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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自道光中叶以后，地理之学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在梁启超看来，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既可以视为“新地志之嚆矢”，又可以视为晚清地理学重心转移的开始。
地理之学的重心变化促成了清代环境观的转型，《四洲志》的出版也可视为晚清环境观转型的开端。作为晚清时期翻译的首部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不仅为中国了解世界的地理与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窗口，而且也导引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更重要的是它为晚清的环境观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在此之后，我国的开明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开眼看世界”的思潮，深入地介绍西方的各种历史地理情况，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统计，从林则徐组织人翻译《四洲志》起到1861年洋务运动兴起止，短短20年间，中国人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之多。
这些著作的问世有力地推进了环境观转型的进程。基于晚清环境观的历史转型，晚清的环境审美观也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质，晚清环境审美的时代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天下观的瓦解、新的世界观念的成形、环境安居问题的凸显、工商业城市环境审美思想的形成。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清代后期环境观与环境审美思想的变化，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内在的关系，其变化的内在逻辑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与时代的地基之中。而且这种环境观与环境审美思想的变化在明清之际已现端倪，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观念剧烈动荡的时代，古代学术思想的动摇、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的渗入，这不仅给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呈现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舞台，而且，他们力图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新时代的思想锋芒。基于此，华夷之辨在明清之际已然松动。虽然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无法冲破“夷夏之大防”的思想牢笼，但当他们在客观地审视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状时，作为启蒙者，他们又不受狭隘的民族意识所牵绊，坦然承认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先进之处，并且力图效仿。顾炎武在将其宽广的历史视野投向少数民族时就开始抛弃传统“华夏观”的环境偏见：“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契丹部落之所以能“虎视四方”，主要是由于他们能安守于原有朴素的风俗习惯，专心于辛苦劳作，而且“不见纷华异物而迁”，因之他们能够做到每家每户能丰衣足食；而燕蓟之地，陷入契丹百年，而“民亡南顾心者”，因为“契丹之法简易”，“科役不烦故也”。
甚至严守“华夷之分”的王夫之，在时代思想的影响下，十分认真地考察了夏夷之优劣，并且认为中原地区虽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比四夷有领先之处，但两者在文化与文明的高下之分是可以因时因地而变迁的。
虽然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开眼看世界”的引领，自1840年至1861年间，我国的文人与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世界地理大势，并在此期间写出了22部以上的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而且从环境安居的角度，文人学者们的环境观也随着世界地理知识的接受而逐步改变，但这种对于世界地理形势的了解意识是出于外力的压迫而产生的。因而当面临中西方文化冲突时，尤其当这种环境观的转型冲击着传统天下观与夷夏观时，我国文人学者就会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惰性。而当这种惰性传递到国家层面上，就会产生一种国家制度在应对环境观转型时滞后的惰性。由于这种惰性的产生，当中西方文化产生剧烈冲突时，人们就会在与西方的被动交流中产生许多的误解与错误的观念。英国在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与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赴华交流时，我国的官员在不解世界形势，尤其是英国当时在世界的实力的情况下，单方面强迫这两个使者接受清帝国的繁琐礼仪。在我国与西方通商的初期，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人极度需要我国的丝、茶与大黄等货物，并且认为茶与大黄等货物涉及西方人的生死。虽然魏源等人已经指出，西方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主要是由于茶叶的味道十分好，并不涉及人的生死问题，但这种关于茶叶与大黄等货物重要性的错误观念依然十分流行，而且这种错误观念甚至影响林则徐对于中外通商的看法。上述误解与错误观念形成完全基于中西方文化冲突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与制度的惰性。在1840年至1861年间，这种思想与制度的惰性使得人们并不重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没有在全国形成一种“开眼看世界”的时代紧迫感。基于上述局面，晚清环境观的转型完成必须依赖文化观念上的转型。
