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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作为我国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时代，其时间跨度从1644年到1911年，有着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清代的历史可以184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40年以前，在这一时期，经济发达，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在文化与学术上也十分兴盛。这个时期的学者对明代以前的各个时代的各种学术与思想进行总结并重新加以演绎与阐释，此时期的学术思想从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轨迹分析入手，提出了各种改造与振兴社会的措施，从而呈现出一种经世致用与博学于文交错的学术态势。第二个时期为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行入侵，我国文化史在此时期进入一个更为复杂错综而又急剧变化的历史时代，新的学术思想在中西文化汇合的过程中逐步产生。
清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总结”与“转型”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基于清代环境观的历史演变，清代环境美学思想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清代环境观演变的基础之上。清代环境观的演变以1840年为分界线，1840年以前，清代环境观偏于言古不言今、言内不言外，对于此时期环境观的把握，应清楚地认识到其是中国古代传统环境观的总结与成熟形态。而1840年以后，随着“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清代环境观更多呈现为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
这种“总结”表现为传统环境美学思想的总结。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发展到清代，已处于一个全面成熟与总结的时期。到了清代，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与儒道互补的思维模式定型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总结形态。农业文明特别是小农经济全面地奠定了清代前中期环境美学形成的基础，而“耕读传家”思想的成熟与总结全面建构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理想模式：乐居田园，力耕陇亩，心存魏阙。耕读传家的理念和中国古代的儒道互补的思维模式彰显了自然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有效地呈现了作为环境美学哲学基础的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由于农业文明与儒道互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这个系统发展到清代，在定型与成熟的基础上，更加趋向于内向，注重系统内部人与环境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交互感，注重人与环境审美关系的整体把握。
而晚清环境审美的时代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天下观的瓦解、新的世界观念的成形、环境安居问题的凸显、工商业城市环境审美思想的形成。晚清地理学的重心转移促成了晚清环境观的改变。在“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引领下，晚清的环境审美观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质。晚清环境审美观的转型作为明清思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层面：
1.这种转型不仅有效地推进了“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而且也有效地参与和推进了晚清环境观的改变过程。在对世界图景进行审美描述的过程中，晚清环境审美的转型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中拓展了龚自珍基于大一统王朝而形成的“内外一家”观念，并进一步推进了魏源“海国”观念的历史生成。魏源“海国”观念力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内外一家”的王朝观念发展为“中外一家”的世界观念，从而有效地促成了新的环境观的形成。
2.这种转型为传统天下观与夷夏观的逐步消解提供了良好的推进空间，从而促成了世界意识与国家意识在晚清时代得以逐步确立。晚清环境审美观的转型以一种诗意的方式从情感上潜移默化地促成文化观念的历史转变，这不仅促成了林则徐世界意识的萌芽，也推进了魏源国家意识的初步生成。林则徐世界意识的萌芽是建立在他突破传统华夷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不仅表现在其对世界自然地理情况的了解，而且也表现在他对于世界形势的深入关注。林则徐世界意识的萌芽为后来世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坚实的基础。而随着“中国中心论”的解体，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在海国体系的烛照下对中国身份与地位进行了自我表达，从而引导了梁启超国家观念的确立。
3.这种转型从中外关系的层面深入地考量了我国当时的环境安居问题，合理地考察了世界环境与格局的变化对于我国环境安全的挑战，并就如何实现环境安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晚清环境审美转型所反映的中外审美现状勾勒出世界整体环境的巨大改变，我国在被动的局面下进入了海洋时代，大陆时代所不曾面临的整体环境安居的问题接踵而至。魏源所提出的海国概念是作为中国的他者与对手而产生的概念，其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而主要是从我国整体环境安全的角度考虑。包括“师夷长其以制夷”在内的各种举措与变革都围绕着我国在海洋时代中环境安居的问题而展开。
4.这种转型促成了晚清思想界对当时的工商业城市环境投入极大的审美关注。这种审美关注一方面表现在对城市公共环境的审美考察中，而这种对城市公共环境的审美考察呈现为对城市公共环境破败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批判性的审美观察直指晚清工商业城市公共环境的污染与城市风气的败坏，渗透在城市环境公共环境的审美改造意愿与实践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审美关注也表现在对工商业城市审美建构思路的探索之中，在这种有益的探索中，华洋杂糅的畸形城市建设思路被有效地终止，田园城市的发展思路得以确立并影响到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基于此，清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
