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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哲学与文化母体的关系，可能是在任何一本西方哲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的老生常谈，但其中有一些大家熟视无睹的道理。我要用其中的道理为历次哲学危机和出路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照我看来，哲学与它所依附的文化母体的关系有紧密的时期，也有松弛的时期：当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哲学处于发展繁荣阶段；当两者关系松弛到快要分离的时候，哲学危机就发生了。
那么，哲学与它的文化母体的关系为什么会松弛、动摇呢？我们的回答是：这是由于文化母体的变动所造成的。文化母体的变动可分强化和弱化两种情况：强化指文化母体因为增加了新的成分而发展壮大，附着在原来母体上的哲学因为不能适应母体的快速成长而面临危机；弱化指文化母体的衰落，母体的弱化相应地引起附着在其上的哲学的衰弱。文化母体犹如一张皮，哲学就是附在上面的毛；母体的强化好比皮质腺分泌太旺盛，影响了毛发的生长；母体的弱化好比皮肤的萎缩、退化，如果萎缩得太厉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哲学的危机也有母体的强化和弱化这样两种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哲学与它的文化母体关系的这种分析是否能解释哲学史的事实。
西方哲学的最早形态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文化母体是从神话世界观里脱胎的自然观，它在公元前5世纪时遭到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与功利精神的挑战，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哲学危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理性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在一个强化了的、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世界观的视域内，把希腊哲学发展到顶峰。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伦理化，罗马哲学的文化母体是道德化的宇宙观，它在罗马后期被贵族们反道德的行为所摧毁，由此产生了第二次哲学危机。这一次哲学危机为基督教哲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基督教哲学以信仰的确定性和道德的实践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满足了人们的道德理想与追求，因而取代罗马官方哲学并成为中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15和16世纪，经院哲学随着神学的衰落而衰落，这是第三次哲学危机时期。17世纪之后，哲学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一个个新的哲学体系才在近代自然科学这一文化母体的基础之上被建立起来。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在自然科学内部发生了数学危机、物理学危机，哲学也相应地发生了第四次危机。现代西方哲学至今仍未摆脱第四次危机。
总结：第一次哲学危机由于文化母体（理性世界观）的强化而引起，哲学由于适应了母体的强化而繁荣；第二次哲学危机的原因是希腊人的道德理性宇宙观的衰落，由此引起希腊哲学的衰亡和基督教哲学在新的文化母体的基础上的兴起；第三次哲学危机的原因是基督教神学这一文化母体的弱化，由此引起了经院哲学的衰落和近代哲学在自然科学的文化母体基础上的兴起。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第四次哲学危机的原因是文化母体的强化，还是弱化？
在谈到近现代哲学与文化母体的关系时，我们要注意近现代文化的多元化特点，注意到自然科学只是近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种；但同时要承认，自然科学是最强势的文化，以自然科学为母体的哲学是强势哲学。这并不否认近现代哲学是多元的，近现代哲学史上充满着争论。谈到强势哲学所遭受的批判，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它遭到弱势哲学的批判，一种是强势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在自然科学的文化母体的成长期，强势哲学内部的争论，如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符合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对哲学的发展不但没有障碍，反而起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弱势哲学难以动摇强势哲学的根底，它们对强势哲学的批判罕有成效。但是，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不是单一的方向。从发生学的观点看，单一方向对于自然科学的发育成熟是有利的，但成熟之后的科学下一步的成长是分化，向着多个方向的分化。对于哲学而言，19世纪后期以来，它的文化母体的变化是强化，而不是弱化。近代以来的哲学由于不能适应它一直依赖的科学这一母体的强化而产生了第四次哲学危机。这次危机的表现不是弱势哲学对强势哲学的挑战，也不是原来的强势哲学失去了它的文化母体的危机，而是科学母体的强化在强势哲学内部造成分化。
自然科学的强化表现为范式的转换。近代自然科学的主体是物理学，物理学的重要理论是其他门类科学的“范式”，如伽利略范式、牛顿范式以及爱因斯坦范式，这些都是影响自然科学整体的范式。1859年，达尔文发表的《物种起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但使得进化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使生命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使自然科学这一文化母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文化母体的变化迅速反映在哲学之中。恩格斯把细胞学说、能量转化规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列为对哲学影响最大的三大发明。
19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虽然流派繁多，但无不以生命和人为对象。生命哲学（包括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自不必说，其他主要派别，如现象学对人的意识的考察，分析哲学对人类语言现象的分析，结构主义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都是以人的生命运动的形式和特点为模式和参照，而不是以主体观察、反思客体那种认识论为模式和参照。我们能否说，现代哲学的对象和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哲学已经或正在适应科学母体的变化？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把研究对象转向生命和人的研究，现代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危机，原因何在呢？
现代哲学的转向虽然与生命科学的重要性相适应，却没有采用来自生命科学的范式；相反，他们仍然按照近代形成的标准，把机械论作为整个自然科学的范式，把机械论的范式理解为科学主义。他们对那些以机械论范式为母体的哲学的批判被理解为“人本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对立。这是对作为哲学的文化母体的自然科学的极大的误解。如前所述，自然科学这一母体的变化是内容上的强化，在机械论之外又增添了新的范式，新的范式限制了机械论范式的范围和作用，而不是限制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和作用。以机械论为范式的哲学危机的出路在于摆脱或限制这一范式，而不是脱离或限制自然科学及其范式。相反，现代哲学不可能也不需要脱离自然科学这一母体，它对机械论范式的批判和扬弃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新范式为基础。哲学的转向归根到底是从机械论范式向来自生命科学的新范式的转化，哲学的出路在于对科学母体变化的自觉适应，而不是反科学主义。
由于缺乏对自然科学中范式变化的自觉，现代哲学出现了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所要抵制的理性是适合于物理学研究的观察的、量化分析的理性，它同时也是以控制对象为目标的工具理性。非理性主义往往以人的意志和情感、欲望来与这种理性相抗衡。在生命科学的新范式中，生命活动服从相同的规则，研究者不需要在动物活动中区分理性、情感或意志，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也不是两个绝对分明的领域。这一区分本身就是按照机械论的定性分析作出的，用非理性主义来批判理性主义的做法反映了对机械论范式的抵制，却不能摆脱工具理性给哲学带来的危机。下面，我们对非达尔文范式的现代西方哲学派别作一个更详细的类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