1860年以后，随着环境观的逐步改变，传统的天下观与华夷观念也逐步开始消解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提到，在处理中西方关系时，一些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表明了我国对西方理解的深入。19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使用“夷务”这一词来指称与西方有关的事务，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夷务”被“洋务”或“西学”所替代，19世纪90年代，“夷务”这一词进一步被“新学”取代。
这种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表现了传统华夏观的逐步消解，“夷务”术语的提出代表着一种传统华夏文明对四夷文明的优越性，仍然体现了一种没有突破传统天下观视野的世界观，并且其中包含着一种贬义；而“洋务”或“西学”术语的提出则代表世界观已然开始突破传统的天下观，从而可以从一种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与西方有关的事务；而“新学”术语的产生则表明人们对于西方文明持一种赞赏的态度。
“夷”在传统语境中是用来指称相对于中原而言的四边少数民族的一个术语，且含有浓重的鄙视之义。而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指称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方人也被纳入到“夷”的范围，并且被视为在文化上未开发的民族。因之，与西方有关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用“夷”来作为定语，如西方人船舶被统一称为“夷船”，西方在我国进行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为“夷商”，西方使用的各种语言被统称为“夷语”，西方在中国的租界被称为“夷场”。在《航海述奇》中，张德彝就上海人称上海租界为“夷场”有具体的记录：“（新北门）门外原系荒野，一望苍茫，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迩来十余年，屋瓦鳞鳞，几无隙地，土人名其地曰‘夷场’。”
将租界称为“夷场”，正是“华尊夷卑”之传统观念的产物，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睥睨傲视的意态是非常明显的”
。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世界的不断了解，当时开明的思想家已然使用“洋”取代“夷”来指代西方。
在传统夷夏观的消解过程中，开明思想家进一步消解传统天下观。王韬在《华夷辨》中对传统“内华外夷”“华尊夷卑”的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在此，他认为，华夷之分的标准应为是否有“礼”的存在，而由此观之，将西方民族视为“夷”就没有了合理性，因为从事实来看，西方民族不仅有自己的“礼”，而且十分发达。
在《校邠庐抗议》中，冯桂芬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从“人无弃才”“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几个层面具体分析我国不如西方国家。
冯桂芬十分明确地将东周与当时的世界进行比较，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多的诸侯国在我国并立，这种情形与19世纪世界各国并立的情况完全可以类比。在这种类比中，冯桂芬其实想暗示我国在19世纪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在事实上也不是，我国只是世界各国的一分子，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类比构建的是一种平等语境，在平等语境中，人们可以在当时放弃传统的“天下观”，从而将我国纳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之中。郑观应则对传统“天下观”进行了直接的批评：“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
在此，他认为，地球作为一个圆体的存在，无所谓中心与边缘，因而不必强分夷夏。如果依据传统天下观强分中心与边缘，我国就会故步自封，在飞速发展的世界中失去应有的位置。
传统天下观的瓦解不仅为晚清环境审美观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在环境审美的地理视域与文化视野的拓展中促进了晚清环境审美转型的发展。
随着传统天下观的动摇与瓦解，中国中心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逐步消解，这种中国中心观念的消解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论的解体，然后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论的解体。随着中国中心论的解体，并在“国家”的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新的世界观念也在逐步地形成。而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近代世界观的形成，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必须从我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中挣脱出来；从地理意义上说，新的世界观必须承认世界各国的多元存在，我国只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不是世界各国的中心所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我国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而从文化意义上说，新的世界观必须破除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事实中体认西方文明的价值与地位。
