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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西方哲学文献，是先用希腊文后用拉丁文写成的。古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很不一样。我去过希腊，开始时，我还希望能够受到一点希腊哲学先贤生活氛围的感染。但老实说，除了在作为古遗迹的石头面前尚可“发幽古之思情”，在语言文字上已经感受不到古希腊的氛围了。现代希腊文只是在一些词根上还保留了一点古希腊文的痕迹，能看懂古希腊哲学典籍的人在雅典街上连路牌都不认识。我问过希腊人，古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差别究竟有多大。我得到的结论是，两者的差别比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大得多。我们现在的日常语言保留了不少古汉语的因素，如成语等，中学语文课本还有古汉语的名篇，一般人也或多或少懂一些古汉语；但现在的希腊人基本上与古希腊文绝缘了，即使是学哲学的希腊人，也不见得比外国人懂得更多的古希腊文。近代以来，研究古希腊经典的最好专家是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另外还要说明一点，不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差别也很大，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和哲学经典的希腊文不同，哲学希腊文和圣经希腊文也不同。神学院讲授的希腊文是圣经希腊文，那是希腊化时代的语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使用的语言差别很大。你们如果要学希腊文，最好先向老师打听清楚，他讲授的是经典的希腊文（哲学、文学或史学），还是圣经希腊文，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专业需要作选择。
拉丁文的情况与希腊文很不一样，拉丁文已经是死语言了，也就是说，不存在现代拉丁文。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个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出国访问，和外国同行讲拉丁文，外国人很奇怪，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冬烘先生；这个中国学者也很奇怪，外国同行既然精通拉丁文，为什么不说呢？他不了解，拉丁文作为一种死语言，现在只是reading language，而不是speaking language了。拉丁文在西方世界流行了近2000年，当然有时代的差别。但与希腊文不同，不同时期的拉丁文都有一个典范，那就是罗马共和国后期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文，这一时期的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的著作是拉丁文的典范，不管什么人讲拉丁文，都要用这些范本。经过了蛮族的破坏，中世纪早期识字的人不多，修道院承担了教育的功能，但那时僧侣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讲的、写的拉丁文是俚语、方言、俗话，很多地方不合文法，但约定俗成，从而成为通用语。文艺复兴时期，当西方人重新看到罗马时期的著作，他们把古典拉丁文称为“优雅”的语言，而认为在中世纪流行的是“野蛮”的拉丁文。这倒不完全是出自人文主义反宗教神学的立场，即使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们也觉得有必要恢复古典著作的榜样，而不要以中世纪著作（大多数是神学著作）为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仍然是教育和学术的主要语言。近代的大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其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的，康德的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一部分也是用拉丁文写的。
拉丁文的衰落主要与宗教改革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罗马教廷是精神统治的中心，哲罗姆（Jerome）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作为教会指定的权威教材，不但统一了思想，而且起到了统一语言的作用。宗教改革期间，《圣经》被翻译为各民族语言，比如，威克里夫把《圣经》翻译为英文，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文，荷兰的埃拉斯谟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的《圣经》新文本纠正了通俗拉丁文本的错误。《圣经》的翻译和修订，首先在文字上打破了罗马教廷所垄断的《圣经》解释权，随之而来的是唯一的精神统治中心的瓦解，是王权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兴起，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民族国家。民族语言成为民族国家的官方的和通用的语言。英语在16世纪至17世纪首先成为英国哲学的语言，法语到18世纪成为法国哲学的语言，德语在18世纪至19世纪成为德国哲学的语言。从此之后，拉丁文成为死语言，西方哲学不再有统一的语言，它的主要语言是英语、法语、德语，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国别哲学，即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哲学。虽然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也有哲学，但这些国家的哲学与英、法、德的哲学相比，如同罗马哲学之于希腊哲学一样。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哲学无不来自英、法、德这三国哲学的某一派哲学。可以说，近现代西方哲学史是“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