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伊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Ⅰ）

610—641年在位

伊拉克略一世（Heraclius，̔Hρ κλειος，生于575年，卒于641年2月11日，享年66岁）是拜占庭帝国伊拉克略王朝第一位皇帝，也是该王朝的创立者，自610年10月5日至641年2月11日在位近31年。

伊拉克略的早年生平较为模糊，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伊拉克略的父亲也称伊拉克略（下称老伊拉克略），曾在拜占庭帝国担任非洲总督，母亲是埃皮法尼娅。大约在575年前后，伊拉克略出生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伊拉克略一生经历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欧多基娅，她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女儿欧多西娅和儿子君士坦丁三世。但由于患有癫痫 ，欧多基娅生下君士坦丁三世后，于612年8月14日不幸去世。 几年后，伊拉克略迎娶第二任妻子即侄女玛蒂娜 ，因为两人的结合属于近亲结婚，所以这次婚姻遭到世俗和基督教会的极力反对 ，甚至被时人视为乱伦。然而，伊拉克略并没有因此动摇，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Sergius，610—638年在位） 想要解除这段婚姻的企图也未能实现。婚后，玛蒂娜共为伊拉克略产下十一个儿女，其中四个不幸夭折，还有两个儿子患有残疾，最后只有相对健全的伊拉克洛纳斯有能力继承王位。这些不幸的经历常被臣民当作证实伊拉克略与玛蒂娜婚姻不合法的理由。

此外，伊拉克略至少还有一个私生子约翰·阿斯纳提斯。成年后的约翰为了争夺王权，还曾伙同伊拉克略的侄子塞奥多利，密谋反对自己的父亲伊拉克略，但计划提前被伊拉克略发觉，约翰也因此惨遭削鼻和剁手之刑，并被流放到普林西波岛。 塞奥多利不仅遭受了同样的惩罚，还被砍去了一条腿，后被流放到高杜梅雷特。 伊拉克略统治后期，第二任妻子玛蒂娜为确保自己的儿子伊拉克洛纳斯能够拥有皇位继承权，曾与欧多基娅之子君士坦丁三世爆发内讧，夹于其间的伊拉克略晚年凄惨，最终因罹患水肿于641年2月11日在病痛中黯然离世 ，享年66岁。

继福卡斯之后成为皇帝的伊拉克略虽并非出生于皇城紫色内宫，但也非一介平民，其父老伊拉克略年轻时能力突出，曾是莫里斯皇帝的旧将 ，在拜占庭帝国军队高层中占有一席之地。590年前后，莫里斯皇帝与萨珊波斯的巴赫兰·楚宾（Bahram Chobin）交战，老伊拉克略在此期间担任拜占庭军队的指挥官，在战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赫兰·楚宾曾在波斯军队担任高级指挥官，590年推翻科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在位）的统治，成为波斯王，并改称巴赫拉姆六世。然而他篡权仅一年，就遭到科斯罗埃斯二世的反击，并因此而败逃。战事结束后，老伊拉克略被莫里斯任命为非洲总督，势力进一步壮大。602年11月，福卡斯在色雷斯（Thrace）率领部下发动叛乱 ，推翻了莫里斯的统治，成为拜占庭帝国皇帝，并将莫里斯家族屠杀殆尽。 老伊拉克略随机应变，宣布效忠于新皇帝福卡斯，得以继续经略迦太基。但此后不久，老伊拉克略利用福卡斯不得人心的机会，在非洲总督区首府迦太基宣布独立，随后派遣伊拉克略率领军队陆海两路进军君士坦丁堡。伊拉克略遂联合北非的起义军队渡海直逼首都，后在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支持下推翻了篡位皇帝福卡斯的统治。

老伊拉克略的谋略以及伊拉克略夺权成功都与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内外形势息息相关。查士丁尼王朝末期，帝国开始陷入混乱。莫里斯统治时期，帝国政策的重心开始向东转移，此前收复的西部领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巴尔干半岛仍然面临着外敌的不断侵扰。斯拉夫人（Slavs）和阿瓦尔人（Avars）交替出现，频繁洗劫该地区，有些斯拉夫人甚至开始定居巴尔干，造成了难以根除的隐患。对此，莫里斯不得不多次跨越多瑙河（Danube），对战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频繁的长线战争导致帝国财政吃紧，军队士气低落，纪律败坏。在外患不断的同时，帝国内部的社会和宗教分歧也在日益恶化，各级政府官员人浮于事，腐败横行，引发民众的不满和抱怨，动乱四起。趁此时机，带有蛮族血统的福卡斯发动叛乱，一举推翻了莫里斯的统治。

