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庄子》对于自然界的万物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生态公正意识，这种生态公正意识，是用《庄子》特有的语言表现出来的。
第一，人是平等的。
《庄子》认为在人类社会，大家是平等的。君王与百姓同为生命，君王没有理由占据更多的生活资料。《徐无鬼》云：
徐无鬼曰：“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故劳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此段文字指出魏国的国君魏武侯以己为“万乘之主”而“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这样一种奢靡的生活“神者不自许”。而神（心神）之所以不“自许”，是因为神者“好和而恶奸”。和即公，奸即私。神，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人性。按庄子的看法，人性中有“好和而恶奸”即好公恶私的品德。之所以人性具有这样的品德，原因是人来自自然，人性潜在地具有“好和而恶奸”的本质。从养生的角度言之，魏武侯过度地消费生活资料，造成身心不宁，于健康是不利的。徐无鬼从关心魏武侯出发，劝他有所节制地生活，为的是让魏武侯易于接受，实际上，他谈的不是养生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按社会公平论，“天地之养也一”。所谓“天地之养也一”，是说天地养人是公平的。既然如此，每个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就是平等的。
第二，人与物是平等的。
不仅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是平等的，而且在宇宙中，人与其他生物也是平等的。《庄子》认为人应该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方式。为此，《庄子》对几种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其一，批判人为天地之“正”论。
在《齐物论》中，庄子说：
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这段话译成白话是：我现在试着问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疼乃至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爬上高树就会惊恐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这三种处身方式，何者为“正处”？人吃肉，麋鹿吃草，蜈蚣吃小虫，猫头鹰吃老鼠，这四种动物的口味哪种才是“正味”呢？猵狙与雌猿配对，麋与鹿交合，鳅与鱼同游。毛嫱、丽姬，这是人类的美女，然而鱼看见了吓得躲进深水里藏起来，鸟看见了惊慌地高飞，麋鹿看见了急速奔跑。这四者中，哪种是天下的“正色”呢？既然谁都不能称为天下之正，人的爱好，还有什么资格称为天下之标准？既然人的爱好不能称为天下之标准，人的权利也就大打折扣。在宇宙自然界，人与动植物的生存权是平等的。
其二，批判人为天地之“贵”论。
人为天地之贵，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打出的一面旗帜，然而人真的为天地之贵吗？《庄子》提出一种视角——“道”的视角，按这种视角，天地万物不存在贵贱之分。《秋水》云：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河伯提出凭什么来定贵贱、小大的问题，北海若回答是要看持何种观点。以道的观点来看万物，万物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以物自身的立场来看贵贱，没有一种物不自视为贵而视他物为贱的；至于按流俗的观点看贵贱，贵贱则与自己没有关系，是贵是贱完全是由某种外在的事物所决定的。这话说得非常好。与动植物相比，人自视为贵。为了享受，为了财富，人杀戮动物、砍伐树木的行为从来没有受到遣责。而在《庄子》看来，人与动植物无所谓贵贱，这就意味着人不得因己为贵而随便砍伐树木、杀戮动物了。
第三，物各有其能。
《庄子》认为，宇宙诸多生物均有自己特殊的生存技能，它将这种技能称为“殊技”“殊器”，技、器不在大小，而在其殊，因其殊，各种生物均有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理由。《秋水》云：
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也……
既然各物均有自己的殊技、殊器，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占有一个位置。虽然，物的体积有大有小，生命有长有短，但威力没有强弱之分。要说强大，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莫过于人了，然而，众所周知，人的生命被眼睛都看不见的细菌所操纵。
《庄子》的“殊技”说实际上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第四，物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在《齐物论》中庄子讲了一个故事：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这个故事从根本上说明，世界上的事物均是相联系的，用《庄子》的话来说，都是“有待”的。只要是人，太阳下必有影子，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生态联系只是物与物之间联系的一种体现罢了。
《庄子》认为，宇宙中的诸生物间存在着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没有绝对的强，也没有绝对的弱。《山木》讲了一个故事：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
这就是著名典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来源。从表面上看，它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要提防来自背后的危险因素，然从深处看，它的主旨是在“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八个字。“物固相累”是从全局上看，说明物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决定着物的生灭，提醒人们要用相关的观点看物，注重物的联系。在生命的意义上，这种物与物的联系即为生态链的关系。“二类相召”是从具体的视角看，全局上的物与物的联系总是会落实到二物的联系，因此，虽然“物固相累”是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着眼点应是“二类相召”。“相召”之召既是召害，又是召生，在中国古代的五行理论，为相生相克。当相生相克哲学体现在生物圈中，它就具有生态链的意义。
第五，《庄子》对待死亡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生态公正的意义。
