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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积贫积弱的清王朝维持其统治已是甚为艰难，遑论保护祖先遗留下的文物，而推翻满清王朝后建立的民国政府也无力保护好文化遗产。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和部分学者利用各种机会到中国特别是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以各种名目寻宝、盗宝，也有以学术的名义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陈星灿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下面择要引述以便说明外国人在华调查与发掘情况。
英国很早就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掠夺文物。
1860年前后，任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馆长的英国人安得逊就到邻近的云南省采集了许多磨制石器。1863年，被英国派遣到中国的印度人穆罕默德·衣·哈密德在新疆发现了被掩埋在沙漠中的古城和阗；1865年，英国人威廉·约翰逊证实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被湮没的古城；1873年，英国人福赛斯到新疆并证实有许多古城被掩埋在沙子里，被派到和阗东边城市废墟的人发现了小神像和钱币，并把它们带出中国。
1901年，英属印度派斯坦因到新疆发掘尼雅、丹丹乌里遗址。1906—1909年，他继续发掘这些遗址，同时还在楼兰、米兰遗址以及敦煌附近出土简牍的汉代烽燧墩遗址进行发掘。他从敦煌王圆篆道士那里骗购了大量藏经洞发现的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1913—1915年，他第三次到西北活动，调查发掘敦煌、酒泉和额济那河流域的汉代烽燧墩遗址、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吐鲁番的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再次窃取大批文物。斯坦因后来陆续把调查发掘收获资料整理出版，主要有《古代和阗》（1907年）、《西域考古记》（1921年）、《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年）等。
日本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比其他国家频繁得多，1895—1943年，尤其是1933—1943年的10年间，日本考古学者如鸟居龙藏、大谷光瑞、关野贞、滨田耕作等在其武装势力保护和控制区内调查和发掘了一些史前遗址、石窟、城址和墓葬等。
1895年，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派遣，到辽东半岛调查了旅顺、大连等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1905年、1908年又两次考察这些地区。1896—1941年，他到台湾、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和山西等地调查。
他还在西伯利亚和朝鲜等地进行调查发掘，研究东亚民族历史文化。1939—1951年，他在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
日本学者在调查和发掘结束后立即着手编撰考古报告和文集。鸟居龙藏把他在内蒙古等地三次考察所得集结成《南满州调查报告》出版；东亚考古学会派遣的留学生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把在北平期间到内蒙古和中国北疆地区踏查的成果汇集为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内蒙古·长城地带》出版。
大谷光瑞在1900年留学伦敦时，听到斯坦因等在中亚一带探险所获甚丰的消息后，自己组织了探险队，从1902年开始在新疆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窃取部分壁画。
1908年，他委派桔瑞超负责楼兰等地的调查，桔瑞超在这里发现大量魏晋时期的汉文、佉卢文木简残纸，其中有著名的《李柏文书》。
1910年，桔瑞超发掘楼兰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1912年从敦煌骗取一批写本文书。
1902—1903年，伊东忠太在华北调查古代建筑和云冈石窟。东京帝国大学的关野贞先后到河南省巩县和洛阳调查龙门石窟，到陕西省考察汉唐陵墓，到山东省考察汉画像石。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开始调查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龙门石窟，1937—1944年先后8次前往日军侵占的山西大同调查实测了云冈石窟，还发掘了其中的几个石窟。日后成为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创始人的滨田耕作也在1910—1912年调查并发掘了旅顺刁家屯等地的汉墓。从1928年开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旅大地区发掘牧羊城遗址，次年在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1935年在热河发掘赤峰红山后遗址，1937年又发掘元上都遗址。
1896年，栗野博之丞在台北市芝山岩采集石器，伊能嘉矩等在园山发现贝冢。1897年，鸟居龙藏在园山采集到石斧、陶器和骨器等。1930年，移川子之藏、宫原敦和宫本延人在台南垦丁发掘石棺。1939年，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和国分直一等在高雄发掘太湖贝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也撰写了一些论文。比如国分直一发表了论文《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黑陶文化》，金关丈夫发表了《关于台湾先史时代北方文化的影响》，宫本延人还就台湾的调查发掘资料做了研究，发表了《台湾先史文化概说》等论文。
除了英国人、日本人以外，其他西方国家也派人到中国盗宝、进行考古调查发掘。
186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在福州采集到玉斧，在延安采集到长方形有孔石刀。
1898—1899年，俄国学士院的克列缅茨受圣彼得堡科学院派遣，率领探险队到新疆吐鲁番考察古代城址，他们把庙宇内的壁画切割下来盗运到欧洲，开始了盗割壁画的勾当。
1909年，奥尔登堡考察库车的一些遗址，将一批壁画和塑像盗运出境。1914—1915年，他又率领考察队在敦煌测绘，劫去第263窟的壁画和一批写本文物。
从1894年开始，瑞典人斯文·赫定数次率领考察队到新疆喀什，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并发掘罗布淖尔附近的楼兰古城。
他把在楼兰古城发现的大量木牍、手稿等文物据为己有，运到欧洲。
他促成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于1926—1933年实施具体考察活动。
法国人伯希和1900—1903年期间先后3次来中国收集图书资料，1906—1908年间到新疆考察喀什和库车以及甘肃的敦煌，挖掘库车附近的佛寺遗址，略走大量文物，从敦煌骗走写本文书精品约5000件以及幡幢、绘画等文物。
法国传教士桑志华1913年开始到华北地区调查古生物、地质和史前遗址，1919年在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1920年在甘肃庆阳县北面的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中发现三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发现旧石器。1922—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德日进，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发现并发掘萨拉乌苏遗址，从晚更新世的地层中采集到一批旧石器和一颗人类牙齿化石，还在今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一处旧器时代晚期遗址，这些遗存被命名为“河套文化”。
德国人格林韦德尔在1902—1903年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库车调查。德国人A.凡·勒科克1904—1905年率领考察队在吐鲁番和哈密调查。两人于1905—1907年率领考察队第三次考察新疆库车、吐鲁番等地，窃取了克孜尔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等重要文物。
1925—1926年，美国中亚探险队考古学主任纳尔逊调查了长江三峡地区的史前遗迹。
除去以盗取中国文物、收集中国情报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分子以外，外国学者在中国所做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对中国科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人说：
民国十年前后，我国科学界极为蓬勃发达，当时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如美国的葛理普教授、德国的魏敦瑞教授、法国的德日进神甫、加拿大的步达生博士和瑞典的步林博士等，都由于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等的邀约与协调，先后来中国进行调查、探测、研究或发掘。……无形中对我国的学风有很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开创了中国读书人不完全为书斋所拘束，而走向“田野”去作亲身采集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