然而，福卡斯的篡位并没有为帝国带来变革。多瑙河地区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迟迟未见成效，巴尔干的众多区域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斯拉夫人定居的家园。曾经受恩于莫里斯的波斯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以复仇的名义讨伐福卡斯 ，又沉重打击了拜占庭军队。帝国内部的矛盾同样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民众积怨深厚，此前支持福卡斯的绿党转而开始反对他，与蓝党之间的冲突白热化，各地动乱纷起，内战似乎一触即发。正是在内外危急的形势下，伊拉克略父子抓住时机，调动其辖制的非洲总督区各种资源，集合大军，于608年前后发动了一场起义，反抗不受民众欢迎的僭越者福卡斯。

伊拉克略到达君士坦丁堡后，联合了一部分拜占庭帝国的杰出领袖，并重金收买促使福卡斯的女婿普里斯库斯（Priscus）领导下的帝国禁卫军公开叛变，投诚伊拉克略。 进城后的伊拉克略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将胜利收入囊中。与此同时，伊拉克略还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加冕礼，正式成为拜占庭帝国皇帝。据说，伊拉克略逮捕出了名的“暴君”福卡斯后，曾与后者进行过一番关于统治帝国的对话，但伊拉克略在这个过程中被福卡斯激怒，于是将福卡斯处以宫刑后斩首。 至此，福卡斯时期持续数年的残暴统治被终结，帝国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也宣告结束。610年10月初，时年35岁的伊拉克略在圣斯蒂芬教堂（S.Stephen Church）举行第二次加冕仪式 ，仪式由牧首塞尔吉乌斯一世主持 ，伊拉克略受到首都民众的热烈欢迎。

伊拉克略上台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使过渡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逐步军事化，并确立其适合帝国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 于是他从内政改革出发，调整此前的省区制度，将其中最重要的东部省区逐步组建为军区。小亚细亚疆域就在这一时期被划分为大的军事区域，如同拉文纳（Ravenna）和迦太基的两个总督区一样。小亚细亚各军区是军事管理单位，每个军区分别由各自的首脑将军统辖，相当于总督。 但与总督区不同的是，军区将行政机构并入其管理系统，实行军政合一的、以军事系统为主的新体制。新设立的军事区域统称军区，驻扎在军区的士兵享有土地所有权（被称为军役地产），这些士兵不仅可以世袭土地，还会得到少量金额的军饷，当然前提是必须在拜占庭军队中服兵役。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y）认为，这种新制度是古代边防军制度和总督区产生的政府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重组，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和沿海各岛屿先后组建起了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kon thema）、奥普斯金军区（Opsikion thema）以及东方军区等。根据塞奥法尼斯的叙述，亚美尼亚军区组建于629年，包括从幼发拉底河上游至小亚细亚中部卡帕多西亚的广大地区，整个区域包括17个防区。亚美尼亚军区以西，自阿里斯河中下游至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为奥普斯金军区，它可能先于亚美尼亚军区三年建立，所辖防区略少，地位也略低于亚美尼亚军区。由于它地处波斯人进兵之要冲，地位重要，故与亚美尼亚军区列为同一等级，有34个要塞，统兵15000人。 军区制度的推行使帝国得以摆脱征召雇佣兵的沉重经济负担，缩减军备开支的同时也保障了军队的规模。除了职业士兵，帝国还将一些土地授予农民，将后者变为农兵，而大量农兵作为常备军的补充兵力也为帝国的军事力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政府管理体制是伊拉克略在内政方面的另一大改革对象。随着军区制度的施行和推广，很多行政机构丧失实际功能，逐步消亡，标志着中央行政管理制度发生萎缩退行性变化。例如，此前在帝国东部地区非常普遍的官职——大区长官（praetorian prefecture）在伊拉克略时期逐渐消失。 此前属于大区的财政部门由于效率低下而被其他新机构代替，诸如军役土地部、总税务部和特殊税务部独立出来成为新的机构，各自的领导者也改称为军役土地部部长、总税务部部长和特殊税务部部长。邮驿部也在此后设立，负责管理帝国的邮驿事务。经过伊拉克略的改革后，原本虚弱不堪的拜占庭帝国正在慢慢崛起。并且和此前的莫里斯皇帝一样，伊拉克略担任拜占庭帝国皇帝后也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军队抗击外敌。

伊拉克略时期，斯拉夫人仍然对帝国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早在查士丁尼王朝末期，巴尔干半岛上就已经出现定居的斯拉夫人，但大部分斯拉夫人仍然进行间歇性地侵扰，抢了就跑，尚未大规模占领该地区。这一形势到莫里斯时期发生转变，大量涌入的斯拉夫人开始控制巴尔干半岛，击溃拜占庭帝国在该地的军事力量，拜占庭人迅速丧失控制权。不仅如此，斯拉夫人还以巴尔干为据地，向周边地区扩张势力，不仅发动对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的围攻，还渡海占领众多希腊海岛。614年，斯拉夫人围攻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区，其首府萨罗纳（Salona）被摧毁，这一事件标志着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的控制权与影响力在衰落。 伴随着斯拉夫人的入侵，巴尔干及其周边地区开始斯拉夫化。后来虽然得益于希腊因素重新获得强势，斯拉夫化的进程暂时得到遏制，但很多地区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斯拉夫人的定居地。族群融合由此开始缓慢进行。

