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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环境美学思想作为传统美学思想的总结形态，这种总结性一方面体现在对人地关系的总结性探讨，这种探讨更为关注人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体现在“耕读传家”思想的日趋成熟，从而更为关注文明与生态的内在关系，促成“环境—家园”理念的定型。
自先秦以来，人地关系一直受到关注。《礼记·王制》中提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这是一种强调人地内在关系的早期表达。而唐代刘禹锡则主张“天与人交相用”“还相用”的观念，强调人与环境的内在相关性。这种人地关系的思考发展到清代，在定型与成熟的基础上，更加趋向考察人与环境间的有机联系，注重人与环境内在关系的深入把握。
王夫之十分深入地考察过人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的分析，他认为，正是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原汉民族与中原以外民族之间不同的民族气质、不同的风俗民情：“中国之形如箕，坤维其膺也，山两分而两迤，北自贺兰，东垂于碣石，南自岷山，东垂于五岭，而中为奥区，为神皋焉。”
在此，他认为，从贺兰山到碣石山由北向东的山脉走势为北方的大山脉，从而成为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分界线；从岷山到五岭由南向东的山脉走势为南方的大山脉，从而成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的分界线。王夫之认为，自然地理环境的相同会造就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相同的气质类型，而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如不同的地理形势、气候条件，会对人们的体质、社会活动、民俗风情形成不同的影响，“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
。基于此，他认为，自然地理环境能影响战争胜负的走向、国家的安危兴亡，因之，人类应当深入地了解其生存的地理环境，从而充分地合理利用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的社会活动服务。在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基础上，他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中心之所以在唐宋时由西北向东南进行转移，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影响了西北与东南的地理环境，从而促成了社会经济中心由西北位移到东南的历史格局。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中，顾炎武深入地探讨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不仅分析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贵州与百越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考察，从人与环境内在关系的角度，探讨贵州地区文化不发达的原因在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不足。而且，他也考察了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变化与扩大，自然地理环境也会随之进行改变，这种改变最终促成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位移。此外，顾炎武在探讨都城选址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的历史趋势过程中，考察了天下大势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而出现的变化，“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从人与环境内在关系的历史考察中，他认为，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天下发展的格局也发生改变。
在《广阳杂记》中，刘献廷通过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地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一方面认为，人生活的故乡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成年后的情感构成与风俗习惯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
在此，他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故乡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重要影响，一是满洲掳去的汉人子女老年对于乡音的铭记，二是以自身的经历为例，他虽然在南方生活三十年，适应了南方的饮食起居，但晚年魂牵梦萦的依然是北方的故乡风情。另一方面，刘献廷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的胸怀、性情的陶冶作用：“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与吾辈性情不相浃洽。江西则皆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他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无恨矣。”
他认为，与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相较，大江西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大为迥异，江南的山水与树木虽然甚美，且内在具备一种富贵闺阁的气质，但与其性情不相契合；然而大江西面的山水与树木则大为不同，江西的树木森郁清秀，峰峦高耸挺拔，处处呈现出超然致远的内在风情。即使不能在此定居，也可在此暂居一两年，从而洗涤内心中尘世的污秽，开拓内心的境界追求。此外，刘献廷在探讨人与环境内在关系的同时，还认为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不应止于对环境现象和人与环境关系进行简单描述，更应在此前提下，对于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广阳杂记》中，他对于这种止步简单描述而缺乏规律探寻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
在此，刘献廷提出的“天地之故”正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在《广阳杂记》中，他一方面真实地记载了其观察到的环境现象，另一方面，他更注重从不同地域之间的物候差异入手，分析环境的内在规律。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重点考察了人地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不仅探讨了环境对于战争与天下局势的重要性，而且也重点指出，即使拥有优势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果没有很好的历史条件与优秀的能力素质，自然环境的优势也会荡然无存。他在分析陕西关中的自然地理形势时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酝成天下之大祸。”
