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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造境界

冯友兰区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照着经典讲的是哲学史家;接着经典讲的是哲学家。这两种讲法不是割断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是相通的。如何联系,如何贯通呢?在我的读书“四境界”说中,第一、二阶段是哲学史家的“照着讲”,第三阶段是向哲学家的“接着讲”的过渡,而第四阶段达到了读经典的最高境界,可以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哲学家不是凭空提出新理论的,而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之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对与他们同时代的智者们的思想,是非常熟悉的,是在批判性总结别人思想的基础上才提出了自己的思想的。此后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尤其是18世纪中叶,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后,哲学家的创造更离不开哲学史的研究了。康德总结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取长补短,才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黑格尔对哲学史作了系统的总结,把过去的哲学家当作一个个辩证发展的环节,这些环节最后都包含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现代哲学的创造也没有离开哲学史研究,这在欧陆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的欧陆哲学家没有不同时是哲学史家的。越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它所涵盖的哲学史知识越多。海德格尔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果?因为他如同黑格尔一样,对哲学史有一整套的说法,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和中世纪,再到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他都有独到的研究,把他们的观点都纳入自己的存在论之中。福柯、德里达也是借哲学史的材料讲自己的话。福柯最欣赏的德勒兹做得更为系统。德勒兹在成为公认的哲学家之前,对卢克莱修、休谟、斯宾诺莎、尼采、康德、柏格森、弗兰西斯·培根等人作过系统研究,以哲学史家闻名。正是在对这些哲学家所作的非理性主义解释的基础上,他后来才发展出后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

英美分析哲学一开始不注意哲学史,但罗素可能是一个例外。罗素的哲学生涯是从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开始的。据他的思想自传,1889年,因为讲莱布尼茨的教授休假,刚留校的罗素接替了这门课。在讲课时,他用批判的眼光看出了莱布尼茨的两种不同的逻辑思想:一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一是他的单子论和普遍文字思想所需要的“外在关系”的逻辑。罗素认为,前一种逻辑是落后的,后一种代表了逻辑的发展方向。但莱布尼茨屈服于传统,没有把新逻辑的萌芽发展开来。他的讲课稿以《关于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性阐明》为书名,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在此之后,他按照“外在关系”的思路,把命题之间、词项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独立存在的,可以用符号把这些外在关系形式化,这才为数理逻辑提供了哲学基础,也成为他后来一系列创造的起点。

总的来说,早期分析哲学家不重视哲学史研究,只想通过逻辑分析,一劳永逸地消解传统哲学及其问题。历史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最近的英美哲学家开始跳出分析哲学的非历史性的模式。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等分支领域,最后蔓延到分析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一部西方政治哲学著作,以哲学史形式写成。上卷主要谈柏拉图,下卷谈黑格尔和马克思,其中穿插介绍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哲学家以及近代哲学家费希特等人。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政治哲学以哲学史立论,影响很大。美国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的第一部著作《德性之后》所仿效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仅是仿效而已,实际上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德性伦理学。另一部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按照思想史的顺序说明西方伦理传统的三个模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奥古斯丁的神学传统和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他的历史叙事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科学哲学领域,现在的任何科学哲学理论都要有科学史的案例分析,史和论的结合是最起码的要求。

我在这里举这么多例子,是为了说明做哲学的方法是“论从史出”,这也是读经典、学哲学史的最高境界。哲学史家的工作是“就史论史”,这没有什么不好,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历史文本作严谨、细致的考证、整理和解释。但不能所有从事哲学的人都做这样的工作,否则,哲学就会成为博物馆古董的鉴赏学了,哲学就没有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了。李泽厚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的时尚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可以看作对“就史论史”的学术时尚的批评。其实,真正的学问家何尝不是思想家,哲学史研究到广博精深的程度,自然会出新哲学。中国的政治家和读书人都喜欢以史为鉴,从过去认识现在,预知将来。在哲学研究中,我们现在要大力提倡“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你们当中出现一批思想家、哲学家。 jGIj/J1cKxG0D8MOQhz9WFN2j+vSQSrrco/wyjXk9TxeS3djD6kBrW5NLvJHlc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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