基于此，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中国中心观的解体的基础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已经开始解体。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论述的一样：英国的入侵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统治者的权威，从而使得古老的天朝来到了人间，从而迫使古老的天朝帝国与崭新的世界进行接触。天朝帝国保存下来的首要条件就是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当这种隔绝的状态在英国入侵的暴力下被完全打破之后，天朝帝国的解体就势在必行了。
马克思在此提到的解体其实就是中国中心论的解体，这种解体不仅体现在地理意义上，也体现在文化意义上。因为我国传统的天下观不仅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地理观念，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观念。这种传统的天下观来源于夏商周时期，其思想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禹贡》之中。据《禹贡》记载，中心之国位于天下的中央，围绕中心之国的就是甸、侯、绥、要、荒五服之地，从中心之国往外延伸，越是边远之地文化就越为低下。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到了秦汉唐宋，天下的图景就逐步演化为中国居中，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分列东南西北四方围绕中国。由此可见，在传统天下图景或世界图景的建构过程中，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从地理位置来说就是天下或世界的中心，所处地域的文明也是最为发达的，于是天下就如同一个棋盘或者是一个回字形的结构，由中心位置逐步向四边偏远地方延伸与发展。地理位置离中心越远的地方就越荒芜，文明的程度也就越低。
这种天下观就固化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天下的范围越来越大，但其基本的结构是不可改变的。
其实，在1840年以前，这种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在明末清初之际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冲击，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当时西学的输入依然无法打破中国中心论，从而也就无法形成新世界观念。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天文地理学知识的传入，给我国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天下观的世界地理知识。晚明时期，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给我国带来了“地圆说”、地球五带划分、南北半球等崭新的世界自然地理知识，而且也让当时的中国人了解了五大洲的概念与当时世界各国并立的状态。最为重要的是，在利玛窦所展示的地图中，我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只是在地图最东的边缘地带。
这就表明，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当时世界诸多国家中的一个。接下来，艾儒略的《职方外记》《西方问答》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等自然地理书籍及地图，进一步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自然地理情况。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天下观的根深蒂固，西方天文地理知识的传入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知识界，当时的知识界对于新知识基本上不予采纳，有的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有的人则以傲慢的态度加以嘲笑，有的人甚至以一种闭目塞听的方式加以粗暴地拒绝。
直到1840年之后，有关世界的自然地理知识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从而，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开始出现解体的状态。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启超相关的历史地理著述，都在传统中国中心论的解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介绍世界地理情况与近代地理学思想的书籍，不仅在晚清时期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且也有效地促使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将视野延伸到传统的空间与文化体系之外，关注异质的地理空间与文化体系，从而在推动传统中国中心观念解体的同时，促进了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在此种意义上看，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从地理意义消解中国居中的意识。魏源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著书只论及九州之内之事，而对于塞外诸藩、荒外诸服则言之不详，而且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当时世界的情况，“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因此，魏源认为，想要制驭外夷，就必须了解与熟悉外国的情况，而要了解与熟悉相关的夷情，就必须“先立驿馆，翻夷书”
