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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中国古代环境思想影响着中华民族对于环境的态度,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其落脚点是最终建设利于、宜于人们生活的人居环境。古代环境思想对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探索最终都体现在古代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当中,以城市空间形态作为最终表达。故而本卷旨在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环境思想影响之下,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蕴涵的生态智慧及其表现出的形态特征。

随着历史的发展,环境思想也在不断演变,不同朝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对待环境的思想及态度也有差异,这些都会在城市空间形态当中显现出来。但总的来说,环境思想影响下的古代城市空间形态特征都离不开三大纲领,即对地理环境的依顺、对宇宙环境的模拟和对精神环境的追求。

一、环境依顺观下地理环境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

(一)因地制宜思想原则下顺应地理环境的城市空间形态

“因地制宜”的环境思想原则使得古代人们在居住地的选择过程中极为重视区域自然资源、山水地貌、气候条件等地理环境要素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淮南子·泰族训》载:“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 这是将“宜”的概念引入对空间环境的考察与规划当中。《汉书·艺文志》载:“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 它讲的就是将观察山川之形态与走势,贯穿于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城市营建过程当中。在这种思想原则下,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是以对地理环境的顺应为核心建构形成,表现为:城市选址依山傍水、趋利避害;城郭、路网、水系要顺应地形地貌;城市轴线结构依据山水体系建构;各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做到“人地耦合”;建筑形态适应不同地域的气候特征,尊重南北的气候差异。

(二)尚俭适度思想原则下珍惜自然资源的城市空间形态

“尚俭适度”的核心内涵有两点,一是强调人工环境的建设要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反映在空间形态上,就是考虑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采用适度的城市规模;城市的空间布局与组织注重对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二是人工环境的建设要考虑与自然环境的互融共生,人工与自然之间要维持适宜的尺度,避免过度冲突,以实现景观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结合。反映在空间形态上,就是通过就地取材的土木构筑、模拟自然的园林空间,减少人工投入,拉近与自然环境的距离,做到契合自然。

二、环境秩序观下宇宙环境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

(一)尊天重地思想原则下效法宇宙的城市空间形态

在“尊天重地”的环境思想原则下,中国古代历来有人间制度和结构取法于自然的传统。人们将“天”看作最高的象征,古代城市空间形态,无不体现着对“天地”的尊重、对与宇宙沟通的追求,具有明显的“象天法地”的图式语言与象征意味。《周易》讲“天尊地卑” ,《中庸》讲“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都是古代人们对天地等级、天地对应、和谐共生关系的基本认识。尤其是古代君王被认为是“天子”,努力追求天地对应,与天同构,将神权象征转化为君权象征,以彰显统治百姓的天然的合理性。因此,将人间帝宫与宇宙天象相对应,在“人间环境”中体现天体的空间序列与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成为规划的重要依据及摹本。大到城市的整体结构、城郭形态,小到建筑形态,都是采用象征的手法,模拟宇宙的空间图式,使得与天的交流不再遥不可及。

(二)尚中重序思想原则下遵从等级秩序的城市空间形态

古人对天地的原始崇敬逐渐走入文明,转变为一种社会伦理,“礼”的思想应运而生。《礼记·礼运》言:“夫礼,必本于泰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 礼源自周易哲学中对天地自然的认识,探讨的是礼与自然、社会的规律与秩序,古代人们认为凡是合乎天地自然变化规律的都是礼的范畴。《大戴礼记·礼三本》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这是将礼的范围从天地扩展到祖先、君师。礼也成了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规范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天地自然之序被转化为人间社会之序,成为管理百姓的重要工具。而“尚中重序”的环境思想原则所传达的就是“礼”在空间环境中的体现。中国古代人们在“尚中重序”的环境思想原则下,将对“中之方位”的推崇,对“等级秩序”的重视都反映于城市空间的营造当中,形成了“择中求序”的图式化表达。追求城市整体均衡、中正端正的布局模式,寻求一种从空间形态到社会关系上的稳定,具体表现为清晰的方位尊卑概念、中轴对称的平面构图,以及明确的等级性与秩序性。

三、环境理想观下精神环境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

(一)阴阳和合理念下追求阴阳平衡的城市空间形态

“阴阳和合”的思想原则基于对中国古代天地事物二元对立与统一的宇宙认知,表达了自然的终极规律。敦煌卷本《黄帝宅经》云:“若一阴阳往来,即合天道自然,吉昌之象也。” 可见阴阳相生是吉祥昌荣的前提,是符合古代人们的环境愿望与精神需求的。因此,“阴阳和合”的环境思想原则就是将自然之道投射于人间之道当中,人工环境的建设同样要注重两极的对照,更要注重事物的融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 的观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则直接指出:“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 他认为“和”所在的地方是天地最为美妙的地方,“和”是天地的生长与成熟。可见对照是方式,融合是目的,“和”也是中国古代环境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的精神所在。只有阴阳互补、对照融合才能使得事物完整与稳定、协调发展。反映在空间形态上,就表现为“负阴抱阳、山水封合”的选址模式,以及“对照平衡”的空间组织与建筑形态。

(二)悟道修心思想下向往佛道意境的城市空间形态

“悟道修心”的环境思想原则形成于中国古代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宗教文化背景,展现的是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对神仙仙境与佛国境界的精神追求。虽然是超脱于物质形态之外的思想意识,然而这种精神理想最终反映于城市的物质空间形态之中,变相地实现了古代人们的环境愿望。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人们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催生了古代的坛庙空间,影响了其选址与分布;人们对仙境神域的模拟直接影响了古代园林空间的营造;同时将这种思想抽象于文字语境,同古代建筑结合,展现了高度的神形合一。

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缩影,是国家核心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在世界城市史中独树一帜、大放异彩。中国古代都城崇高的价值与地位不仅仅源于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和建筑艺术,更重要的是其形态背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环境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国古代先辈们处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它无疑对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特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我们从古代环境思想的视角,回头审视古代都城的形态特征时,不难发现,古代都城中无处不体现了以“天人合一”为本位的建设原则,实现了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

本卷通过分析大量典型的古代城市案例,探究城市空间形态与环境的关系,注重古代环境思想的梳理及研究,在自然环境与城市空间环境同构和谐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认识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下城市空间形态,从而把握其形态特征、变异与发展规律,以期给当今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BHR1MJUy1B/HSzb1ixFLqbtTCqhtH3pSCJOQDkZVaNZLGrgwH74nEBZnpediDm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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