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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反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哲学史的概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评。前一方面的内容遭到一些哲学史家的反批评。他们说，波普尔用现代的观点看待希腊社会政体，他笔下的柏拉图是一个现代柏拉图，一个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敌人的柏拉图，而不是生活在古希腊社会里的那一个柏拉图。比如赖文森（R.Levinson）在《保卫柏拉图》一书中，考因弗斯（M.Cornforth）在《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一书中，都详细地指出了波普尔对柏拉图所处环境和他的思想的误解或歪曲。同样，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鲁士王国的工具。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这一意识形态是德国市民阶级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特殊反应，既可以为国家极权主义服务，但也包含着反对思想专制和精神压迫的利器。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肆意歪曲和利用，并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必然后果。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影响最大的部分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波普尔提出反批评，但都不那么有力和成功，并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而销声匿迹了。按照波普尔提倡的批判理性主义，任何有科学价值的理论都有较高的证伪度。这当然也要适用于波普尔自己的哲学。因此，研究波普尔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理性的批判态度对待批判理性主义，既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要让波普尔的批评接受反批评。为此，我在下面提出三点质疑：
第一，马克思的预言完全落空了吗？波普尔证伪马克思的理论的主要根据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落空了。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两方面的预言：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是资本的全球化。这两方面的预言是彼此相关的。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根据是他关于世界历史的学说。他说，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的“铁的必然性”，“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他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必将取代世界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那里重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同样的历史进程，其结果是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兴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
虽然马克思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但他关于全球化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马克思精确地预言到，全球化首先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引起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读读《共产党宣言》中描写的全球化的文字，人们不禁会为马克思预言的准确而惊叹不已。马克思预言的资本的全球扩张即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样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地方的思想文化正在全力抵制全球化。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归宿，他指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是为了指明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前途。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没有完成之前，在无产阶级没有成为世界的统一力量之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结论：不能因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就断言马克思的预言已经被彻底证伪。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论是伪科学吗？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下发动的。波普尔认为，这一革命的依据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一定的修改。确实，列宁修改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预言，提出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国际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用其中一部分在本国豢养工人贵族，成功地瓦解了无产阶级革命。他指示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把在那里进行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转变为打击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普尔把列宁等人的理论看作是辅助性假设，指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了不可证伪的假科学。他的政治批判与他的激进的证伪主义的立场有关。列宁的理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修改的主要作用不是保护马克思主义，不是抵御证伪，而是指导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预言。并且，列宁的新预言并非没有事实的验证。二战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不同程度地确认了列宁的理论。如果把列宁的理论称作辅助性假设，那么，它是拉卡托斯所说的能够增强理论预见力的积极的辅助性假设，而不是只能应付反常、不能预见新的事实的消极的辅助性假设。奥赫尔（A.O'Hear）在其评论波普尔哲学的书中说：“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新的假说来化解对某些马克思预言的证伪，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非科学，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即使这些预言不很精确，但这些补救性的假说自身，难道不能说是对第三世界运动和工业社会里异化团体的愤懑，所作的新的、合理而又成功的预言吗？”
至于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现在不再具有指导和预测现实的作用，这并不奇怪，而且符合波普尔关于社会科学的短期或局部效用的思想。既然改良资本主义的“渐进社会工程”处在不断的修改、调整和证伪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苛求马克思主义，要求它一劳永逸地预见未来的发展，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修改自身呢？波普尔的批判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的僵化思想是有效的，但未必适用于那些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政治哲学可以不讨论社会公正问题吗？根据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开放社会的思想自由原则和民主制度可以使社会成员通过理性的、自由的辩论来发现可行的渐进社会工程，不断地改进社会。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他似乎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科学家团体，把报刊杂志看作是科学学刊，把议会看作是科学会议，把政府看作是从事证伪各种政治主张的科学实验机构。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批判使他忘记了，不论在何种社会里，人们在政治争论中的立场不可能完全受纯粹的理性支配，而不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人们依据不同的利益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其他社会集团。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争论也不完全是靠理性来解决的，各派社会力量的平衡，往往是通过不合理的仲裁达到的。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过分关注人类理性的发展，热衷于为渐进社会工程的决策理论提供依据，却没有回答“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如柏拉图的正义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说”，近代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被波普尔归结为对“谁应当统治”的错误问题的错误答案。其实，这些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应当统治”的问题。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对社会的性质、起源、基础和一般原则的探讨，都关心社会正义的问题。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使他忽视了正义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关心如何制约统治者的权力，却不关心如何分配社会权益的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开始就提出，没有正义的社会组织正如缺乏真理的思想体系一样：一种思想理论，不管它如何精巧和实用，只要它不是真理，就要被否定或修正；同样，一种社会组织，不管它是如何严密和有效，只要其缺乏正义，就要被抛弃或改革。因此，正义的原则是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性质的首要标准。
罗尔斯的这段话，点出了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正义的缺席。波普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正是由于填补了他留下的这一理论真空，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