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金石学是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以及地面上的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重视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正经补史为目的。金石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作为一门学问则要到宋代才出现。考古爱好者卫聚贤曾对金石学的发展过程做了很好的归纳。下面摘录其著作的部分内容以便说明金石学的发展历程。
根据卫聚贤的意见，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宋代以前古物出土和初步研究的记载。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是夏桀昏庸无德，导致亡国，象征其统治权力的铜鼎被商人缴获，商纣因暴虐而亡国，其鼎被周人缴获。
《战国策·东周策》记载了一则秦为获得象征政权的铜鼎而不惜兵戎相见，后来颜率说服齐王出兵迫使秦退兵而作罢的故事。
汉代开始视出土青铜鼎为祥瑞而改元。《汉书·武帝纪》记载，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把在汾水获得的青铜鼎视为国家祥瑞，把年号改为“元鼎”。
汉代以后关于青铜器出土的记载也不少。如《宋书·符瑞志》记载，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唐会要》卷十上杂录载：“开元十年
，初有司奏设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有篆‘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
春秋时期已出现能够鉴定古物真伪的人。齐国为了向鲁国要岑鼎而不惜出兵，鲁国君用别的鼎冒充岑鼎给齐王，齐王不信，要求一个名叫柳下季的人鉴定，柳下季劝鲁国君说，要避免亡国的话，就把岑鼎给齐国吧。鲁国君听从劝说把真的岑鼎给了齐国，避免了战祸。《史记》封禅书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人去检验新发现的铜鼎的真假，结果得鼎无奸诈。这是因为促使武帝改年号的汾水出土的铜鼎很可能是有人伪造并埋在汾水南岸的，所以此当汾水后土祀旁再发现鼎时，汉武帝就变得谨慎了。
战国时期有人对青铜器纹样做了考释，《吕氏春秋·先识》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今天的学者认为，所谓饕餮，是被简化、抽象化了的动物形象，铜器上装饰这类纹样与信仰和祭祀有关。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解释文字源流和字意时曾参考了青铜器铭文；司马迁为作《史记》遍访古迹名胜；郦道元为作《水经注》不仅到各地访问古迹名胜，还大量利用汉、魏、晋等朝石碑资料。
东汉袁康对古物所反映的远古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准确的认识。他在《越绝书》中借风胡子的口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同龙门……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他的说法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考古发现吻合，即首先出现石器，然后出现青铜器，最后出现铁器。
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至289年），在被盗的魏襄王等人的墓中发现大量战国竹简，经过整理编为《竹书》、《周书》等，这是较早整理古代典籍的范例。
梁代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收录了截至梁武帝时期的刀剑79件。
唐代有人精于鉴定古物。曲阜人在耕作时挖出铁盎，上面隐约可见古篆书“齐桓公会于葵邱岁铸”。裴休的门徒根据《左传》的记载，提出葵邱之会是齐桓公进行的第八次盟会，既然是生前的盟会理应不会有谥号，遂指出这件铁盎是后人伪作。
宋代以前收藏和初步研究的零星出土古物，为金石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北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因为正乐而注意保护古物，民众也将偶然获得的古物送给官府。崇宁三年（1104年）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敬献给官府。《考古图》卷三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例。
于是，官吏、士大夫之间兴起了古物收藏热潮。长安为秦汉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得传于人间。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中，刘敞为永兴守，他收藏不少古物并绘制成图像刻石，名为《先秦古器图碑》，该书失传，根据后人记述，知道他提出古器研究的目的是，“礼家明其制度，小学还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宋代金石著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宋代至少有61种金石学书目存世，《考古图》罗列的收藏古物机构或个人有40个之多。如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除摹绘古物形状、铭文，还标注了古物的尺寸、容量和重量，并做了一些考释，注明古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点等。
宋代收藏、著录和研究古物促进了当时历史、古文字研究，形成了金石学。墨拓法和印刷术的发达客观上为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宋王朝的灭亡，收藏研究古物之风迅即遭到破坏，金人把宋辽古物视为不吉祥，悉数毁灭。元好问在其著作《古物谱》中将古物称为“外物之外”，可见金代轻视古物是普遍现象。
元代，古物著录中流传至今的有朱德润的《古玉图》，此书被认为是开启了研究玉石类古物的先河。
明代金石学几乎没有超越元代。人们喜好仿制古物而少有收藏研究。崇祯年间（1628—1644年）重演了销毁古铜器甚至宣德炉用以铸币的一幕。
上又将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内有三代及宣德年间物，制造精巧绝伦，商人不忍旧器毁弃，每称千斤，原纳铜二千斤，监督主事某不可，谓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谓宣铜下炉尚存其质，三代间物则质轻之极，下炉惟有青烟一缕尔，此则谁忍其咎？监督谓圣情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圣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公同验视，罪不在我。
