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告诉我，要学好西方哲学，必须掌握五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陈先生精通法文和英文，也知晓德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他仍然谦虚地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不料我这个学生不争气，还不如老师。就我所知，现在的西方哲学研究者还赶不上老一辈的外语水平。在北京大学，王太庆先生真正做到了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外加俄文，但我们却做不到。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文革”十年的耽搁，我们快到30岁才上大学，再学一门外语已经很吃力了。即使像我这样有幸到国外长期留学的人，也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基础知识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学几门外语。学外语，越年轻越好。所以，我把老师对我说的话转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趁现在年轻多学几门外语。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以上的要求是对将来要从事西方哲学专业研究和教学的学生说的。哲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至少要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直接读外文的哲学著作，不能光靠中译本来了解外国哲学。有些同学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我开这门课时，指定用我编写的英文版的《西方哲学经典名著选读》做教材，有个同学向我发电子邮件，提出抗议。很奇怪，这个学生来自香港，英语比普通话还要好，他的抗议信是用英文写的，最后一句话是“English is ugly language”。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讲英语、写英语。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正在为是否要用英语讲课的问题而争议，在此之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提倡用英语授课，准备提出一些刚性措施，如规定教授要能够用外语开课，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有人说：“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语。”这是极端的说法，走极端就不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理性，要冷静思考，不要走极端。
我当然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专业都用外语开课。用外语讲“国字号”的课，肯定不如用汉语讲得好。即使是“外字号”的课，也无须全部都用外语讲，因为我们在中国讲授、研究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播、普及外国文化，不用中文表达外国的思想，如何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在哲学领域，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是为了建设中国当代的哲学，不只是为了在外国发表文章，中文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必须读外文的著作，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要读原文原著，哲学其他专业的研究者至少也要能读一种外文的原著或译著。
有人要问，既然现代西文译本和中译本都是对古代经典的翻译，既然英译本和中译本都是对德国或法国哲学著作的翻译，那为什么要相信外文译本而不相信我们自己的中译本呢？理由很简单：西文的译本比中译本可靠一些。那五种西文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之间的互译没有多少障碍。它们与汉语之间的差别就比较大了，有些意思很难翻译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中国哲学界讨论的Being的意义这个问题，就不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还涉及对西方哲学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的理解问题。这个概念就是系动词的名词形式，印欧语系都有这样的词，它在希腊文中用“是”动词einai及其动名词on表示；在拉丁文中先用动词esse表示，中世纪后期亦用动名词ens表示；在英文中一般用动名词being表示；德文的“是”及其动名词为同一词，区别只在第一个字母的大小写，一般用动名词Sein表示这一概念；法文中长期用动词être表示它，现在也可用动名词étant。这一概念在这五种语言中是相通的，没有翻译的问题。但中文的系动词不发达，没有名词形式，如何理解和翻译这个概念，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因此存在各种主张。有的把Being翻译成“存在”，有的翻译成“有”，最近的主张是翻译为“是”。我的主张和他们都不同。我以为，“有”“存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其合理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译法。在不同的哲学家的著作中，甚至在同一哲学家的不同著作中，在有的语境中，Being（以英文为例）的意思是“存在”，但在另一些哲学家的著作或语境里，它的意思是“有”或“是”，或者同时兼有两三种意思，不可一概而论。这就要求我们看外文著作，哪怕是外文译著。因为它们都保留了系动词及其名词形式，我们可以在上下文中看它的意思是存在、存有、具有，还是表示一般意义的“是一个东西”或“是什么东西”，等等。而如果只读中译本，看到人家译成“存在”就认为那里是在讲“存在”，看到翻译成“有”就以为那是在讲老子所说的“有无”的问题，看到翻译成“是”就以为那里是在讲与逻辑有关的问题，这样如何能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
我不是说不能看中译本，而是说不能只看中译本。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中译本，现在的翻译有很多问题。有的出版社认为只要是懂英文的，都能翻译哲学著作，他们出版的译著错误百出，闹出了不少笑话。听说有人把哲学家Whitehead翻成“白头”，我亲眼看到有人把基督教的僧侣（monk）翻译成“和尚”；至于把天主教的priest翻译“牧师”，把新教的pastor翻译成“神父”，那就更多了。这还是名词翻译的错误，把一句话、一段话的意思翻译错了，甚至把意思变得完全相反，这样的错误就更严重了。有很多这类错误的译本，还不如不读，不读最多只是无知，读了则会产生偏见，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中译本。即使是比较好的中译本，也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再好的译本都有不确切甚至错误之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看到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觉得思想不通畅，甚至有矛盾的地方，一定要核对外文著作。另外，如果从中译本中引用的材料是你的观点的核心证据，也一定要核对外文著作，这样，你的观点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西方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核对原文原著；其他专业的学生，核对自己熟悉的外文著作或译著，一般也就可以了。
我刚才说，外文译著比中译本更可靠一些，但这只是相对而言，不是说外文译著就绝对可靠，即使是比较权威的外文译本，也可能有错。我对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我的硕士论文是写康德的，看《实践理性批判》用的是贝克（Lewis Beck）的英译本。贝克是研究康德的权威，他的译本在英语世界是权威译本。但我看了前言就发现了问题。康德批判了为休谟的主观主义所作的一种辩护，英译本把这一辩护翻译为：
As to attempting to remedy this lack of objective and consequently universal validity by arguing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attribute to other reasonable being a different type of ideation ...
我觉得这里翻译把意思弄反了。我核对的德文原文是：
Diesem Mangel der objektiven und daraus folgenden allgemeinen Gültigkeit dadurch abhelfen Wollen，dass man doch keinen Grund sähe，andern Vernünftigen Wesen eine andere Vorstellungsart beizulegen ...
一眼就可以看出，贝克在译文中多加了一个not，把德文原文的否定句式（“没有理由赋予另外一种理性存在者以另外一种表象方式”）变成了双重否定句（“没有理由不赋予另外一种理性存在者以另外一种表象方式”）。这就把康德要批判的观点变成了康德自己的观点。鼎鼎大名的贝克当然不会犯一个连初学德文者也不会犯的错误，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个not是他有意加上的，他的理由是为了纠正康德的“笔误”。贝克以为，康德不会承认人以外的理性存在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表象方式。实际上，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很多地方，康德都谈到“理性存在者”可能与我们人类有不同的表象和思想有关。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在《感觉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一书中批评说，康德的这些想象是没有道理的。贝克可能认为，康德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康德要批判的观点不是说与人类不同的表象形式是可能存在的，而是说与人类不同的表象形式是不可能存在的。贝克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所做的翻译是故意的误译，如果相信他的权威，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他对康德的误解。我在《莫把康德当休谟》（载《哲学门》第一期）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有兴趣的同学可自己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