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道德、宗教，乃至科学、医学、道术、民俗，无不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按西方纯哲学的标准选择和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后来又按“两军对阵”的模式诠释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范围被弄得越来越窄。现在人们把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相联系，这可以从更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吸取更多、更广阔的哲学思想，是有益的。在此方面，借鉴西方哲学中“大哲学”的观念也是有益的。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模式和方法，对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文化领域的联系和变化，很有些启发意义。从冯友兰、胡适开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属于中西哲学的良性互动，不能算作全盘西化，因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其建立和发展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这个参照系，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体悟大不一样，对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意义更大。因此，我曾提出，要以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这与借鉴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需要进行比较哲学的工作。

对于比较的一方的中国哲学，我们应有全面的理解。牟宗三曾在“道德底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之间作出一个区分，套用这一区分，我们也可把“中国哲学”区别为“中国底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和“中国的哲学”（China's Philosophy）。前者指以中国传统为底子或本位的哲学，后者指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哲学形态。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下，当代已不可能有完全彻底的“中国底哲学”，有的只是“中国的哲学”，即使刻意成为“中国底哲学”的新儒家，不是也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和比较的对象吗？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传统的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但是，我国哲学界马、中、西三足鼎立，以邻为壑的状况是不正常的。哲学史和哲学一般的界限应该被打破。比较哲学的对象不应只限于哲学史，而应该成为哲学一般的方法。广义地说，哲学的方法就是比较的方法，大到反映民族精神的国别哲学，反映时代精神的断代哲学，中到各个哲学流派，各个哲学家，小到一个个哲学观点和概念，都需要并可以加以比较。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史是思想巨人的较量，高尚心灵的更迭；较量就是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更迭。如果我们能够把比较哲学作为研究马、中、西各类哲学的普遍要求和方法，那么它们之间的藩篱自然也就拆除了。

比如，在马哲界，开展对经典作家原文原著的研究，对西方和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各分支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进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哲史界，除了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外，更多地吸收国外汉学家和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概念、命题和范式三个层次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探讨中国哲学关键术语的翻译，把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出来，推向国际；在西哲界，也要探讨西方哲学概念的中译问题，重新评价中国哲学和文化在世界文明史和观念史上的地位问题。如此等等，都是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课题。

未来的世界哲学既不是“西方底哲学”，也不是“中国底哲学”，而是比较哲学。因为“大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出路，也是中国哲学的出路；“大哲学”之大，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跨文化的，消除了按照纯哲学的标准所设置的种种藩篱障碍。我斗胆地说，达到“大哲学”的方法只能是哲学比较法，“大哲学”的理论只能以比较哲学的理论为范式。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在比较哲学领域有特殊的优势。比较哲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在西方并不十分发达，因为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哲学不熟悉，中国哲学对他们而言只是哲学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很难参与平等的对话。印度学者在东西哲学比较领域写了不少书，他们有梵英双语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印欧语系的共同性掩盖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些根本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由语言表达出来的。“东方哲学”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没有共同的文化的或观念的传统作基础。东方哲学内部的分歧可能比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分歧还要大，比如，印度哲学在语言上更接近于西方哲学，阿拉伯哲学则在内容上接近西方哲学。只有以中国哲学为典范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才能明显地突出东西哲学的异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翻译和评介，西方哲学已在中国普及，可以说，中国人熟悉西方哲学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熟悉中国哲学的程度，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所在。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提高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条件。当然，能否实现哲学强国的目标，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如果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期待：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21世纪是中国人登上世界哲学舞台的时候了！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也能在哲学舞台上扮演“第一小提琴手”。我热烈地期待着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大哲学”观念的确立，在比较哲学领域的突破，将会促进这一转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