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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反历史主义。波普尔赋予“历史主义”（Historism）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是：“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律’、‘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据说，历史主义者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人类的进程是一个谜，谁解开了这个谜，谁就掌握了控制未来的钥匙。历史主义的预言是人类发展规律之谜的解，按照历史规律设计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就是打开理想世界大门的金钥匙。简而言之，历史主义就是这样的信念，它认为存在着一条决定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且以预言和发现这一规律为其基本目标。历史主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理论，它的最古形式是“上帝选民论”，即认为上帝意志决定社会发展方向，这是“神学形式的历史主义”。此外，还有认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有认为思想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认为经济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
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迄今理论中最纯粹、影响最广泛，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所具有的幻想的、宗教的、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色彩，它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并且援引了科学中的事实来说明历史主义。使波普尔最感不安的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对待历史上的其他历史主义者的态度不同，波普尔对马克思表示敬佩之情。他说，马克思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最无耻、最残酷的时期。马克思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社会中的不正义现象充满着义愤，对被压迫和损害的人充满着火热的同情。他的性格真诚、开放、容不得虚伪和欺骗，尤其憎恶剥削制度的辩护士。波普尔还承认，马克思研究和著述的态度是科学的。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思想者，包括那些不同意马克思理论的思想者，都受惠于马克思。按照波普尔的说法，马克思的愿望是改进开放社会，他使用了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却没有成功。然而，马克思的尝试没有白费气力，他帮助人们睁开或擦亮了眼睛，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现在，再想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攻击马克思呢？波普尔回答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使得历史主义获得了科学的形态。他尽管有功绩，但仍然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诱导无数有识之士相信，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作出历史的预言，并为用暴力手段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提供科学上的论证。
波普尔把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归咎于马克思的错误预言，但是，他也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认为后者才是不可证伪的伪科学的教条。波普尔的批评所针对的是可以证伪的因而是科学的马克思本人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被说成是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包括两个基本部分：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经济主义说明社会的性质、结构和变化原因，历史主义在此基础上揭示历史规律，预示社会发展的前途。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人的社会存在归结为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的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所说的经济主义指的就是这些观点。他承认，把人的经济活动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提醒人们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不要忽视经济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过分认真地强调经济作用的基本性，以至于把经济条件夸大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错了。在一定的环境中，思想，特别是科学思想的作用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设想整个经济体系全被摧毁，但只要科学技术知识没有被摧毁，那么，经济体系在较短时间内便可被重建起来。可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假如知识完全消失了，而机器和物质产品仍然保存着，那么，结果只能是一个野蛮的种族占据着一堆工业化废墟的荒芜景象，文明的物质痕迹也会很快消失。第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方面思想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人们即使不知道经济背景，也能够研究某一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试图说明，思想、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却不是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人们只有首先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才能从事科学、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经济、物质条件是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波普尔却认为恩格斯只不过重复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这种“吃饭哲学”不足以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
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导致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结论。波普尔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事实，但又说，在上述命题中，不必过分认真地强调“一切”这个词。因为很多历史事实不见得能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比如，中世纪教会与国王的斗争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但这一斗争的性质却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同样，世界历史中绵延不断的民族斗争，也不都能被归结为阶级斗争。历史是各种力量和因素互相制约和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把它简化为两种力量的斗争，恰恰是历史主义的特征。神学形式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上帝与撒旦、善与恶之间的较量；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种族之间的斗争史；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是理性与偏见、启蒙与蒙昧之间的矛盾。波普尔说，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把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并不比其他形式的历史主义更高明。
波普尔反对经济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经济主义的一个基本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波普尔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把政治权力视为基本的。从这种观点看，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从这个观点看，政治权力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权力及其控制就是一切。”“由于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政治民主也就成了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力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之所以如此强调政治决定经济的作用，是为了用改良主义的方案来证伪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波普尔承认自由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和反人道性。在资本主义初期，“对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空洞口号。因为人们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教育水准、实际收入乃至体力、智力上的差异，竞争的起点实际上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这些由历史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造成的不平等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发展，势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弊病。但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社会弊病的根源；根源在于没有对自由竞争中自发的、盲目的经济力量加以限制。然而，缺乏限制并非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任何社会都有不加限制的权力，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他权力更危险。另一方面，任何权力都是可以制约的，经济权力也不例外。在经济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金钱可以贿赂，可以买枪、买选票，从而可以左右政局。但是，法律制度、政治手段和舆论界可以对经济权力进行限制。比如，制定和实施了选举法、劳工法、工会法、治安法等，金钱就不再是万能的了。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也可以限制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马克思的学说适用于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的自由资本主义，却不适用于采取了经济干预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