。外国人来到广东，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购买中国书籍将之翻译为夷文，因而能够深入地了解我国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假如我国也设译馆于广东，专门翻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外国的情况一旦被我们十分深入地掌握之后，我国在御敌时就能有的放矢。因此，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收集世界各国的有关情况，编成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他指出，《海国图志》与前人所著的海图之书的主要差异在于，前人之书是中土人谈论西洋，而他所编著的《海国图志》志在以西洋谈西洋。因此，他在介绍西洋各国情况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于外国资料的征引，而且他还亲自询问英军的俘虏，并将得来的资料收入书中，这就增加了书中资料的可信度。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征引了古今中外的资料将近百种，相对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自然地理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的政治、历史、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介绍。更为重要的是，在《海国图志》中，通过对地心说、地圆说、地动说的了解与接受，魏源对我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颠覆，并在此基础上，对建立在天圆地方观念上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居中理念进行了有效的修正与批判。从地理意义上而言，圆形的地球表面上并不存在中心之说，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浑沦一球，原无上下”
，在地球内，我们所看到凡是脚站立的地方为下，而头所向的地方为上，据此，地球作为圆形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中之国”。而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各大宗教都将其宗教集中传播之地作为中心之国，佛教的经典认为，佛必降生于大地之中，因此，佛教以印度为中国，而地球的其他地方都为边远之地；而西方的天主教以天主降生之地德亚为中国，“回教”也以其教主所降生的天方国为中国。而为何古人将我们所生存的“震旦”视为“中国”，其主要的原因是震旦正处于温带，其四序和平，因此，自古以震旦为中国，并不是它处于地球的中心位置，而是指其天时位于热寒两带的中间位置。
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勾勒了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不仅相对系统地介绍了地球的形状、经纬度划分等相关知识，而且也介绍了近八十个国家与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及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确地指出，我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虽然是一个大国，但顶多也只是亚细亚的一个大国。他认为，大地之土都围绕着北冰海而生，并且分为东西两个大的部分，东半部分按泰西人划分为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三个部分，而西半部分则为亚墨利加。亚细亚在四土中面积最大，而我国位于亚细亚的东南区域，由此可见，经由对世界自然地理的介绍，徐继畬为当时的人们描述了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
另一方面体现在从文化意义上消解文化占优的意识。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从世界的视野入手，对于世界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行了新的解释。魏源认可玛吉士的文明观，他在《玛吉士〈地球总论〉》中认为，天下万国之人可以分为下、中、上三等。下等之人完全不知有“文义学问”，他们只从事渔猎，并且在四处游牧；中等之人可以“习文字，定法制，立国家”，但其见识浅薄，无深远之虑；而上等之人则熟习学问，修立道德，对于经典法度没有不通晓的，和平时期则“交接邦国，礼义相待”，受到侵犯时则“捍御仇敌，保护国家”。由此可见，经由对玛吉士文明观的吸收，他通过世界文明发展的事实，确立了一种新的文明等级的划分标准。而以此新的标准来衡量，我国与西洋各国实际上处于同一文明等级之中。在此基础上，他对于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行了新的解读，以蛮狄、羌夷视之的人类，专指不知王化、残虐性情之民，他们就像禽兽一样，因此，先王将之视为夷狄。由此可见，夷狄并不是指我国之外的教化之民。从上可知，魏源既然认为西洋各国与我国处于同等文明层级之中，而夷狄特指未知王化之民，因此，有教化的西洋之国就不在夷狄的范围之内。而且，他认为，从西洋而来之民中不乏明理行义之人，他们上通天文，下晓地理，通彻物情，通古知今，可以称得上“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不可以夷狄视之。正因为如此，魏源认为，我国之民不能“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应以世界视野去体察墙外之天、舟外之地，形成天下一家的新观念。
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从文明历史发生的角度切入，分析了亚欧美非四洲在古代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产生，巴比伦作为西方第一国，与我国的虞舜同期，产生了发达的文明，而在我国夏代文明出现的同时，地中海及西亚地区也产生了如希腊、波斯、犹太等文明，我国周代时期，欧洲出现了罗马文明。与此同时，他认为，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产生具有其内在的独立性，在文明内部又有其各自的价值标准，而且这些价值观念标准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指出，英吉利的文明并没有和我国一样具有叩拜君王的礼仪，但也是文明之邦。而当世界发展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文明在世界各地依然发展，西洋国家并不是蛮夷之国，其文化发达程度并不在清朝之下，法国的巴黎作为欧罗巴第一繁华城市，城内建有大型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抄本书七万册，允许欧罗巴各地游学之士住院借读。其繁术院作为各项艺术的师法之地，其中包括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等技艺。