明代金石学著录很少，较有影响的只有专讲古物、园林鉴赏的曹昭著《格古要论》，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以及抄录三代至秦汉石刻全文的杨慎著《金石古文》。
清代，金石学复苏并有所发展。政府倡导及乾嘉学派的兴起之外，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大兴文字狱，导致江浙名士硕儒在目睹被迫害之惨状后绝口不提朝政，埋首于故纸堆中，专事金石博雅之事。而发达的江浙经济也为超脱现实从事纯粹学术奠定了经济基础。晚清，金石学发展到了顶峰。根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从事金石学研究的学者多达1505人。
金石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青铜器、石刻、钱币、玉器以外，还有人收集和整理墓志、度量衡、玺印、瓦当、陶俑等，无怪乎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金石学已经变成古物学了。
梁启超盛赞：“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且亦确整理其一部分……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
清代末年，金石学研究的对象不断增加的同时，有字甲骨和敦煌石窟的古代大量写本文书的发现与面世，金石学进一步走向辉煌，它甚至被看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兆。
甲骨文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第一个发现的，但是并非传说那样因病喝药发现的。王懿荣，光绪年间进士，曾在山东、陕西、四川等地访求古物，他对刻本、铜器、石刻、古钱、印章和书画等皆有很高的鉴赏能力。1898年，当古董商人范维卿携带安阳小屯出土的带字甲骨到北京后，王懿荣高价收购了这些甲骨。他对甲骨文“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他不仅是甲骨学研究的先驱，还是一位爱国志士，在八国联军攻入城内后，携妻、长媳投井殉国。
甲骨文的发现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03年刘鹗编纂的第一本甲骨著录《铁云藏龟》出版，孙诒让据此写出《契文举例》二卷，它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为后来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李济说：“他常引证金文和其他先秦古文字及任何在甲骨文中能找到的字，最后注出这些与《说文》相同与否。”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收集甲骨文，最著名的是罗振玉，他甚至到过殷墟考察甲骨出土地点。
罗振玉，浙江上虞人，自小喜好金石铭刻，在甲骨文的搜集整理、金文铭刻和古器物资料汇编、汉晋竹简和敦煌遗书刊印等方面做出贡献。他先后出版了自己收藏的甲骨文集，计有《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四部书，为甲骨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敦煌石窟藏经洞于1900年偶然被道士王圆篆发现，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各类文物4万多件，其中部分写经、书画等被他送给当地官僚，官僚们又转送给外国人，有的被送给新疆的官员，部分文书等在封存清点时又被盗，藏经洞文物开始大批外传流失。
1907—1924年，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奥尔登堡等骗购、盗走了藏经洞中的许多珍贵写本、文书等，它们后被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收藏。此事被传开后，罗振玉想方设法将被劫余的敦煌遗书8000余卷运抵北京，成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中外学者对写经、文书和文物做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因为大批资料被国外机构收藏而国内收藏有限，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尴尬局面。
民国初年，王国维等受西方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在史学方法创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浙江海宁人，在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并在他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回国后，王国维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研究院。他注重新发现，采用新方法，把西方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与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创立和倡导“二重证据法”，主张“故新出土之史料，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他对新出土的甲骨、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等做过释读和考证，他第一次证实《史记》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是可靠的，依靠卜辞对有关记载做了纠正。他开了利用称谓判断卜辞年代以及缀合甲骨之先河，并在简牍和度量衡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随着对有字甲骨等地下出土资料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少数金石学家开始走出书斋到古物出土地点收集资料，有的还到古遗址勘察、调查和发掘。罗振玉在1916年编印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不用“金石”而用“古器物”做标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金石学研究的范围。知名金石学家马衡走出书斋下田野，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马衡，浙江鄞县人，1923年到河南省新郑调查新郑彝器出土情况，1924年赴洛阳调查汉魏故城出土的石经，1930年组织了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姆台进行了发掘。
客观地说，虽然少数金石研究者考察古物出土地点甚至进行了小规模发掘遗址，运用出土资料研究历史，也取得很多成果，但是没有在此基础上引进科学发掘研究方法，因此金石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