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预言称为历史主义的错误预言。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论是，这些矛盾只有靠生产资料公有制解决。波普尔承认，马克思发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确实存在，但它们却不一定非得用变革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运用政治权力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良或修补，也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针锋相对地反驳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公式，他的反驳分成下面三个环节。
第一，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不过证明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因此，继自由资本主义之后，经济干预主义成为时代主流。但是，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措施，都是干预主义。马克思著作中提出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西方国家在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情况下，依靠国家政权的干预，已经把这些纲领的大部分付诸实施。比如，征收累进收入税和继承税，实行交通、通讯国有化，提高企业国有化程度，实行教育机会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波普尔说：“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制定法律限制剥削。我们可以限制工作日……可以给工人提供伤残、失业和养老保险。”
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去做的。波普尔以此说明，工人阶级的利益用社会改良和民主手段，而不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就可得到改善。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的状况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垄断化倾向，将把大批小生产者和破产的资产者抛进无产阶级队伍，社会成员将被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而无产阶级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障。但是，事实与这一预言相反，民主制度的发展和经济干预主义在富有阶级和贫困阶级中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以贫困阶级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发动。马克思主义者在暴力革命问题上态度不一致。温和派力争用合法斗争夺取政权，激进派要以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波普尔注意到，恩格斯向敌人提出了挑战：“放第一枪吧，资产阶级的绅士们！”
他的策略是迫使资产阶级打响第一枪，以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促使革命早日爆发。波普尔目睹了这一策略的失败，第三国际政党诉诸街头过激行为，把原来持中立立场的中产阶级推向右转，导致法西斯主义上台。法西斯主义摧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也同时摧毁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激起无产阶级的大规模抵抗。波普尔的结论是，无论是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那是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中取得的，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两大严重后果：首先，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的矛盾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次，财富的集中趋势造成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矛盾最终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波普尔说，这些矛盾只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才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现在的国家干预主义已经或正在缓和这些矛盾。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可以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推导出来。生产过剩造成剩余价值下降，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的增长引起利润率下降。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资本家用减少工资或裁减雇员的方法，把危机转嫁给工人。波普尔指出：“价值理论证明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完全多余部分；这独自地提出了价值理论是否真实的问题。”
即使退一万步说，价值理论是真实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国家的干预下，制定了限制工时、保证最低工资额、保障失业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法律，成立了保障工人福利的工会，剥削已经受到限制，童工、劳动折磨和工人生活无保障的现象逐渐得到克服。工人实际收入提高引起了社会购买力的提高，阻止或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同时，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新产品的开发，使得资本家即使在增加可变资本的情况下，仍可获得高利润额，无须用降低可变资本的方法来获利。
波普尔认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也已经过时，因为工人的生活水平从马克思时代以来已经普遍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有增长趋势。马克思当时观察到的资本集中和财富积累趋势已为国家立法（如所得税法、遗产税法、反托拉斯法等）所阻止。马克思关于工业后备军的理论也因为国家采取了失业保险措施而失败。在波普尔看来，这些事实已经证伪了马克思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唯其能被证伪，所以它曾经是科学的理论，只不过这一科学理论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
波普尔说，历史主义者“希望他们能够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社会科学转化为政治家手里的一种强大有力的工具”
。历史主义不仅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而且是安邦治国的一种方法；它绝不是无害的书生议论，而是统治者手中的锐器。历史主义者依据自己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提供了改造社会的通盘计划。波普尔把这种通盘计划之制定和实施称为乌托邦工程。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主义者一样，也是乌托邦工程师，他们按照马克思预言的历史发展规律，力图严格控制并积极实现对社会的全盘改造。
波普尔对“乌托邦工程”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二战”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如他所说：“《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会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操纵主义’）的思想影响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对迷信历史主义的危险提出警告。”
波普尔确实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5年出版之后，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成为西方国家抵御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武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的弊病，以及肃反扩大化、镇压不同政见者和内部倾轧等政治上的迫害，都被归咎为马克思的错误预言和整体主义的设计。波普尔说，乌托邦工程以美好的目标和计划开始，最后必然以反理性和无计划的混乱状态告终。他说：“乌托邦的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它的目的如何仁慈，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而只是那种生活在专制政府之下的可诅咒的常见的苦难。”
波普尔政治哲学最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衰落和灭亡，似乎验证了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作的预言。但这不意味着，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