除了斯拉夫人，拜占庭人的宿敌——波斯人也在这一时期严重扰乱了帝国的统治秩序。莫里斯统治时期曾协助波斯国王科斯罗埃斯一世之孙（Chosroes Ⅰ，531—579年在位）——科斯罗埃斯二世夺得宫廷内争的胜利，并随之与波斯新王订立和约。然而好景不长，莫里斯被杀，波斯帝国遂以复仇名义侵犯拜占庭帝国。602年前后，波斯军队开始大举进攻拜占庭帝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军事要塞，这标志着萨珊波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开始了。 势力强劲的波斯大军迅速攻破拜占庭帝国的边境防线，进入小亚细亚地区攻城略地，福卡斯多次组织军队进行抗击，但节节败退，无力阻挡波斯人的入侵步伐。波斯人在近东地区的侵扰严重威胁着帝国的外部安危。到伊拉克略上台时，波斯军队仍然盘踞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区，并很快开始南下入侵叙利亚（Syria）和巴勒斯坦（Palestine）。 611年，波斯人夺取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Caesarea），大量拜占庭士兵与民众沦为俘虏。

面对东部的危急局势，伊拉克略决定撤回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作战部队，将主要兵力向东调遣，试图集中力量将波斯人赶出安纳托利亚（Anatolia）。该计划一开始取得了实效，拜占庭军队从侧翼攻击波斯人，取得了几次胜利，一度逼迫波斯人退出高加索地区。然而，相对于波斯人，拜占庭军队仍然因内战消耗而虚弱不堪，很快就在正面战场的叙利亚地区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战争形势逆转直下。613年，拜占庭军队在安条克郊区不敌波斯大军，再次遭受重创。 波斯人乘胜继续向西、向南推进，蚕食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土。当年，大马士革（Damascus）即宣告失陷，城内居民多沦为俘虏 ，拜占庭人也被逐出亚美尼亚。614年春，波斯军队开始猛攻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在连续围攻三周后胜利进入。 波斯人拆下安放在圣墓大教堂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据称，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24—337年在位）的母亲曾在到访耶路撒冷时发现的]，带回其陪都泰西封（Ctesiphon），并挑选一部分有利用价值的基督徒随军撤出耶路撒冷，随后便将城市交给当时的犹太领袖尼希米·户谢（Nehemiah ben Hushiel）管理。

当时的目击者——马尔萨巴（MarSaba）修道院的修士斯塔特基乌斯（Strategius）在其回忆录中提到 ，耶路撒冷被攻陷后，犹太人和波斯人四处搜寻基督徒，“神圣的教堂被付之一炬，其他的也遭到严重毁坏，庄严的祭坛倒塌，神圣的十字架被践踏，圣洁的神像也被不洁之物所侮辱……当人们被掳至波斯以后，耶路撒冷只剩下犹太人，他们就着手毁坏、焚烧那些幸存下来的神圣教堂” 。随后，约有4 500人被囚禁在干涸的马米拉水池中，被迫面对改宗或死亡的抉择。按基督教史家的说法，除很少一部分基督徒修士如来自阿卡（Acre）的利奥提乌斯（Leontius） 等改宗犹太教以外，大部分基督徒都选择了殉教。自提图斯（Titus，罗马皇帝，79—81年在位）时代以来，圣城耶路撒冷就处在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下，因此，波斯攻占耶路撒冷并夺取“真十字架”无疑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且主要的编年史都留下了相关记载。《塞贝奥斯编年史》记载：“波斯大军夺取耶路撒冷，屠城三日，几乎杀尽城内居民，并放火焚城。随后，下令统计尸首，得到的数字是57 000人。另有3 700人被俘，当中包括耶路撒冷主教扎卡里亚（Zacharias）……（波斯人）还四处搜寻‘真十字架’，并毒打（教士），一部分人被处决。” 《复活节编年史》记载：“是年6月，灾难降临，值得哀痛。波斯人夺取东部诸城和耶路撒冷，屠杀数以千计的教士、修士以及童贞修女。圣墓也被焚毁，远近闻名的教堂以及珍宝全遭损毁。十字架和其他圣器被波斯人掳走，教长扎卡里亚也成了阶下囚。” 《塞奥法尼斯编年史》记载如下：“是年，波斯武力攻取约旦、巴勒斯坦以及圣城（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协助下，大肆屠戮；有人称死者90 000人[后被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援引]。至于耶路撒冷的主教扎卡里亚以及‘真十字架’，则被波斯人掳到波斯，一同被掳走的还有不少战俘。”

