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哲学的,只能写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在人们眼里,我属于西方哲学专业,如果写西方哲学方面的书,可能有一些阅读的价值。但我也写其他方面的书,谈马克思,谈中国哲学,谈宗教学、谈进化论,等等,那些都不是我专攻的领域。我为什么要冒着“外行”评说“内行”的风险,涉足西方哲学以外的那些领域呢?我曾经沿着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方向,鸟瞰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的历史,并对其中的几个胜境做了透视。但是,写得越多,我越感到自己的无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孔子也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今年已有七十四岁,却既不殆也不罔,因为我相信,人的有限生命是融入无限的过程,人类知识由世世代代的人的思想积累而成。每个人在有限生命中能吸吮到思想海洋中的一滴,那是何等甘美!人们所写的文字能为知识的“通天塔”增添一砖一瓦,那是何等幸福!
这套文集的每一本书,即使有些篇章涉及哲学以外领域,都缘于我对哲学的研究。一种哲学言谈不管多么纯粹,不管看起来与现实多么遥远,都有它的“文化母体”(cultural matrix)。在广阔的历史视野里,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有不同的文化母体。比如,古希腊哲学所依附的文化母体是希腊人的世界观,它最早表现于希腊神话和宗教,但那仅仅是一幅拟人化的世界图画,当人们进一步用思想去理解它,找出构成它的要素,分析这些要素的关系,又从这些要素构造世界的等级结构和统摄它的最高原则,这时哲学就诞生了。希腊哲学的文化母体不但是神话世界观,还包括与它同时生成的戏剧、艺术、几何学、经验性的科学、医学和历史学体现出来的观察世界的“视域”(horizon)和“焦点”(focus)。这样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哲学是理性化的世界观,它当然也关心人。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人”成为哲学的中心,但希腊哲学家并不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把“人”定位在世界的一个合适位置,人的本质(不管是灵魂还是理智)和目的(不管是德性还是幸福)都是由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所规定的。世界观对于希腊哲学的重要性一直保留在以后的哲学里,以至于现在人们常把“哲学”定义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定义时,要注意它的定义域。希腊哲学以后的哲学虽然与世界观有密切关系,但不能像希腊哲学那样被简单地等同为理性化的世界观,因为它们的文化母体不是世界观。比如,继希腊哲学之后出现的中世纪的各种哲学就不是世界观。在中世纪,哲学的文化母体是基督教,中世纪哲学是基督教哲学。基督教义的中心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世界观出现在人神关系的视域,而不是相反。据基督教义,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他超越世界;上帝把世界交托给人管理,人因对上帝负有义务而与世界打交道。基督教这一文化母体孕育出的哲学、神学、文学和科学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中世纪文化是神学的一统天下。基督教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作为自然哲学的科学也属于神学,文学艺术则是神学观念的感性形式。
现代哲学摆脱了基督教和神学,但没有因此回归希腊的世界观哲学,因为它的文化母体不是希腊人的世界观,而是近代自然科学。但是从自然科学这一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的近代哲学并不囿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从培根、霍布斯、洛克到休谟,从笛卡尔、斯宾诺莎到莱布尼茨,从卢梭到康德等德国唯心论者,人的内心世界比外部世界更加重要,内在的自我意识和天上的星辰同样奥秘和神圣。但是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人的意识和社会行为的观点离不开自然科学设定的“参照系”,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理性标准和方法论。
哲学家也做实验,他们的大脑是实验室,思想实验是哲学的重要方法。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的材料,想象出另一个自然。比如,对于人的理解,向来有“天性还是教养”(nature or nurture)的争论。早期基督教教父阿诺毕乌斯设计了一个“隔离的人”的实验,设想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由一个沉默的、无感情的人抚养成人,那么这个人将没有思维和语言,以及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一切;结论:人是后天教养的结果。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纳设计了一个“空中人”的实验,设想一个突然被创造出来的人悬浮在空中,眼睛被蒙蔽,身体被分离,此时他将没有任何知识,甚至连感觉也没有,但他不可能对他的存在没有意识;结论:人的存在是先天的自然本性。科幻小说和后现代的艺术也是这类思想实验或自由的游戏。
我的梦想是把哲学和现代知识、道德和艺术尽可能广泛与完满地结合在一起,不管这个学术梦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我来说,它是在一个思想世界的漂泊。法国知名科学家联合写作的《最动人的人类史》一书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我们直立的祖先带上他的小行囊,出发去征服世界了……
他们开始了征服地球的漫长历程,最早的移民为数不多,但却大无畏,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虽然有地理上的障碍,但他们毫不犹豫,越过沙漠,通过地峡,渡过海峡……
大约公元前五十万年前,在非洲、中国、印度尼西亚、欧洲,都有了直立人,旧大陆被征服了。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小行囊”这个比喻:我所具有的知识储备与人类知识发展水平相比,好像是直立人的“小行囊”之于现代知识;即便如此,我仍愿意带上我的小行囊,出发到思想世界去漂泊。这本书记载的是我的漂泊经历。
2003年8月18日 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