而论及米利坚合众国，其国位于北亚墨利加，南、北墨利加广袤绵延数万里，但其精华所在就是米利坚合众国，其天时之正、土脉之腴，与我国没有多少差异。其制度不设王侯之制，没有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形成了古今未有之局面。其国“好讲学业，处处设书院”，其士类分为三等，一类称为学问，专门研究天文地理，一类称为医药，专门主管治病，一类称为刑名，专门主管讼狱。
。
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节节失利，晚清知识分子虽然一方面还沉湎于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的文化神话之中，但另一方面，他们已然意识到技艺不如夷的惨痛事实。王韬在《变法》中指出：“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
此段论述代表了1894年以前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一种新的认知，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念中，中国中心观念进一步被消解，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地将我国纳入到世界的整体格局之中，并将我国视为世界各国的一员，而且他们也承认欧洲各个大国可以作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应当成为我国学习的对象。
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中心论的观念得到了根本性的摧毁。正如美国学者孙隆基所言的一样：“天朝残剩的自满自得心理，在甲午战争败绩后，已荡然无存。它所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一个扩大了的世界重新放置中国。”
20世纪初，梁启超将地理与文化的视野结合起来，进一步对中国中心论进行颠覆，从而真正地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念。在地理视野与文化视野结合的基础上，梁启超从文化地理学的层面考察了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新的世界观念在他的学术思考中正式成形。
综言之，随着传统天下观的动摇与瓦解，中国中心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也逐步解体，在“国家”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新的世界观念也得以确立。
随着世界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晚清时代的人们开始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我国环境安居的问题，将中外关系的问题置于世界地理与政治大势的视野之中进行新的考察，已然意识到国家周边环境面临的危险，并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地探析了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环境隐患。
魏源与徐继畬都意识到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中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指出，南洋诸岛国与我国东南相连，印度与西藏毗邻，这些地方在汉代以后明代以前都是“弱小藩部”，都要朝贡我国，但如今都成为欧罗巴各国进入亚洲的码头，这可以称得上“古今一大变局”。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指出，自明代开始，我国的气运就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这就意味着，明代成为我国国运盛衰的一个转折点。明代以前，无论是一统之世，还是偏隅割据时代，南洋各国的朝贡都络绎不绝，但明代以后，尤其到了清代，朝贡我国的南洋诸国成为西方各国的殖民之地，欧洲各国东来之船“遇岸争岸，遇洲据洲”，并建立城埠，设置兵防，于是，南洋诸国的要害之地都已经全部成为西洋之都会。这已经标志着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人们逐步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晚清的有识之士感受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必然会给我国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梁廷枬在《海国四说》中提到，西方国家唯利是图，只要有“锱铢之末”的利益，他们就会不畏艰险，跋涉数万里，寻求国家的经济扩张。
在该书中，梁廷枬集中关注了英国的情况，英国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其统治者与平民合力谋求最大的利润，并“谋无弗至”，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中外关系的变化给我国安全带来的巨大隐患，他集中关注了英国对于我国的威胁，他认为英国不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掠夺，而且也对别国进行军事占领，英国船舶所到之国，如果守御不严，英国就会以大兵压境，攻破其国家的防线，“或降服为属藩，或夺踞为分国”
。并且认为，英国当时如此强大，主要是由于英国在世界各地掠夺了大量的殖民地。姚莹在《识小录》《东槎纪事》《康輶纪行》等地理著作中关注了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威胁。《识小录》写于鸦片战争之前，在《康輶纪行》的自序中，姚莹说明了自己著述此书的目的：“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
该书的卷四重点讨论了西北的史地情况，集中描述了与我国北方接壤的俄罗斯和与西藏接壤的廓尔喀（尼泊尔），同时也提及了欧洲的一些国家，由此可见，当时在东南沿海任职的姚莹已经意识到西方国家对我国边疆的威胁。《东槎纪事》写于他第一次任职台湾期间，在该书中，他意识到“夷情叵测”，虽然诸夷最初的意图不过是售卖鸦片，但随着他们对于海道的熟悉，再加上他们看到我国“海防之疏，水师之懦”