关于波斯人所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除了以上编年史的记载，其他资料中也留下了相关记录。一份阿拉伯手稿（编号MS Vat. 697）中指出受害人数为33 867人，加上零星记载的失踪人口，总数为44 204人。 另一份手稿（MS Sin.428）记载为67 424人，加上失踪人口，总数是68 260人。 相关文献所记载的具体数字相差甚远，虽难以采信，但耶路撒冷失陷后的悲惨和血腥遭遇由此可见一斑。

615年，在大将沙因（Shahin）的率领下，波斯大军的足迹远及卡尔西顿（Chalcedon），并逼近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等地。 胆战心惊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希望与波斯人议和，于是派遣三位使节前往波斯，面见科斯罗埃斯，传达和解的意愿，称愿意承认波斯帝国为宗主国，拜占庭人称臣纳贡。 根据塞贝奥斯（Sebeos）的叙述，科斯罗埃斯二世曾遇到一个自称是莫里斯之子的人——塞奥多西，当拜占庭人提出以重金求和平时，科斯罗埃斯二世不仅直截了当地拒绝和谈，将使节囚禁起来，还要求拜占庭人将塞奥多西奉为皇帝。 拜占庭人的和解意图宣告失败，科斯罗埃斯二世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实现，于是迅速调动军队，攻击驻扎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军队，旨在彻底击败这个宿敌。此时，伊拉克略正在巴尔干北部与阿瓦尔人交战，无暇顾及东部地区，使得波斯人得以全线快速推进，并很快于616年攻占了卡尔西顿。

619年春天，波斯人开始南下埃及，发动强劲攻势，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几场战役的胜利。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随之陷落，拜占庭人节节败退，使得波斯人几乎完全控制了埃及行省。作为拜占庭帝国粮仓的埃及失守，严重威胁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东部沿海城市的粮食供应。 自此，波斯人几乎控制了拜占庭帝国在东部地区的全部领土。不仅如此，波斯军队继续向安纳托利亚推进，旨在攻取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拉克略与袭击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北部的波斯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不敌波斯人，只好班师回到首都。波斯人继续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猛烈攻势，伊拉克略自觉难敌对手，一度准备放弃都城，迁到非洲迦太基。但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劝说伊拉克略留在首都，并向波斯人求和，代价是每年向波斯国王敬献1 000磅黄金、1 000磅白银、1 000匹丝绸服装以及1 000匹马。

和约签订后，双方的战事平息下来，但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面对虎视眈眈的波斯人，伊拉克略不得不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一种是选择坐以待毙，等待波斯人前来进攻，并做一些希望渺茫的抵抗；另一种是主动出击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伊拉克略最终选择了后者，着手重整军队，积极筹划对波斯人的大反攻。他一方面削减政府官员的薪资，降低军费，并没收教堂的金银置物补充国库，另一方面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积极开展“远交近攻”。622年，伊拉克略以支付贡金为条件与阿瓦尔人签署和约，将更多兵力集中到东部地区；同时开展积极外交，与同样受到威胁的哈扎尔王国结盟，联合后者共同对抗波斯。同年4月4日，伊拉克略在参加完复活节圣餐礼后离开君士坦丁堡，将都城交给塞尔吉乌斯和博努斯（Bonus）将军。 离开首都后，伊拉克略首先将军队聚集在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Bithynia）周边，并利用当时民众狂热的基督教天启情绪，将对波斯的战争宣传为讨伐异教徒的圣战。

伊拉克略深知在开阔地带与强大的波斯军队交战几无胜算，于是率军北上，进入外高加索高原，此举一可以得到当地基督徒的支持，二可以利用地形优势，以高度灵活的小分队形式作战，争取以少胜多。伊拉克略的战争策略效果显著，波斯军队没有及时应对变化，骁勇善战的沙赫巴拉兹（Sahrbaraz）不敌拜占庭军队，屡屡战败。为了扭转局势，科斯罗埃斯二世随后派出萨拉布兰加斯（Salablangas）、沙因等波斯大将与伊拉克略的部队周旋，但先后都被拜占庭人击败。 面对自己的节节胜利和敌人的退败，伊拉克略原本可以乘胜追击，进一步击溃波斯军队，却在此时遭遇阿瓦尔人的违约，不得不率军返回君士坦丁堡进行处理。增加支付给阿瓦尔人的贡金并安排人质后，伊拉克略才得以集中精力重启对波斯的战事。