《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来吊，看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认为庄子太薄情，庄子说：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也是有感情的，妻子刚死那会，他也非常难过。但是他想通了，其实人就来自自然，是自然之气，变而有形才成为人的。现在她死了，是回归大自然，参与到春秋冬夏四时的循环中去。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过于难过呢？执着于生，而不通达于死，不是太不通乎命吗？这种思想就是移到现在，不也是很科学、合乎物质循环理论的吗？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待死，确实是不必过于痛苦的。
《列御寇》中说到死后葬埋的事：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庄子是主天葬的，天葬，虽然在现代社会不普遍，也未必合适，但其精神倒是合乎生态的。庄子曾以他的“气”“形”理论解释过人之生死，达观地对待妻子的死亡，现在面临着如何对待他自己的死亡的问题了。不需多加分析，他的这种“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的情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不只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可贵的生态意识，尽管这种意识未达到科学的高度。
第六，《庄子》认为，人与动植物友好相处，不仅最合天道，而且也最合人性。
夫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
这段话的意思是：盛德的时代，人民的行为比较谨慎，看东西比较上心。那个时代，山上没有路径通道，水面上没有船只桥梁。万物群生，比邻而居。禽兽成群，草木茂密。禽兽与人的关系友善，人们可以牵引着它们游玩，也可以攀援上树偷看鸟鹊的巢穴。人们与禽兽生活在一起，与万物并聚。哪里有什么君子小人之区别啊，大家单纯无知，都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大家都没有贪欲，都素朴天真。正是因为这样的素朴，人性才得到了保全啊！
虽然庄子这里说的人与动物友好相处的情景带有很大的猜测性，即使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在高科技武装下的生态文明时代，是可以实现的理想。
《则阳》中有一段少知与大公调的对话，对话的前一部分讨论所谓“丘里之言”，丘里之言就是社会公论，社会公论是不偏私的。丘里之言集中大家的意见，“合异而为同”。对话接着讨论“主”“中”“正”三个概念与公的关系：“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执；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主”“中”“正”均是道的品质，因此，真正的公或者说最大的公来自道。这种公体现在天气上，则“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四时气候不同，天不偏私，因此才有好收成）；体现在治国上，则“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各种不同的官职各执其责，君王无私，不分官位高低，就看是否尽职，国家就治理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庄子》推论出生态公正的思想：
大公调曰：“……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则谓之道足乎？”大公调曰：“不然，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
“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话的意思是：万物各有不同的道理，道对于它们不偏私，不给这些事物命名。既然命名都没有，更谈不上干预了。这种无为，倒是成就了它们，因此，也可以说是无所不为。这话明显地蕴含生态公正的意味。它让人领悟到，原来，在道那里，天地间所存在的万物包括人在内，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时序有终始，世事有变化，祸福也是变化的，有所乖逆就有所适宜，万物都在追求自己的方方面面（自殉殊面），当然，有端正也会有偏差。比如大泽，各种树木搭配着生长。再看大山，那是森林与岩石的结盟。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大泽，这大山都是生态良好的。大泽大山中的所有生物，不管是高大的树木还是微不足道的小草均是平等的，是它们共同构筑了生态大厦。《庄子》说，“此之谓丘里之言”——这就是公论。
那么，是不是可以将这些具体的事物称为道呢？
少知就这样问大公调。大公调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天地间的物太多了，道不是具体的事物，就其形体存在来说，它是天地，就其内在精神来说，它是阴阳两种气的运动。两者都很大，只有道配得上称“大”，也只有道配得上称“公”。
《庄子》的生态公正意识集中体现为“道者为之公”。虽然这一思想的立足点不是生态，但是，它认为在宇宙中人与其他生物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它们均有自己价值，而人应该对它们给予尊重，因此具有生态公正的意义。
与“道者为之公”命题具有同样意义的，还有“至仁无亲”这一命题。
《天运》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
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这段话的主旨是批评仁义的，认为仁限于人伦关系，未达到爱天下的程度，不足为训，但这段话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生态思想：“至仁无亲”。所谓仁，不外乎讲爱，儒家讲的爱，突出“父子相亲”。庄子认为，如果将父子相亲看作仁的标准，那么，虎狼也有仁，因为虎狼也有父子相亲。庄子提倡“至仁”，至仁取对天下一视同仁的态度，这种无偏私无偏亲的态度看似不讲爱、不讲孝，却是最高的爱、最大的爱。这种最高的爱的表现形式不一般，让人感到它似是不爱，这种不爱，要达到“忘”的程度才算极致。忘有两种，一种是我忘了对方，另一种是对方忘了我。前者易，后者难。在上段文字中，庄子慨叹道：“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试想想，人对自然界的态度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生态公正的问题甚至都不需要提了。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天下》）
这是《庄子》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宝贵的思想启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