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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猛烈而尖锐，因此常常遭到误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为了适应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需要，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完全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没有任何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对波普尔思想的误解，因为：第一，波普尔的批评的主要依据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他也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以下详细谈谈我对波普尔的批评所作的这两点评论。
首先应该承认，波普尔的批评在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实际中，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边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我断言，我们的自由世界是至今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过的最好的世界。”
但应该看到，波普尔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他所依赖的武器主要是理性的批判力量。正如马克思区别了“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一样，波普尔把理性的争论视为批判的武器之间的较量。波普尔说，理性的争论有两种。第一种是“非批判的理性主义”或“全面理性主义”，它把理性看作是自身的标准。波普尔意识到，任何“理性的标准”都不是中立的，都有预设的前提，以“理性”为标准实际上是在铸造反对自己的武器。他说，如果有这样的理性标准的话，“它本身也不能为论证和经验支持，从而自己也应该被加以抛弃”
。第二种理性主义是波普尔信奉的“批判理性主义”，它预先不设定任何标准，而是通过对话、谅解、谈判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一种理性的态度：“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罢，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
抱着这种态度进行的争论的双方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前提和方法，但双方都是“可错论”，都能够接受或部分地接受对方的立场、前提和方法。
我把批判理性主义所进行的批判称为“内部批评”，而“全面理性主义”的批判可视为“外部批评”。为了说明这两种批判的不同，我们可比较波普尔和哈耶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俩既是维也纳的同乡，又是自由主义的同道，而且私交也很好。波普尔的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就发表在哈耶克主编的1937年的《经济学》上。二战之后他应哈耶克的邀请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并在哈耶克的帮助下获得了教授的席位。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共同点掩盖了他们在理论上的差别。在我看来，两人的思想不在同一理论层次上。哈耶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市场经济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前提出发，批判极权主义的计划体制和集体主义。他所依据的这些观念和前提，正是马克思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对私有制和市场的“自发的秩序”的崇拜。他与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没有共同的语言。用我的话来说，哈耶克的批判属于“外部批评”。波普尔的批判则属于“内部批评”。波普尔承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弊病，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也应当对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经济体制实行干预政策。这些都是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途径是完善民主制度，而不是旨在消灭私有制的暴力革命；国家干预主义应当是逐步改良的“零星的社会工程”，而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波普尔和哈耶克都以捍卫自由为己任，但什么是自由的根基呢？哈耶克说：“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波普尔的回答则是，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障自由。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差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批判方式。哈耶克以私有制的主张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部批评”；而波普尔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民主”这一共同的出发点，由此讨论双方对民主制度及其实现途径的不同理解，这属于“内部批评”。
“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究竟区别何在呢？“外部批评”是意识形态之争。一个意识形态，有点像库恩所说的“范式”，它自成体系，有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论证的方法和判断真伪是非的标准。依据一个意识形态的信念、方法和标准从外部对另一个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固然可以巩固批判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却不大可能说服被批判者。被批判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批判者的还击可以产生同样的效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通常说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调和的，争论的双方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进行的是宣传战，而不是相互理解和学习的对话。所谓内部批评，顾名思义，就是站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内部，从该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前提出发，并使用它的语言，最后引申出和这一意识形态相违背或者它所不能解释的结论，以此揭露该意识形态体系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和错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内部批判。波普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观察了这一理论所解释的社会现象，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的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发展，马克思主义被它所解释的事实证伪了。
我的第二点评论是，波普尔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必要性。波普尔的内部批评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严重的挑战，但他同时也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一些正面的评价。波普尔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凶恶的敌人，毋宁说，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对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证伪，在证伪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克思理论的价值。首先，波普尔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其次，这一科学在被证伪之后仍然具有现实作用。
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他对社会发展的预测是可以证伪的。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一个理论的内容越丰富，证伪度越高，科学性也越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符合这一科学的标准。这一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具体的、精确的预测，比如，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垄断，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爆发，以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在波普尔的时代，马克思的预言中的一部分没有实现，如无产阶级并没有绝对贫困化，也没有在发达国家发动革命；另一部分似乎被实现，实际上违反了马克思的思想，比如，虽然出现了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阵营，但这些落后国家的公有制不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波普尔据此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被证伪。这一学说被证伪，并不是因为它不是科学；恰恰相反，能被证伪的学说才是科学的。那些论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发达国家发生而只能在落后国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对马克思的预言提出的“辅助性假设”，使得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证伪成为不可能。波普尔所攻击的伪科学，包括这种不可证伪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马克思的理论，始终保持着尊重科学的认真态度。当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宗教时，波普尔站出来为马克思辩护。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理性的主张；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通过纯粹理性的手段来说明社会主义将会到来及如何到来的科学家”
。
即使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一被证伪的科学理论也不应该被放进历史博物馆。相反，波普尔说，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正是马克思的批判，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找到了诊治这些弊病的更好的方法。其次，马克思的理论中具有追求人道、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伦理，这种社会伦理是开放的社会所必需的。波普尔说：
在马克思的实践伦理中，像自由、平等之类的范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毕竟是那些严肃地对待1789年的理想的人之一。他看到像“自由”这样的概念如何受到了无耻的歪曲。这就是他口头上不宣扬自由而在行动上宣扬自由的原因。他想要改进社会，而改进对他意味着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高的生活标准，尤其是缩短劳动日（这能立刻给工人某些自由）。
马克思的社会伦理不仅是理想，而且是行动的纲领，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波普尔提倡的批判理性主义是相一致的。因此，波普尔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又维护它。他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死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和它对自由的热爱必然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