624年3月25日，伊拉克略再度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前往东部地区，随行的有他的妻子玛蒂娜和两个孩子。 4月15日，在尼科米底（Nicomedia）庆祝完复活节后，伊拉克略向东南方向进军，进入波斯军队控制下的亚美尼亚地区，并在当地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击败了科斯罗埃斯及其手下将军沙赫巴拉兹、沙因和萨拉布兰加斯。随后，伊拉克略挥师向南进入波斯境内，袭击了波斯控制下的阿特罗帕特尼捏（Atropatene，位于高加索东部地区），占领甘扎克（Ganzak），从而将科斯罗埃斯二世率领的部队与沙因率领的3万大军相互隔开。 其间，伊拉克略还在塔赫特苏莱曼（Takht-i-Suleiman）摧毁了在琐罗亚斯德教世界首屈一指的拜火教神殿 ，以报复波斯人此前对耶路撒冷的洗劫。此后，伊拉克略率军向北进发，带着大量战俘和战利品撤退到阿尔巴尼亚公国，在阿拉克赛斯河以西过冬。军队扎营后，伊拉克略召集生活在当地的基督教领主，他们数量众多，纷纷响应号召，带领大批全副武装的战士前往军营加入了伊拉克略的军队。与此同时，伊拉克略还派使节携带厚礼前往高加索以北，希望和当地的突厥人结盟，共同对抗波斯。 在此期间，波斯大军虽多次主动发起攻击，但都被伊拉克略击败。

遭遇多次失败的波斯大军并未就此罢休，反而继续保持着猛烈攻势，疲于战争的拜占庭军队难以招架，伊拉克略随后被迫退回黑海沿岸的拉齐卡王国（Kingdom of Lazica）。波斯军队一方面继续追击伊拉克略，一方面派遣军队直接开赴君士坦丁堡。此时，对拜占庭人更加不利的是阿瓦尔人也将矛头对准了君士坦丁堡。局势极为危险，伊拉克略不得已，只好将军队兵分几路，让一支快马加鞭回到君士坦丁堡，保护首都，并将另一支交给自己的弟弟塞奥多利统帅，让其与沙因对战。 与此同时，他坚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能够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因此没有撤回首都，而是一边以屈辱性的条件换取阿瓦尔人的和平，一边继续率军进攻安纳托利亚，沿途截杀过往的波斯大军。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波斯大军的主力部队被盘踞在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军队拦截，无法前往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城战。

此时，一部分波斯军队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侧虎视眈眈，而阿瓦尔人也撕毁了此前与伊拉克略达成的和平约定 ，率领由众多阿瓦尔和斯拉夫部落组成的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并豪言宣称：不攻占这座城市、不俘虏城内所有拜占庭人，绝不罢休。 没有伊拉克略镇守的首都一时间岌岌可危，肩负重任的牧首塞尔吉乌斯坚持下来，组织留守的巡逻部队进行守城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加上君士坦丁堡有着坚不可摧的城防工事以及一支强悍的海军护卫组成的海上力量，让拜占庭帝国取得了战争的绝对优势，拜占庭军队虽伤亡众多，但没有遭遇彻底失败。最终，不善攻城战的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遭到重创，不得不撤兵逃离。随后，消耗严重的波斯大军也不得不退回叙利亚地区进行整顿。

此时的伊拉克略仍然在拉齐卡组织对波斯的大反攻。他通过使节与哈扎尔人（Khazars）谈判，最终结盟，为帝国取得战争胜利增加了筹码。626年，规模庞大的哈扎尔军队横扫从高加索到里海之间的波斯防线，并深入波斯人控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后，在首都梯弗里斯（Tiflis，第比利斯的旧称）城外与伊拉克略率领的拜占庭军队会合。 尔后，哈扎尔盟军的将领泽贝尔（Ziebel）留下4万人的部队继续协助伊拉克略，自己则率领少部分随从撤回哈扎尔故土 ，留下伊拉克略继续与波斯人决战。

627年，随着冬季来临，原本协助波斯大军攻击拜占庭帝国的突厥人逐渐离开波斯驻地。科斯罗埃斯二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好集结所有兵力，并任命孔武有谋的拉扎提斯（Razates）担任军队的指挥官，严阵以待。伊拉克略趁此形势，率军向南行军，于当年12月初跨越巴斯河（Zabas River），在尼尼微（Nineveh）附近安营扎寨。 12月12日，伊拉克略率领的拜占庭军队与拉扎提斯率领的波斯军队展开激烈的交战，战争持续了一整天，拉扎提斯全军溃败，而拜占庭人以极低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场战役遂成为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拜占庭人由此节节胜利。

取得尼尼微战役胜利后，伊拉克略率军继续沿着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南下，追击波斯人，攻陷科斯罗埃斯二世位于达斯塔基德（Dastagird）的行宫后，向波斯陪都泰西封逼近。科斯罗埃斯二世一路败逃，虽然不断派遣增援部队，但仍然无力阻挡拜占庭人的攻势。撤退到距离泰西封只有12公里的纳巴斯河（Narbas River）后，波斯军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士兵和200头大象，恐难以应对后续的战争，不得不毁掉运河上的桥梁 ，试图阻断伊拉克略的进军步伐。该举措确实延缓了战局，无法跨过河流的伊拉克略随之转战附近的波斯乡镇进行大肆蹂躏。