在此，顾祖禹认为，陕西关中地区为天下之上游，能够控制天下的走势，所以在陕西关中地区发难，虽然开始时微弱，但必会变大变强，即使不能成为天下之雄，亦能形成席卷天下之势。但陕西关中地区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优势的发挥因时因人而异，三国诸葛亮之才，足以使关中之势发挥作用，但其历史条件不允许；张浚的时代可以发挥关中的优势，而且他也意识到关中的重要性与优势地位，但其能力不足以发挥这种优势。由此可见，顾祖禹在此一方面分析了关中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势与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更强调自然地理环境优势的发挥与历史时机、人的能力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在《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中也明确提出这种思想：“且夫地利亦何常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
函关、剑阁的自然地理优势明显，就函关而言，秦国早期可用之来抵御六国，而后期“拒群盗而不足”，就剑阁而言，诸葛亮以剑阁之险威震天下，而刘禅拥剑阁之险成都亦不可守。由此可见，刻意地追求崇山深谷与名城大都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险，而忽视了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则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势无法体现。此外，顾祖禹从天下地理大势入手，其最终的目的是安居环境的建构，因此，他十分强调河流与湖泊的因时变化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他对各个省区内河流湖泊与民生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的分析，并且他研究天下地理大势的着眼点在于治国安邦，因此，他对于环境安居十分关注，并就如何实现环境安居有深入的分析与具体的对策。顾祖禹对环境安居的关注体现在他对“民生”问题的极度重视。与此同时，顾祖禹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察自然环境对于环境安居的重要性，河流与湖泊的不断变迁都与人们的生存环境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
地理学家孙兰在《柳庭舆地隅说》中也极为深入地表达这种人地相关的思想。他从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变化与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他认为，随着时代与历史形势的不断变化，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内在关联性的程度也会发生改变，“黄帝诛蚩尤定诸侯，区为万国；至秦皇废为郡县，定为一统”。
黄帝定诸侯、始皇废封建都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与环境关系的合理调整。正因为如此，在论述环境的变化时，他并没有将环境的变化完全归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他在分析流水侵蚀地貌的形成过程时指出：“流久则损，损久则变，高者因淘洗而日下，卑者因填塞而日平，故曰变盈而流谦。”
在此，他首先采用“变盈流谦”的理论解释流水侵蚀地貌的形成，这种侵蚀地貌的形成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是缘于侵蚀和沉积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进而，在对流水侵蚀地貌形成探讨的基础上，孙兰认为，气候的影响、人类活动的作用、自然环境内力与外力的作用，都是地形地貌变化的原因，从而全面地探讨了环境变化的内在原因。而在探讨各地之间的文化差别时，他指出：“其所以异者，有天之异，地之异，时与势之异，变与常之异。因之心性情异而事亦异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兰认为，各地文化的差异与自然地理环境有重要的影响，天地之异会促使各地文化存在一种内在的差异性，当然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外，时势也是形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这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于人地关系探讨过程中的辩证思维。
魏源在《圣武记》与《海国图志》中也表达了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相关思想。他在《圣武记》中指出：“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复，增赛音诺颜部，而准夷不敢南牧。”
他认为，在康熙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之后，准噶尔部不敢再南下侵犯，其主要原因在于“盖地利形势然哉”，他得出这种“地利”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其对新疆、乌梁海地区等地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入考察，康熙的防守依托新疆、乌梁海地区等地的山脉形势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地位。金川等地的屯练土兵英勇善战，清朝时期将之作为护卫西藏等边疆地区安全的重要军事力量，魏源从人与自然地理环境内在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金川等地的屯练土兵英勇善战的原因，他认为，金川等地的屯练土兵十分擅长于山战，其主要的原因在于金川等地“地苦寒，所食惟包谷、油麦、青稞、苦荍、牛、羊”，所以“人皆悍鸷贪利”。
与此同时，他在《海国图志》中着重分析了自然环境气候与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在此，他以震旦为何被称为中国之例，得出了温带有利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结论，因为震旦正处于温带的地域，四季平和分明，震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并不是其地形在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其“天时适中”，正好处于寒带与热带的中间，从而产生了极其辉煌的文明，并且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清末的张相文也持有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如他在《新撰地文学·绪论》中提出：“言地理，必济之以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于枯寂无味，且与他学科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