，他们就会有不轨之心，这样我国今后的安全就无法保证。而在《康輶纪行》中，姚莹已经开始自觉地从环境安居的角度来考察中外关系之间的新变化，从而以全新的世界眼光来考察我国边疆形势及其与世界形势之间的内在关系。他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西藏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并对其与西藏的地理位置关系进行了一一梳理。他认识到西藏之西为古天竺国，即今天的印度，西藏之南为廓尔喀，即今天的尼泊尔，哲孟雄为今天印度的锡金邦，其地域小并且十分畏惧英国控制下的披楞地区（东印度地区）。在经过对廓尔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哲孟雄等国家或地区情况的深入了解之后，他已然意识到英国对我国西藏地区的觊觎之心。他经过对英国侵略意图的深入分析后认为，英国在控制了印度与孟加拉之后，必然会尽力占据廓尔喀和哲孟雄，并以此为跳板，实现侵占我国西藏的目的，“道光十九年……其时英吉利……欲谋并廓尔喀，以窥西藏矣”
。当时英国占领印度后，廓尔喀感到十分危险，请求我国支援其对抗英国，但清政府由于对国际形势不了解而拒绝与廓尔喀合作抗英，这就造成了英国对西藏周边国家与地区的进攻渗透。而且，他在《〈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中进一步分析了英国为何可以对西藏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形成威胁，“先是哲孟雄与披楞隔界有大山，甚险阻，无路，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
，而抵达西藏后，英国就可以进入四川，沿长江而下，对我国的整体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除了重点关注英国对我国的威胁处，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关注了俄罗斯对于我国北部边疆的威胁。对于俄罗斯的关注，最早始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他就从《澳门新闻报》等报刊或杂志中大量地选译了有关俄罗斯情况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当时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军事力量。但当时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所有介绍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只是从客观的角度对俄罗斯的地理及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并将之作为世界地理情况介绍的一个部分。林则徐被贬伊犁之后，他在新疆的三年，正是俄罗斯对我国伊犁河流域进行侵占的时期，他对于俄罗斯的威胁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当他从新疆回到内地时，有人就和他说，英国对我国安全的危害没有止境，但林则徐的回答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认为，英国的威胁不足为虑，只不过是以鸦片和奇巧之物掠夺我国的钱财而已，而且即使英国前来攻打我国，只能由海路进行攻击，存在很多的困难，只要我国“善守海口”，英国就无计可施，但俄罗斯就不一样，因为俄罗斯日渐强大，其“所规画布置，志实不小”，并且，俄罗斯可以从西北包抄我国边境，也可以从南边的云南入侵我国，这两处都是可以从陆路进入我国，实在是防不胜防，“将来必成大患”
。虽然，林则徐对于英国的威胁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但他对于俄罗斯威胁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他已经预感到俄罗斯最终将成为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但非常可惜的是，魏源、徐继畬与龚自珍在研究世界地理的时候虽然已经注意到俄罗斯的侵略扩张，但没有能清晰地意识到俄罗斯的扩张对于我国国土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而且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要加强西北地区的边防建设，甚至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立行省来稳定西北，将西北作为我国的后方基地，但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浩罕、布鲁特等西域小国在新疆引发的叛乱，而不是俄罗斯的侵略扩张。甚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在鸦片战争中与俄国结盟来对抗英国，从而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
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与德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分析了德国强大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提及了日本强大的原因在于日本对于西方各个层面的学习，而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详细地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措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此同时，更多的人意识到日本强大之后对于我国安全形成的巨大威胁，黄遵宪就十分直接地指出：“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
薛福成为姚文栋的《日本国志》作序时指出，日本自同治初年以来，由于学习西方之法，军政、商务、铁路、枪炮及其机器制造十分发达，有蔑视中国之意；在此基础上，日本灭琉球、窥朝鲜、骚扰我国台湾地区，而且他还听说日本水陆士兵都备有我国地图，知晓我国地势的险要之处。
与此同时，薛福成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作序时指出，日本与我国之间的关系或因为同壤而为世仇，就像吴越互相倾轧之态势，或因为同盟而呈现为唇亡齿寒之格局，就像吴蜀互相援助之态势，但最终会出现何种局面，只能在时代与形势的变迁中才能得以确认，“时变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不敢悬揣”。