与此同时，由于科斯罗埃斯二世接连在战争中失利，加剧了王位继承矛盾，王室内争逐渐激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伊拉克略采取更多军事行动。在此过程中，科斯罗埃斯二世被废黜，并遭到杀害，其子卡瓦德-西罗埃（Kavad-Siroe）继承王位。 不同于其父科斯罗埃斯二世，波斯新王西罗埃无意与拜占庭人继续战争，于是派遣使节，同伊拉克略进行停战和谈。 至此，602—628年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波斯—拜占庭战争最终以拜占庭的胜利告终。为了表示战胜的喜悦，伊拉克略本人还为自己加冕古老的波斯头衔——“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

629年夏天，伊拉克略与波斯国王达成一致，签订和约。 双方同意按照591年科斯罗埃斯二世和莫里斯缔结的条约确定拜占庭与波斯之间的边境线。拜占庭帝国收复了此前被波斯占领的大片领土，一度威胁帝国存亡的军事危机也被成功化解。不久，离开首都六年后的伊拉克略带着胜利的光环回归君士坦丁堡，他统领着四头大象在大竞技场（Hippodrome）举行了盛大的凯旋游行 ，当时的元老院元老、教会领袖和普通民众手举橄榄枝和蜡烛，欢呼雀跃，夹道欢迎伊拉克略的凯旋。

630年3月21日，伊拉克略在妻子玛蒂娜的陪同下，带着“真十字架”返回耶路撒冷，受到主教莫迪司图斯（Modestos）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振奋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根据塞奥法尼斯的叙述：“进入耶路撒冷后，皇帝恢复了前主教扎卡里亚的职务（需要指出的是，塞奥法尼斯在此处的记载有误，扎卡里亚主教此前已被掳到波斯，后死于当地），将‘真十字架’复位。” 另据塞贝奥斯叙述，伊拉克略将“真十字架”归还后，还向所有教堂和所有民众派送礼品。 甚至《古兰经》中也简要地提到了这段历史。

这样，通过牧首塞尔吉乌斯指挥的君士坦丁堡战役和伊拉克略亲临的尼尼微战役，拜占庭帝国同时击溃了阿瓦尔人和波斯人。此前，在阿瓦尔人胁迫下随同入侵拜占庭帝国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乘机开始试图摆脱阿瓦尔人的控制，先后发动反阿瓦尔人的起义，得到伊拉克略的认可和支持。不仅如此，伊拉克略还允许其他民族如塞尔维亚人（Serbian）和克罗地亚人（Croats）迁居巴尔干半岛，将其纳入帝国的统治范围，拜占庭享受宗主国的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伊拉克略收复的东方领土就遭遇突然崛起的阿拉伯人的蹂躏。势力壮大前的阿拉伯人原本是定居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伊拉克略上台初期，分散的阿拉伯部落没有能力对拜占庭人或波斯人构成军事威胁，但联合起来并皈依伊斯兰教后，这些部落便组成了该地区政教合一、权力集中的国家。穆罕默德（Muhammad）生于阿拉伯半岛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年幼时曾跟随商队四处经商，见多识广，对原始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所了解。610年前后，不惑之年的穆罕默德接受了天启，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并在622年，从麦加（Mecca）迁徙到麦地那（Medina），加速了伊斯兰教的发展。穆斯林群体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逐步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后以奉行伊斯兰圣战为目标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并于7世纪中期攻灭了萨珊波斯帝国。哈里发扩张时代初期，阿拉伯军队所向无敌，其北路大军曾与拜占庭藩属国发生军事冲突。

629年9月，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就爆发了第一次边境摩擦——穆塔（Mu􀆳tah，位于死海东南部）战役。 当时，一支规模不大的穆斯林军队袭击了拜占庭帝国的阿拉伯行省，原因是他们派出的使节被拜占庭总督加萨尼德（Ghassanid）杀害，但这些穆斯林实力不济，最终被拜占庭军队击退。632年前后，第一任哈里发阿布·巴克尔（Abu Bakr，573—634年）率先发起了入侵叙利亚的战争。据塞奥法尼斯的叙述，632年，巴勒斯坦地区发生异常地震，并且天空出现了某种异象，是预示着阿拉伯人入侵的不祥预兆。 后续历史的发展似乎应验了这一预兆。此后，哈里发欧麦尔（Umar，586—644年）领导军队入侵太巴列湖（Tiberias）南部的阿拉巴（Arabah），并将势力渗透到加沙（Gaza） 和内盖夫（Negev）沙漠。633—635年，穆斯林大军在欧麦尔的率领下攻占了众多拜占庭城市，并击败了伊拉克略的兄弟塞奥多利和巴尼斯（Baanes）将军率领的军队，迫使塞奥多利撤回埃德萨（Edessa）。 拜占庭帝国东部前线不断后缩。

