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现在追溯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来源，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显性的、直接的方法；第二种是隐性的、间接的方法。为了全面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这两种方法缺一不可。
第一种方法是迄今为止通常使用的方法，即，说明哪些西方哲学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阐述它们如何影响马克思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的那样，对他们的哲学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包含着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共产主义、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明显的发展线索。作为一个历史事实，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确实与马克思哲学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但是，列宁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却不是在陈述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有密切联系这一历史事实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一方面缩小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扩大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列宁的解释之所以缩小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不仅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来源，而且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很多观点的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他的体系密切联系的方法，使用他的方法虽然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他的体系，但接受他的体系的部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不是简单地“抛弃体系，接受方法”，也不像“把头脚颠倒的体系颠倒过来”。马克思哲学不但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如“存在”“定在”“扬弃”“异化”“劳动”“自由”“市民社会”“国家”“法”，等等。黑格尔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意义时，把西方哲学的各个环节贯穿起来。可以说，不理解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就不能理解黑格尔哲学，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但因此就说费尔巴哈思想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那是扩大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唯心论和宗教的虚幻，却没有决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和内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要是他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哲学思想。他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多于继承。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更多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列宁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与哲学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个部分分别有自身的来源，因此未能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
追溯马克思哲学历史来源的第二种方法，即隐性的、间接的方法，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却被反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一个范例。这部书的上卷的副标题是“柏拉图的魅力”，下卷的副标题是“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从这些标题就看出，波普尔攻击的重点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他把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解释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开始于赫拉克利特，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发展到顶峰。波普尔勾勒的历史主义发展线索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解释，他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当作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以赛亚·伯林评价说，波普尔的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作者所能作的最彻底（most scrupulous）、最难对付（most formidable）的批判”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对这一批判作出有力的回应。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的框架，缺乏波普尔那样的宏大宽阔的历史视野，他们对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作出的反批判，不是在同样领域中和同等水平上的论战。这一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揭示马克思哲学的隐性的、间接的历史来源，是必要和重要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个“希腊迷”，他的著作多次提到希腊文学和艺术的永恒的魅力。如果认为希腊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影响，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希腊哲学的影响是隐性的、间接的，通常是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到马克思的。比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
那部“更大的著作”没有写出来，但我们可以追问：马克思的写作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归为同一组哲学？如果联系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分类，就可以理解，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代表了“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康德不同，康德认为，人在对自然的认识中没有自由的意识。在康德与黑格尔的不同的自由观中，马克思支持黑格尔的观点，他的博士论文说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达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不能想象，他打算进一步论证黑格尔的观点：自我意识的自由也表现在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之中。
虽然马克思没有实现他的这一写作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与人的自由相联系的思想，与他对希腊自然哲学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的理解，有着某种隐性的、间接的联系。
阿伦特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乌托邦，而是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城邦的模式中经历了这些同样的条件，这也是我们传统所依赖的基础”
。这段话已经成为西方很多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的共识。他们把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当作西方思想传统对马克思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论文集中，12位学者撰文，他们一致指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间接的、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来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使用隐性的、间接的方法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比如，哥尔德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学说之间的联系
，卡因说明了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希腊政治观和实践观对马克思的“类存在”的观点的影响
，罗克摩尔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活动”概念对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的影响
，施瓦茨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类存在”的影响
，伯伦克特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与马克思的社会伦理
，缪斯说明了古典的政治自由和公共领域的思想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之间的联系
，麦察罗斯谈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法传统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的影响
，如此等等。这些研究运用隐性的、间接的比较方法，在西方哲学的大传统中，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和资源。我们应该在借鉴和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作出全面、系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