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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即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上的革命性的变革，也不能由此把它与西方哲学隔离开来。其理由是，现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也都自诩为哲学上的革命，但从来没有人因此否认现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属于西方哲学；同样，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称或者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而否认它属于西方哲学。西方世界的哲学家大都持这样的观点。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哲学上的根本变革，他们都把马克思的哲学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部分。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有褒有贬，篇幅有多有少，但比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史著作都有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章节。
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变革使得它摆脱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和发展道路，使得它与现代西方哲学背道而驰。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只有部分真理，而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连部分真理也失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西方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不但会把西方哲学史上的部分真理等同于普遍真理，还会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谬误。这一种观点曾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其来源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
1947年，日丹诺夫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根据这一定义，“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了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
。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国影响极大。改革开放之前写的哲学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遵从“两军对阵”的模式。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哲学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庸，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到的西方哲学家而写的注脚；至于现代西方哲学，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教材，是供批判的靶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界取得了两个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等新的解释，并以积极的态度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第二，哲学史界突破了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模式，从具体的史料出发总结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家。这两方面的新成果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还存在着阻碍相互对话和沟通的障碍。按照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是两门独立的哲学“二级学科”；“西方哲学”从属于“外国哲学”，“西方哲学”又被分割成“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两个部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哲学思想被层层分割的“学科”限制在狭隘的专业之内，哲学研究者以某一专业的某一方向为职业，画地为牢，以邻为壑，互不来往。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专攻西方哲学的某一派别，某一哲学家，甚至某一哲学家的某一著作或理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因此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陌路，那就未免太狭隘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如果只是把目光盯在西方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身上，那也不能在广阔的视野中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中国的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当作两个独立的学科的做法，可能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从学理上说，两者的分离是没有道理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消除外部力量在两者之间设置的隔阂。这两个思想领域的贯通，可以澄清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关系，也可以说明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哲学乃至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