针对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晚清知识分子在分析中外关系的同时提出一系列相应的解决方略。魏源、徐继畬十分注意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变化中寻求解决我国安全受到威胁的办法。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次提及越南抗击外敌成功的案例，并力图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从越南两次重创外夷令其片帆不返的战斗中，魏源指出，越南之所以能成功拒敌，主要的原因在于将敌人诱入内河对其进行围攻，因此，他认为，我国在拒外夷时也应当合理地利用内河作战的优势，而不应当完全依靠被动的海洋防御。
他在总结缅甸与越南抗击外夷的经验时指出，“观于缅栅之足拒夷兵，而知我之所以守，观于安南札船之足慑夷艇，则知我之所以攻”
。从缅甸对夷兵的防守中，我们应当知晓正确的防御之法，而从越南通过轧船战胜夷艇的经验中，我们应当知晓如何进行正确的攻击。从上可知，通过对缅甸与越南等国战胜外夷的经验总结，魏源认为，我国在抗击外夷时应当正确地采用攻守之法，充分利用自身的内在优势，在扬长避短中狙击敌人。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从当时非洲、欧洲，尤其是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与地区的具体情况分析入手，十分明确地指出，为了在西方国家入侵的不利局面中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身做起，做到奋发图强。他在《瀛环志略》的卷三与卷五中对印度的沦陷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记述，欧洲各国入侵印度，始于明代中叶，最早为葡萄牙，然后就是荷兰、英吉利，这些国家都以重金从印度海滨购得土地，建立码头，但当时的印度人完全没有察觉这种行为的危害性，也没有奋发图强地壮大自身。因此当英国养锐蓄谋，全力一击时，印度就拉枯折朽沦亡了。
与此同时，通过对苏禄与瑞典等国情况的记述，他指出，不管国家多么弱小与贫穷，只要有坚定的抗战御敌之心、奋发图强之意，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记述东南亚各国的抗争中，他对于苏禄国的抗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苏禄本为南洋小岛之国，但当面对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之时，奋力抗敌，最终数百年来能安然自保。
而欧洲的瑞典在欧洲各国之中最为贫瘠，其国所在之地为苦寒之地，但能奋发自保，没有为强邻所兼并，成为北欧的强国。
在《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中，姚莹就我国与英国的客观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海外诸国无不震惊而尊之如此”，而英国四周都有强敌环伺，如法国、美国、印度、俄罗斯都是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对其造成威胁，“被之患在肘腋，实有旦夕之虞”
，一旦我们了解其虚实要害之处，就能正确地制定防御方略，从而战而胜之。由此可见，姚莹通过对中英双方情况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在抗击英国的过程中应当知己知彼，合理利用我国的有利条件，从而制定合理的防御方案。
而何如璋与薛福成从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例中不仅看到了我国自强的急迫性，而且也力图从其中找寻我国自强的信心与合理的途径。在《使东述略》中，何如璋认为，我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人口数量众多，有自强自立的坚实基础，而目前正是不可不自强之时，因此，不可“拘成见，务苟安”，而应当从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与理念，抓紧时机奋发自强，如果错失此等良机，不仅“海外之争无与我事”
，而且国家的安全问题也岌岌可危。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指出，我国地广民众，其自强之势难道还不如英俄等国？只要奋起直追，其自强之势必能凌驾于英俄之上。“区区日本，尚知力图振兴”
，因此，我国就更应当寻求自强之谋，而且这种自强的谋划迫在眉睫。如果不自强，则国家的安全就面临十分严重的局面。而应当如何实现自强的目标呢？在薛福成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向西方学习，并且他认为，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趋势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是“宇宙之大势使然”
。在这种认识的引领下，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认为西学不必学也不可学的保守态度，并指出这种保守的态度是见识不广造成的。
综上所述，在世界意识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晚清思想家将我国置于列国并争的世界关系中重构世界图景，并在总结世界各国兴衰变化的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厘清我国面临的环境危机。与此同时，他们从环境安居的角度强调应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力图实现我国的自强自立，从而解决我国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
随着传统天下观、夷夏之防的打破，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开眼看世界开始，传统的农业文明审美观开始打破，新兴的工业文明审美观正在形成。
在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开始对西方文明与新兴的工商业城市环境进行合理的审美。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表达了对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城市环境美的审视，他首先称赞形成城市环境美的各种技术，他指出，欧洲各国擅长制造各种机器，精巧的程度令人不可思议；虽然火器是由中国首创，但欧洲各国加以模仿制作，其火器更加精妙；造船技术尤其擅长，船上的各种“篷索器具”，制作精良，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其测量海道的技术也十分发达，在测量过程中，在海道各处标注其深浅，达到了十分精确的程度。