在此，张相文从自然环境与人的内在关系中认识到地文学的重要性，此外，他还从地理环境与人种差异之间的关系来探寻人地关系，他认为人种及其相关文化特征与地理环境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他将人类从发型上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3种。认为直发种人“思想较多”，拳发种人“思想多高于他种人”，绒发种人“思想低劣，无能光于历史”。
并指出：“各种族之盛衰兴废，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因之生活程度之高低，亦若天实限之，而不能强同者。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弛缓，或猥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在中古时常足以战胜他族，然发达竞争，要以温带之地为高尚人种之锻炼场，故今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虽然张相文片面地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但他是从人与环境关联性的角度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的。这是张相文在学习西方地理学观点方法时所引进的决定论观点，在教科书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反映了它在当时中国的人地关系诸观点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当时人地关系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思想。
清末梁启超在对中国与世界地理大势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思考了人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史叙论》《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他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着眼，重点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会造成区域文明发展之间的内在差异。但梁启超并没有成为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论文中分析了人地关系中人的作用，十分突出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反作用。由上可知，梁启超对文化与地理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地理学。在文化与地理关系考察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南北特质具体探讨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我国南北文学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南北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形成的，在这种分析中，梁启超建立起了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思想。
综上所述，从清初王夫之、顾炎武对人地关系的论述，一直到梁启超对文化、文学与环境关系的具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在地理学发展的引领下对于人与环境关系十分关注。而随着梁启超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思想的提出，这表明清代对人地关系的考察已然能够从科学与辩证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已经比较正确地注意到了人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以及相互间的作用。
耕读传家是中国农耕文明传统形成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内蕴着丰富的环境美学思想，耕读合首先意味着环境美感的生成与延伸；其次内隐着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生态与文明的结合，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的和谐环境的形成；最后，耕读合体现出环境—家园理念的定型，聚集着环境安居、利居、和居与乐居思想的融通。
古人追求耕读结合的生活方式，坚持耕可务本与读可知礼，逐步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耕读文化，这种耕读文化衍生出耕读传家的居住理念。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学派许行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标志着耕读传家思想的源起。南北朝时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强调了耕读传家的思想，在书中，颜之推将读书做人作为家训最重要的内容进行强调，与此同时，书中也表达了对“耕”的重视，“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而衣”
。明末清初的农学家张履祥就“耕读传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在《训子语》中强调耕读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从耕可务本的角度来看，人们为了达到安居的目的，必须强调农业耕作，从而实现务本节用，“治生无他道，只‘务本节用’一语尽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的生存物质来自农业，农业耕作对于国计民生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正是从这种意义考察农业耕作的重要性，张履祥加强农业建设，他希望“子孙只守农士家风，求为可继，惟此而已”。
只有重视农业耕作，才能传家。而在农耕之余，人们应当研读圣贤经典，修养心性，树立勤俭持家的理念，防止贪婪之心，远离奢侈之风。在张履祥看来，耕读不可偏废，“有田亩便当尽力开垦，有子孙便当尽力教诲。田畴不垦，宁免饥寒？子孙不教，能无败亡？”
无“耕”则无以为生，无法安居，无“读”则心性堪忧，不能乐居。耕读合才能实现物质生存与精神需求的满足，进而达到传家的目的。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对于耕读传家的思想十分推崇，他在践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充实与总结。曾国藩坚持以农为本，亦耕亦读，耕读兴家传家。曾国藩的家书，经常导引弟妹子侄坚守耕读传家的思想传统，“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可以人力主之。”
