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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人的世界”和“非人（政治动物）的世界”。他说：在那个非人的世界，“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庸品。世袭的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这个世界属于他们的。”非人的世界不只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不只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是一个“status quo［现状，现存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许多野蛮的世纪中产生的和形成的，它现在已成为最终的制度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
。
马克思一生都在鼓动革命，理论对他来说只是指导革命、改变社会的工具。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革命？答案只有一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非人的世界，使世界成为真正人的世界。他把这一目的称为革命的“绝对命令”：
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注意：革命的“绝对命令”不是“要把人当人看”，而是“要建立人的世界”。前者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施舍，后者才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依靠少数人来改变社会，“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他的目的或“绝对命令”，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无产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大多数人的革命。第二，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关于第二点，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把具有世界历史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并不是由于“把无产者看作神的缘故”。他说：
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以肯定人性的普遍性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普遍的人性，就没有区别“人的世界”和“非人的世界”的标准。马克思所说的“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是没有人性、违反人性的世界，革命所要建立的“人的世界”是符合人性、自由发挥人性的世界。不仅如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是以无产阶级身上所体现的人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所受到的非人的对待，他们反抗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的必然性，以及他们解放自身的可能性，都指向了对普遍人性的追求。
在马克思著作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比比皆是，不但在早期，在“德法年鉴”时期，在1844年手稿中，即使在《资本论》中，在后期的笔记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人的价值的热情推崇，以及对摧残人的价值的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当然，马克思也谴责那些打着“普遍人性”旗号的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也反对把人性当作抽象的精神或意识特征。一些人以此为依据证明马克思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性论。但是，那些文本上的证据只能表明马克思是在批判传统和现实中的人性论的缺陷，而不能表明他不承认普遍人性。实际上，马克思多次使用的“社会化人性”（gest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社会化人”（vergesllsshafteter Mensch）、“类存在”（Gattungswesen）等概念正是“普遍人性”的概念。同样，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普遍人性，也不妨碍他以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方式论述人性。马克思分析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观点。“劳动”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劳动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和“外化”。不仅如此，生产和消费的动力是人的需要，而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以人追求快乐和闲暇的本性为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按照人的需要的真正满足来设计的，他的设计以人的本性的实现和自由发展为归宿。
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人生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
。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有发展过程，观点有变化，但他的理论始终以阐发、解放和实现、发展人的崇高价值为目标。“以人为本”始终是他的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应该肯定马克思具有人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