我国自先秦以来的环境观就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内向耗散自活系统，正如《国语》中所认定的“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
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应当合理地注意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在随顺自然中让万物各归其位。到了清代，在合理考察人地关系的基础上，清代地理学更加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体现的环境美学思想更加注重这种内向耗散自活系统内部人与环境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交互感，更加注重人与环境审美关系的整体把握。1840年以前的清代地理学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总结，呈现为地理总志、地方志、边疆志等著作的编纂与地理的沿革考证，主要著述有《明史·地理志》，清代编修的《一统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环境美学思想具体表现为人地关系思想的辩证性总结、家国意识的总结性发展、各地风俗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利尽山川与环境保护的辩证考察、环境对人的审美熏染作用、从环境变迁探讨环境安居与利居的问题、环境科学知识与环境审美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等方面。1840年以后的清代地理学主要表现为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突破与革新，这种突破与革新呈现为对域外历史地理的考察与近代地理学的初步建构，主要著述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系列专题论文、张相文的《新撰地文学》等。在这种突破与革新中，其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传统天下观的动摇、世界意识的萌芽、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从中外历史地理审视环境安居的问题等方面。
耕读传家作为我国传统文明形成的内在文化基因，耕代表与自然的亲和，而读代表文明的进步。这种文化基因发展到清代，一方面内隐着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生态与文明的结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家园”理念的定型，体现出环境安居、利居、和居与乐居思想的审美融合。人只有定居下来后，才有真正的发展，或者说比较大的发展。农耕对人最大的意义，就是作为人类定居与安居的基础。定居才有家园的概念，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农耕文明可以视为环境美学之源。农耕文明不但铸造了中国人的时空体验和四方想象，而且，为人的生存注入了本质性的审美内容。从某种意义来说，农耕文明是一种表现为与自然亲和的文明，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培育了中国人对自然时空的审美体验。耕读传家作为农耕文明的一种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坚信：耕田可以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耕读促成环境成为我们的居住之所，耕可以使我们安居与利居，读可以使我们和居与乐居。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晚明时期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对于日常生活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在这种新的解读中对于日常生活进行了肯定。在思想领域内，王艮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理论见解，他认为圣人之道，就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文学领域内，李贽的“童心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对传统雅俗文学界限进行合理的解构，强调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转化与内在沟通，从而形成了一种雅俗共存、俗中有雅、以俗为雅的时代审美风潮。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的一样，以小说戏曲为主要类型的明清文艺所描述的是当时的世俗人情，其中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美的世界，在这个美的世界里，市井生活被赋予了诗意与美，并通过一幅幅平淡无奇但又内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呈现出来。
晚明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肯定引领了清代日常生活审美的时代倾向。在清代，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注既体现在李渔闲居的审美追求中，也体现在沈复对当时风俗民情的诗意表达之中；既体现在袁枚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注之中，也体现在曹雪芹对于园居生活的诗意呈现之中；既体现在扬州八怪引日常生活入画的艺术实践之中，也体现在晚清时期对城市环境欣赏的审美实践之中。
晚清工商业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促成了社会观念与社会心理的剧烈改变，在这种变化与改变中，新型的城市文化观念与文化心理也逐步形成。在工商业城市文化观念与心理的推动下，晚清时期的环境审美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启了农业文明环境美学观向工业文明环境美学观的转型。工商业城市环境的审美关注一方面表现在对城市公共环境的审美关注中，而这种对城市公共环境的关注不仅表现为对城市环境破败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批判性的审美观察直指晚清工商业城市公共环境的污染与城市风气的败坏，而且也体现在城市环境公共环境的审美改造意愿与实践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工商业城市环境的审美关注也表现为对工商业城市的整体审美，这种整体性的审美观照不仅体现为对城市景观的审美欣赏，而且也表现为对新的生活观念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