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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人的世界”和“非人（政治动物）的世界”。他说：在那个非人的世界，“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庸品。世袭的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这个世界属于他们的。”非人的世界不只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不只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是一个“status quo［现状，现存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许多野蛮的世纪中产生的和形成的，它现在已成为最终的制度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
。
马克思一生都在鼓动革命，理论对他来说只是指导革命、改变社会的工具。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革命？答案只有一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非人的世界，使世界成为真正人的世界。他把这一目的称为革命的“绝对命令”：
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注意：革命的“绝对命令”不是“要把人当人看”，而是“要建立人的世界”。前者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施舍，后者才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依靠少数人来改变社会，“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他的目的或“绝对命令”，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无产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大多数人的革命。第二，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关于第二点，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把具有世界历史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并不是由于“把无产者看作神的缘故”。他说：
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以肯定人性的普遍性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普遍的人性，就没有区别“人的世界”和“非人的世界”的标准。马克思所说的“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是没有人性、违反人性的世界，革命所要建立的“人的世界”是符合人性、自由发挥人性的世界。不仅如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是以无产阶级身上所体现的人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所受到的非人的对待，他们反抗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的必然性，以及他们解放自身的可能性，都指向了对普遍人性的追求。
在马克思著作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比比皆是，不但在早期，在“德法年鉴”时期，在1844年手稿中，即使在《资本论》中，在后期的笔记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人的价值的热情推崇，以及对摧残人的价值的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当然，马克思也谴责那些打着“普遍人性”旗号的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也反对把人性当作抽象的精神或意识特征。一些人以此为依据证明马克思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性论。但是，那些文本上的证据只能表明马克思是在批判传统和现实中的人性论的缺陷，而不能表明他不承认普遍人性。实际上，马克思多次使用的“社会化人性”（gest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社会化人”（vergesllsshafteter Mensch）、“类存在”（Gattungswesen）等概念正是“普遍人性”的概念。同样，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普遍人性，也不妨碍他以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方式论述人性。马克思分析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观点。“劳动”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劳动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和“外化”。不仅如此，生产和消费的动力是人的需要，而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以人追求快乐和闲暇的本性为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按照人的需要的真正满足来设计的，他的设计以人的本性的实现和自由发展为归宿。
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人生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
。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有发展过程，观点有变化，但他的理论始终以阐发、解放和实现、发展人的崇高价值为目标。“以人为本”始终是他的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应该肯定马克思具有人本主义。
面对文本上的证据，人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能否用“人本主义”来概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他的唯物主义和他的整个学说是什么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承认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但以此否认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比如，波普尔引用了马克思对非人道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解释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出于义愤和同情，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的道德上的谴责，但这不是科学的、理性的批判。
另一种解释认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思想，在思想成熟时期，马克思关于以人为本的提法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阿尔都塞甚至说，“反人本主义”才是马克思的科学的理论。第一种解释把人本主义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以此贬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第二种解释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从他的主要思想中剥离出去。这两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大家都承认，马克思的成熟学说主要是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学说与人本主义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与一切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有两点可值得注意。
首先，他批评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说：“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
“感性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与“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之间有何联系呢？不难理解，马克思的理由应该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世界这架大机器中的小机器，人失去了感性的鲜明色彩；而人的价值是可以感受幸福，失去感性的鲜明色彩也就失去了人的价值。正是在失去人的价值的意义上，马克思才称机械唯物主义是“敌视人”。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费尔巴哈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比“‘纯粹的’唯物主义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他接着批评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明确地说，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显然，“感性”在这里有两种不同含义。其一，指人的价值的感性特征。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以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感性能力为基础，并达到了“类意识”的高度。他的“人本学”用感性恢复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因此受到马克思的赞扬。其二，指人的实践活动的感性特征。人的感性不是对自然界的消极接受和适应，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改造。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的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没有不受人的环境影响的感觉对象。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凸显了感性特征，不但人的价值是现实的社会利益和权利，而且实现人的价值途径是实践这样一种特殊的感性运动的形式。通过研究人的价值的这些感性特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逐步展开了崭新的、丰富的内涵。
但是，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不是从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思想和新康德主义的价值论中发展出来的，而是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对传统的人本主义的批判发展而来的。马克思看到，传统的人本主义，不管是在认识论领域，还是在本体论领域，都否认或忽视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具体的价值。他说：“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
通过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从“对天国的批判”到“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法的批判”、从“对神学的批判”到“对政治的批判”的转变。
马克思抛弃了对人的本质的种种抽象规定，关心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唯物史观从不抽象地谈论单个人的本质和价值，但绝非“见物不见人”。唯物史观与人本主义虽然是不同的话语系统，但这两种话语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可以互通的：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价值，生产力水平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个客观标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实现价值的社会结构，而社会发展理论是对不同形态的社会结构所作的价值判断。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唯物史观和整个思想的导向原则和价值标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变革意义在于，它把“以物为本”的旧唯物主义改造成“以人为本”的、以实践为中心的新唯物论。正如马克思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本质”即我们所说的“导向原则”，而“基础”指人是自身判断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人不但创造了历史，也改变了人自身。在其他地方，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
这里的“基础”也是指人的一切活动都以人自身的价值判断为导向。
如果把视线投向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本主义的原则和精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旨是对劳动异化的揭示、批判和扬弃，而贯穿在其中的发展线索，需要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异化的原因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相反，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是异化所产生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
人的异化有着人所意识不到的机制，是在生产劳动中自发产生的异化。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谈论劳动异化。为了揭示“劳动异化”的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但其中贯穿的却是人本主义的精神：揭示造成人的异化的原因和规律，寻求消除异化的解放途径。
由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属于他的思想主流，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价值论上的人本主义，共同关心的焦点和研究对象使得两者的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在对话交流中，有一个“以何者为主”的问题。
被笼统地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两种倾向：一是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出发，积极地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一是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应该承认，后一种倾向比较盛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而是渗透在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思想观点。相比而言，一些西方哲学的派别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纳入这些现成的理论体系，比用马克思的思想拆散这些体系、吸收其中的一些观点更为容易。第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家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理论整体对立起来，或者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具有人本主义思想，或者把马克思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边缘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包容一切、解释一切。这样的理论宣传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中固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使人本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西方哲学的“专利”。
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阐明和发展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另一方面要注意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变革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中阐发其人本主义的精神，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中坚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独创性和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