聚集了瞄准商机的各色人等和各种商品，四方流寓、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与好事之徒无不咸集。张岱以《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景物”来形容，如果不是对这些活动的背景有所了解，读者确实会以为这些场景发生在城内而不是城外。至少在晚明，商业化的扬州已将市井扩展到了城郊的山林，但这种景象更多的是在节日期间发生，城内的居民往往只在节庆才有闲暇出游，据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像清明这样的传统节日会演变成走马放鹰、斗鸡蹴鞠的集体狂欢。张岱将扬州清明日的景象与西湖、秦淮和虎丘相比，并说扬州的独特之处在于“舒长且三十里”，则扬州城内外结合的幅员甚至超过了苏、杭。无论如何，明代扬州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扩张已将蜀冈、保障湖这样的名胜之地纳入自己的范围，使平山堂、天宁寺、古渡桥这样的景点成为扬州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纾解城市居民日益紧张的城市生活的社会功能。

在明清，杭州西湖、苏州虎丘、扬州平山堂等都已是极受欢迎的风景名胜，这意味着江南城市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社交和审美风尚的改变。江南城市化和商业化的扩张导致景观被缩减到少数几个地带，市民或者游者则形成定期出游的习惯。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由于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而被压缩与弱化，“风景名胜”的形成其实意味着自然被不断蚕食，最终只剩下少数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景观承担其社会功能。市民或者游者已不能时时享受自然美景，他们大多居住在商业化氛围浓厚、空间狭小蹇迫的城内，只能定期（大多是节庆）前往城外的名胜之地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一处景点能否获得市民的青睐，虽离不开其本身要有优异的审美素质，但更取决于它和城市的距离及其便利性。如苏州的虎丘和扬州的平山堂，“两处均非摄人心魄之景致，但两者都是以画舫乐舞为特征的户外社交活动之所；两者都位于市中心周边，与城市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休闲地带的发展看来已经由兴旺的商业所驱动。由于苏州在明朝中后期十分繁荣，虎丘开始成为自然景点，而平山堂在18世纪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

商业活动不仅使明代江南城市扩展到了城墙外，也使城内空间发生了改变。苏州城大约从成化之后经济复苏，位于城西的阊门、胥门因近傍运河之便而成为商业发展的中心。成于嘉靖初年的《吴邑志》云：“运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此河自阊门北马头抵胥门馆驿，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栉比，而西岸尤盛。……凡此河中，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官舲钲鼓，昼夜不绝，绮罗箫管，游泛无禁。” 新的商业中心的兴起使苏州城市的发展向西偏移。嘉靖吴知县曹自守在《吴县城图说》中说：“苏城横五里，纵七里，周环则四十有五里。卧龙街东隶长洲，而西则吴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地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 城内景观的变化往往和商业中心的转移有关。在苏州，随着商业中心向城西转移，公署宦室、行旅商贾也多聚居于西，城西呈现人口稠密、楼肆林立的景象，而城东的空间则略为宽裕，其中东南部又以远离市廛而较为空旷，“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各分元亨利贞，以统部居民，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 。城市空间的功能也出现了调整和分化，据顾炎武《肇域志》记载，苏州城内“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 。城北的阊、胥一带成为商业大码头，而平民则聚居东部，多以丝织业为生，尤其是东北部栖居着大量机户；商贾仕宦、缙绅大夫则更倾向于在城西北部择居。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城市景观也相应发生改变，苏州城西北成为城市精英的聚居地，他们在此筑庐营墅、治园理亭，使阊门一带楼台馆阁愈益精美，连同城外的七里山塘和虎丘，成为明清时期苏州最具吸引力的名胜景观。

扬州的情况和苏州类似，新兴的商业经济对城市公共景观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新经济和旧传统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扬州这里体现得更为鲜明。明代的扬州有新旧二城，旧城是元末明军攻占扬州后驻守扬州的张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而截城西南隅为之，也就是说，元末明初的扬州城只是宋代大城的西南隅。明成祖迁都之后，扬州以近运河之便而得到恢复与发展，特别是明代对两淮盐业的改革使扬州成为盐业中心，天下鹾商云集扬州，扬州的经济也步入繁荣昌盛的阶段。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使扬州旧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新来的移民逐渐选择靠近运河的旧城东南方向卜居。嘉靖年间，扬州屡受倭寇的荼毒，扬州新城的营建遂提上日程。嘉靖三十五年（1556），扬州新城开始修建，起旧城东南角楼至东北角楼，形成看似一城、实则两城的格局。扬州新城的建造，其直接目的是抵御倭寇的侵犯，但也是城市经济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扬州新城建造之后，其城市空间的分化变得明显起来。旧城是传统的行政中心，为府署、府学、县学等的所在地，而新城则多为鹾商聚居之处。新旧城之间的生活风俗也因此有所不同，旧城多为缙绅之家，多历史文化古迹，而新城则尽是富商大贾，崇尚奢靡。作为新移民的鹾商以其庞大的财力在新城兴建园亭楼阁，使新城的城市景观和旧城的差距逐渐缩小。对于明代中后期到扬州的游客来说，新城奢华精美的景观和旧城具有历史文化意味的景观一样富于吸引力。

综合以上材料和分析，有三点需要再强调一下：第一，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普遍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商业的复兴乃至繁荣是其中最重要的促动因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城乡一体化的现象变得愈发明显，不但从行政规划和地理区域上改变了原有的城乡格局和景观风貌，而且培养了适应市民阶层生活习惯的感知方式和审美观念；第二，明代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带来了城市内部和外部空间的重构，在商业气息无处不在的影响之下，景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及其便利性变得无比重要，这意味着明代江南地区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然需要根据与这种城市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维系自身，如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和扬州平山堂等景观能够成为名胜并始终不减热度，正是依赖于明代中叶以后愈发商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氛围，但日趋集中化和定型化的风景名胜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整体的自然在明代江南地区的收缩与退化；第三，作为相应的一个结果，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形成了颇具现代意味的城市审美文化，市民大多居住在城市，在特定的时日前往城外山林游赏，城外景点特别是那些名胜之地因大量市民游客的涌入而导致观赏质量的下降，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又往往使城外景点几乎成为城内生活的延续，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风气的繁盛和旅游人数的激增。在商业化最发达的一些江南城市，旅游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发挥着调剂日趋紧张的城市生活的社会功能。

明清时代的所谓“市民”，童书业先生认为主要由新兴手工业者、商人、杂职业者、都市贫民、城市富人构成。 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成为江南城市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主体，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名胜、公共景观、休闲场所中，市民阶层都构成了极为引人注目的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传统思想中，文化资源为文人士大夫所掌握，他们拥有无可置疑的审美裁决力，面对市民阶层的兴起和社会身份的日渐模糊，传统文人的思想文化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明代江南地区的城市生活中，特别在围绕着公共景观而展开的各种城市游赏活动中，文人士大夫和市民阶层之间发生了何种有趣的遭遇？传统文人观念又怎样面对来自市民阶层的挑战并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审美文化呢？ ywG5gD9kyMHvnN0Jduxd47IwgVWtw2GvQFL6kfskvcngqDqg4wWIST0odwSSWs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