在曾国藩看来，农业耕作不仅是务本之道，也是治家之本，而耕读合则是家族安居乐居、世代传承的根本，“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由上可见，自先秦以来，耕读传家的思想不仅成了中国传统耕读文明中固有的文化基因，而且也成了人们实现环境安居与乐居的重要依据。
“耕”使得人们体验“天地之大德曰生”，进而体验“天地有大美”。人们从“天地之大德曰生”中首先体验到天地是产生生命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体验到生命产生的法则与规律，因此“耕”使得人们对生的理解具有多重的意义：生命、生意、生成、生长。正因为如此，“耕”让人将“生”作为宇宙天地之间最为重要的本体进行赞美，从而产生“天地有大美”的观念。
而“读”促使自然环境美感以律历的方式呈现，律历是一种自然向人文生成的结晶，我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夏小正》对于环境的审美感知基于农耕。在这部历书中，人们的农事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被“读”或者文明塑造成对于自然环境之美在场体验的审美活动。传统律历的出现只是“读”对于环境美感体验的初步拓展，随着文明的进步，“读”对于环境美感的深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文学与艺术使自然环境审美体验细腻化与诗化。经典的农事诗《诗经·七月》，按农事活动的自然顺序，以素描的方式，逐月舒展开农耕活动的画面。朱熹在《诗集传》中如是评价此诗：“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
当人在仰观俯察运动的自然生命时，通过观察星日霜露的变化轨迹，了解天时运作的规律；通过观察花草树木的枯荣兴衰，了解农事活动的顺序。在这过程中，人对自然物候变化的感知就成为对自然生命过程的审美体验。中国的绘画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界万物之美总是灵气四溢，“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
。我国山水画中的“气韵生动”，强调对自然的灵性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如此，才有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对山川的动人描述：“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与自然世界的内在关联性促成自然环境审美体验的细腻化与普遍化。在《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逸周书·月令解》《礼记·月令》中，自然时序的变化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呈现出五色、五音、五味、十二律等日常生活属性。与此同时，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被自然的时序与节气进行了规范，从而呈现为一种普遍而细腻的自然审美化过程。
而当弥漫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环境美感通过耕读结合回归到天地自然之间时，这种最初以在场式、直观体验式呈现的环境审美感受，获得了更多的丰富性与更高的深刻性。
原始渔猎时代形成的穴居与巢居等居住方式，表现出人们对于自然的依附，人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进入农耕时代之后，耕读结合的居住方式促使人们在顺应自然前提下形成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并进而生成了建构自身文化与文明的能力，实现了生态与文明、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农耕时代形成的耕读传家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意愿，而且也体现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追求。
耕读合一方面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从事农业耕作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从而将个体全身心地介入到自然环境的生命律动之中，营造人与自然互生互荣的和谐环境。
耕读合另一方面体现出人与社会的协调，通过“读”，通过学习与接受教育，在崇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之本”中，第八款为“重读书”：“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要。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
读书可“光大门庭”，更重要的是能“通晓世事”，“通晓世事”表现在修身的基础上，强调与人交往时坚持爱亲敬长、和亲睦邻，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和谐。
“耕读传家”思想促成了环境—家园理念的定型，耕读使环境成为我们的家园，耕可以使我们在田园中安居与利居，读可以使我们在田园中和居与乐居。
耕可以让人安居，安居之后才逐步形成家园的概念，宗白华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
农舍就是中国古代农人的世界，其实此处的“世界”就蕴含有家园的内涵。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之本”中，第七款即为“重耕田”：“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如在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
由“重耕田”可知，耕不仅可以“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从而让我们在环境中安居，而且也可以实现“子孙世守，永远无弊”，实现家庭与家族的不断发展，从而在安居的基础上达成利居的目的。由此可见，“耕”不仅可以使环境成为我们的居住之所，使我们安居，而且通过耕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实现利居的目的。
读在和居与乐居的环境建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读”对于个体修身有重要的价值，通过个体心性的培养传递知书达理的淳朴民风；第二，“读”能普及与传承乡规民约中和谐、包容的优秀基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增强人们在环境中生存的幸福感与和谐感。第三，“读”能让人更加深入地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构建天地人一体的整体观念，深入履行“赞天地之化育”的责任，强调天、地、人和谐相处，从而促进和谐人居的实现。
耕读传家思想包含着亦耕亦读的环境经营理念，它不仅保证了安居、利居环境的实现，而且也促成了和居与乐居环境的生成，从而使我们在环境中获得一种温馨的家园感，环境真正成为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