而就具体国家的城市环境而言，徐继畬在论及英国伦敦的城市环境时指出，伦敦的各种建筑高耸宏大，具有令人震撼的气势；其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整个城市中各种商品堆积如山，全世界的商船云集各个港口。与此同时，徐继畬还介绍了美国工商业城市环境的繁荣，城市中“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阗溢”，并且留有空地，空地围以栏杆，在外以树木环之，作为居民的游憩之地；陆地交通铁路、马车、火轮并用，火轮车行速度十分快，一日可行三四百里。
而在1860年以后，清末出国游历之人对西方文明与西方城市景观表现出十分推崇的态度。这些出国游历之人包括外交使节（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与国外旅游者（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在出国游历的记述中，对西方工商业城市环境从审美的角度进行了描述。
从1847年林鍼随美国商人游历美国开始，清末出国游历之人包括清朝政府先后派出的外交使节志刚、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也包括考察外国政治与法律的专使戴鸿慈、载泽等，当然也包括政治流亡人士与旅游者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出国游历之人都先后到过美国与欧洲各国，在他们的出国游记、日记、考察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出国游历之人都对西方工商业城市景观持一种推崇与赞美的态度，表现出对新型城市景观的审美关注。在《西海纪游自序》中，林鍼详细地描述了当时“花旗国”（美国）城市中的新型景观，百丈高的楼房到处林立，“万家之亭榭嵯峨，桅樯错杂”，学校、旅馆、舟车比比皆是，而且排列十分整齐；交易市场中商贾众多，各种“山海之珍”充满市场，博古院中“明灯幻影，彩焕云霄”，城市中的平地喷水，“高出数丈，如天花乱坠”。
斌椿记述他在欧洲初次乘坐火轮车的观感，他指出，火轮车刚刚启动时，缓缓而行，但是接下来就有如奔马不可遏制之势前行，车外的房舍、树木、山冈以不可逼视之态疾驰而过。
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与《使东杂咏》中对日本长崎、神户、大阪、横滨等地区的地理、历史、民俗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介绍，这为后来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提供了许多的素材。在提及长崎城市环境时指出，长崎地区的人们十分注重街道的卫生，其街道均是以石条砌成，时时清扫。而且他对于当时日本各地流行的铁路、火车、电报、邮便等新技术的产品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从文明进步的角度分析了西洋各国不能以夷狄视之的原因，他指出，西洋各国与非洲达和米（达荷美）酋长订立条约，禁止其国贩卖黑奴出口欧洲，而且在杀人祭祀神灵时不得强迫西洋各国的商民前去观看；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英国王宫举行舞会时通宵达旦，如果以我国的礼法视之，这是十分荒诞不经的，但这种舞会很少听说过“越礼犯常”之事。
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提到西方人建造城市园林时的情况，他指出，西方地少人多，因而其地基价值极高，其居住形式多为楼居，高的有八九层，又在地面之下挖掘地穴，作厨房酒房之用。但西方人在建造城市园林时“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在园林中的游赏休息之地，大的周边有十余里，小的周边也有二三里，由此可见，在城市园林的建造过程中，西方人既没有爱惜地面之心，也无苟且迁就之意。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提到，当他抵达法国马赛里时，其眼界顿时开阔，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在法国巴黎，他着重考察了卢浮宫的文化宝藏与当时万国博览会的盛况，所有陈列的东西，都是“凡近耳目所逮”之物，可以称之为天下大观。而到了伦敦之后，他更是考察了火机的妙用，并在《制造精奇》中着重介绍了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光学、气学、化学等为实学，对此推崇备至，但不重视诗赋辞章。而且这些实学的用途可“由小而至大”，通过天文可以知晓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风云雷电从何而来；由地理学可以知晓万物由何而来、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等情况；通过电学可以知晓天地万物何物可以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等等，在通晓水火之力后，西方人发明火机，不仅用于制轮船火车，而且也用于穿山、航海、陶冶、耕织等各种活动之中。
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提到，他初到英国时，详细地记述了轮船、火车、电报的发明，并且已经注意到先进的技术文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明确地指出，英国的富强之路从乾隆嘉庆年间创造火轮舟车开始，而西洋各国的富强也是由于先进技术推动下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他提出，要想振兴商业，必先讲求工艺，此处的工艺其实就是先进的工业技术，其讲求的方法可以从格致为基、机器为辅开始。在此基础上，他认真地分析了西方富强的本原，他指出，西方谋国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安民、养民、教民，而其中养民最为重要，并且从二十一个方面具体探讨了如何养民，而这二十一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说明西方国家如何通过先进的技术文明成果具体发展经济的过程。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于纽约的城市景观极为欣赏与羡慕：“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上述这些描述性的场面表达出从林鍼到梁启超这批出国游历之人对西方城市景观的审美关注。
由上可知，随着传统的天下观与夷夏观念的逐步消解，环境观的转型获得良好的生长空间，世界意识与国家意识才逐步得以确立，从而也为晚清时期新的环境美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