636年盛夏，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在约旦河支流的雅穆克河（Yarmuk River）上爆发战役。拜占庭军队由于长途跋涉，士兵水土不服，加上当地多沙漠，气候非常炎热，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士气低落。阿拉伯军队领袖见机，集中兵力，派遣骑兵，利用当地的沙尘天气，向拜占庭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拜占庭人殊死抵抗，但抵挡不住阿拉伯骑兵的猛烈冲击，最终被彻底击溃，有四五万人葬身沙场。叙利亚首府安条克随即被阿拉伯人占领，周边城市几乎未作抵抗就纷纷投降。伊拉克略无力回天，只好率领残存的部队撤至叙利亚边界，叙利亚地区被阿拉伯人占领。很多拜占庭臣民沦为阿拉伯人的俘虏，伊拉克略也只能悲怆地哀叹：叙利亚，这美好的锦绣河山，终究还是归于敌人了！

巴勒斯坦地区很快也遭到阿拉伯人的攻击。在欧麦尔哈里发的率领下，穆斯林大军强势围攻耶路撒冷。 当时担任耶路撒冷主教的索弗洛尼乌斯（Sophronius，约560—638年）组织了抵抗力量，使得这座圣城在穆斯林的围剿下苦苦坚守了近两年，但最终寡不敌众，索弗洛尼乌斯不得不于638年2月 打开城门，向欧麦尔投降。自此，耶路撒冷沦为阿拉伯人的领土，成为穆斯林眼中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圣城。

圣城被围攻时，埃德萨、康斯坦提亚（Constantia）以及达拉斯（Daras）等其他拜占庭城市也遭到阿拉伯人的侵袭 ，有些城市未作抵抗就束手就擒，有些城市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宣告失败，最终导致拜占庭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领土于638—640年间悉数落入穆斯林之手。随后，亚美尼亚地区的德温要塞被占领。 与此同时，埃及也未能幸免。640年，负责西征的一支阿拉伯大军攻入埃及。由于得到了当地科普特人（Copts）的支持，胜利变得唾手可得，很快整个埃及就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当穆斯林大肆入侵拜占庭在东部地区的领土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尚未从波斯战争中恢复，国力虚弱，国库亏空，军队疲惫涣散，年迈的伊拉克略自己也丧失了当年征战波斯的勇气，没有亲自参与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他虽然曾在安条克坐镇，但面对战争节节失利，只能撤回君士坦丁堡。不久前从波斯手中收复的土地在短时间内就被阿拉伯人占领，加上巴尔干半岛已经成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土地，意大利的大部分被伦巴第人（Langobards）占领 ，帝国疆域大幅萎缩。

伊拉克略统治后期的军事失利并不影响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很多学者指出，伊拉克略漫长的统治期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尤其表现在拜占庭帝国军区化和拜占庭人希腊化及基督教化几个层面。 军区制改革如前所述，是伊拉克略王朝对拜占庭帝国发展作出的最重要历史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帝国的稳定繁荣。希腊因素逐步取代拉丁因素则是伊拉克略时期拜占庭帝国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之一。拉丁语长期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但由于东方因素的强化，自查士丁尼时期，希腊语就已经在帝国东部行省占有重要地位，查士丁尼统治末期甚至开始出现用希腊语编纂的法典，四卷《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最后一卷便是用希腊语编撰的。希腊语原本就在东地中海地区有广泛的应用，随着拜占庭帝国早期发展，逐渐在官方语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不仅成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语，也成为政府、军队等帝国官方所使用的书面语。拉丁语逐渐成为书面语，只用作官方文件和学术语言，且少有人真正使用。基于此，伊拉克略便将希腊语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推动了希腊化因素的加速传播。

在希腊化的影响下，皇帝的头衔也开始发生变化。伊拉克略在自己的称谓上加上了希腊语“瓦西勒斯”（βασ λευς）的头衔，取代了拉丁化的“凯撒”“奥古斯都”等传统用法，成为此后拜占庭皇帝的标准化称谓，被后继者沿用了800多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伊拉克略的两位继承人——君士坦丁三世和伊拉克洛纳斯也都被赐予了“瓦西勒斯”的称呼。尽管希腊化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学者指出，伊拉克略之所以用“瓦西勒斯”的称谓代替“奥古斯都”，也可能与他的亚美尼亚出身有关。

伊拉克略时期是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的重要阶段。在帝国东部，尤其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的修道社团非常活跃，不仅遍布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乡，还深入约旦沙漠等内陆地区。 正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说，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士兵和修道士的国度。 考古研究证实，埃及、卡帕多西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都曾发现过建于7世纪的修道院遗址，诸如著名的阿塔林修道院（Attaline monastery）和圣萨巴斯修道院（St. Sabas monastery）。 修道院和修道士数量的不断增长进一步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

然而，基督教内部的宗教分歧即一性论问题在伊拉克略时期仍在持续。宗教一体化进程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很多行省（尤其是帝国东部的行省）居民都是一性论教徒，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承认“卡尔西顿信条”。驱逐波斯势力后，东方省区收归拜占庭帝国统治，一性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帝国在此前确立的“卡尔西顿信条”与东方基督教民众普遍信奉的一性论之间在教义方面长期分歧，互不相容。为了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曾提出基督单一能量的思想。伊拉克略接受了这一理论，试图予以推广，于是召集东方教会的领袖和学者展开讨论。最初，双方的讨论取得了一些成果，罗马主教霍诺留斯一世（HonoriusⅠ，625—638年）和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希鲁斯（Cyrus，？—642年）被说服，认可了推广单一能量说教的做法，并表示支持。然而，该教义遭到正统派的猛烈抨击，以耶路撒冷主教索弗洛尼乌斯为代表的卡尔西顿派批判单一能量说，认为该教义既有违一性论，也背叛了正统教义。持一性论思想的信徒随之也表示反对和抵制。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塞尔吉乌斯试图变通，又提出了基督单一意志说，也即一志论（Θελημα，Monenergism），并在638年通过伊拉克略颁布的《基督一志论法令》（Ecthesis，或称Expositionof Faith）予以公布。 尽管基督教会上层表示支持一志论思想，但正统派和一性论派的普通民众极力反对。另一方面，伊拉克略去世后，曾聚集了大量一性论教徒的地区（以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为主）落入阿拉伯人手中 ，一志论思想也就失去了其政治重要性。至此，旨在调和卡尔西顿派和一性论派的一志论计划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最终宣告破产。

在涉及基督教事务的法律上，伊拉克略也有所建树。在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律法中，由伊拉克略颁布的共有四项。其中两项出台于612—619年，主要是处理君士坦丁堡教会中的教士数量问题。 612年，时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塞尔吉乌斯对教会内部结构进行了重新组织，由于这一变动需要得到伊拉克略的允许，新律由此而来。 通过这一法律，塞尔吉乌斯调整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人事安排，包括80位教士、150位男性执事、40位女性执事、70位副执事、160位读经人、25位唱诗班领唱以及100位引座员。 617年颁布的新律中则明确规定了关于不同教区的基督教教士和僧侣之间的流动问题。 629年出台的律法关注点是基督教士的免受世俗审判特权（privilegium fori）问题。有些学者指出，伊拉克略颁布的这些律法所涉及的内容早在查士丁尼时期就已经出现，几乎是以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为模板，并无太多新意。

伊拉克略作为拜占庭帝国皇帝，自610年10月入驻君士坦丁堡，至641年2月病逝，共在位30年。从非洲迦太基走出的伊拉克略一生戎马征战，带领拜占庭帝国经历了最艰苦的生存斗争，不仅彻底征服了宿敌波斯，还与崛起的阿拉伯人展开多次交锋。虽然在势力强劲的阿拉伯人面前伊拉克略多次失利，丢失了一些东部领土，但由于对抗的是伊斯兰教势力，伊拉克略仍然得到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肯定，甚至被视为中世纪以来的第一位十字军战士。伊拉克略在位的数十年战乱频繁，这也导致帝国在文化艺术领域几乎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评判伊拉克略的功过是非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后世学者的评价大多比较正面。例如吉本就肯定了伊拉克略在遏制伊斯兰教势力扩张方面所作的历史贡献。瓦西列夫（Vasiliev）认为，伊拉克略是一位富有天赋的统治者，他在位时期积极而活跃地壮大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堪称福卡斯之后的模范皇帝。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也客观地肯定了伊拉克略在诸多方面取得的历史功绩，并指出正是伊拉克略的一系列作为促成了拜占庭帝国向中世纪希腊帝国的转型。如果将伊拉克略置于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中，就会看到这位皇帝在帝国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军区制的形成及其开始在全国范围的推行都有助于帝国适应东地中海世界特别是中亚和西亚地区战事加剧的新形势，也有效地克服了募兵制（包括雇佣兵制）造成的诸多问题，在国家军事体制方面作出了制度性变革。正是由于帝国军事化取得明显成效，其继任者坚持并最终完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化，从而也标志着中期拜占庭历史的开始。 3zH09mVyXlolfsYYGVCYn/a4b5KONoqZbTVBGwMXnWst686GhBThekjzMP/fzh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