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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生于718年，卒于775年，享年57岁）是伊苏里亚王朝的第二位皇帝，720年出生，721年于君士坦丁堡被加冕为利奥三世的共治皇帝，741年正式即位，775年因伤去世，在位34年。
他的父亲、在位皇帝利奥三世和他的母亲玛丽亚育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君士坦丁五世是长子。720年，年仅两岁的君士坦丁五世被利奥三世立为共治皇帝。741年利奥三世病故后，君士坦丁五世继承皇位。君士坦丁五世结婚三次，共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长子为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利奥四世。
在历史文献中，君士坦丁五世形象鲜明，一方面他是毁坏圣像的狂热支持者，为此不惜对崇拜圣像者施以残酷的迫害行为；另一方面，他是卓越的军事领袖，在对阿拉伯和保加利亚的战争中屡次取得胜利，使拜占庭帝国的外部安全得到保障和巩固。775年9月，君士坦丁五世在与保加利亚作战时，因大腿伤口发炎严重，引发高烧去世，在位34年。
君士坦丁五世继位后，首先进行了稳固皇位的斗争。虽然君士坦丁五世登基时，已作为利奥三世的共治皇帝长达20年，但是他的皇位依然遭到觊觎，反叛者是君士坦丁五世姐姐安娜的丈夫阿尔塔巴斯杜斯。阿尔塔巴斯杜斯与利奥三世在阿纳斯塔修斯二世统治时期，分别被任命为亚美尼亚军区和安纳托利亚军区的将军，他们在阿纳斯塔修斯二世被推翻后结盟，起兵反叛由奥普斯金军区推举的继任者塞奥多西三世。因为阿尔塔巴斯杜斯的支持和协助，利奥三世才成功夺取皇权，开创伊苏里亚王朝。利奥三世信守承诺，将自己的女儿安娜嫁给阿尔塔巴斯杜斯，婚礼在利奥三世717年登基后举行。
同时，利奥三世任命阿尔塔巴斯杜斯为宫廷总管，之后又晋升他为奥普斯金军区伯爵。
742年6月，君士坦丁五世穿越小亚细亚，挥师进攻阿拉伯人，当部队通过奥普斯金军区时，阿尔塔巴斯杜斯发动兵变，君士坦丁五世战败逃往安纳托利亚军区的阿莫里。
阿尔塔巴斯杜斯自立为帝，他不仅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委任的临时摄政王塞奥法尼斯的支持，还在率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时被牧首阿纳斯塔修斯加冕为皇帝。
阿尔塔巴斯杜斯任命其次子尼基塔斯为军队最高总司令，受命前往亚美尼亚军区；其长子尼基弗鲁斯由牧首阿纳斯塔修斯加冕为共治皇帝。
阿尔塔巴斯杜斯能够篡位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拥有亚美尼亚、奥普斯金和色雷斯军区的支持，二是其崇拜圣像的主张赢得了君士坦丁堡部分教俗上层人士的支持。这表明，即使是皇帝最亲密的合作者也不能完全一致支持其毁坏圣像政策。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五世以阿莫里为军事据点伺机反攻，进行重返君士坦丁堡的准备。743年春天，战斗打响。君士坦丁五世首先在撒尔迪斯（Sardis）大败阿尔塔巴斯杜斯，然后他向东北方向进军，在莫德里纳（Modrine）会战中重创尼基塔斯率领的亚美尼亚军队。
这两场胜利奠定了君士坦丁五世的胜局。743年9月，君士坦丁五世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在短暂的围攻战后，于11月2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君士坦丁五世重回君士坦丁堡后，对篡位者及其支持者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阿尔塔巴斯杜斯虽然出逃到避难地奥普斯金军区的普扎内斯城堡（Pouzane），但还是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回君士坦丁堡，和他的两个儿子均被刺瞎，在大竞技场游街示众。他的一些支持者则被处决，其他支持者受到残害肢体的惩罚，或被瞽目，或被砍手剁脚。毫无信义的牧首阿纳斯塔修斯遭鞭打后，被游街示众，他的脸向后，倒骑驴受辱，还在大竞技场里示众。不过在此次凌辱之后，他还被允许保留其牧首的职位。
这次游街示众的惩罚无疑是精心设计用来打击最高教会首脑的威严。
君士坦丁五世铲除了以其姐夫为首的反叛威胁后，开始在内政外交上推行强硬政策。在国内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五世坚决主张毁坏圣像，加强军区和军队建设；在对外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五世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进行了多次战争。
君士坦丁五世是利奥三世毁坏圣像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继承人，他积极推动毁坏圣像神学的确立，强硬推行毁坏圣像的宗教政策，严厉打击圣像崇拜者，“使毁坏圣像运动从教义之争演化为对崇拜圣像者的残酷迫害，引起全社会的动荡，毁坏圣像运动遂进入新时期”
。君士坦丁五世在关于圣像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神学主张，他完成了至少13篇神学论文，其中有两篇被部分地保存下来。君士坦丁五世否定存在任何基督表象的可能性，强调基督唯一的神性，认为圣像使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分离，而崇拜圣像派如牧首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则认为圣像可以表现基督人性的美德和完美，所以关于圣像的争论本质仍然是4世纪以来就在讨论的、关于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毁坏圣像派的观点有“一性论派”的倾向，而一性论派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上确定的正统神学阐释不一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毁坏圣像政策最终在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被否定。
为了确立毁坏圣像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君士坦丁五世遵循君士坦丁大帝开创的做法，以皇帝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的方式，确立皇帝认可的基督教教义。754年2月10日，君士坦丁五世在海尔里亚宫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闭幕式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布拉海尔奈教堂（the Church of Blachernae）举行，会议历时六个月。由于会议前的精心筹备和充分沟通，参加本次会议的338名主教都是支持毁坏圣像派主教，会议由以弗所主教、已故皇帝提比略的儿子塞奥多西主持。在最早形成的五大教会中，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教区的主教都没有到会，而君士坦丁堡牧首阿纳斯塔修斯恰巧在会议召开前去世造成职位空缺
，他们的缺席导致正统派戏称这次会议是“无头会议”
。会议在起草决议时，采用皇帝的作品为其导言，但尽量不与此前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发生冲突，避免一性论倾向的言辞；会议决议还从《圣经》和教父文献中摘抄浩繁的文句加以讨论，最后明确拒绝任何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圣像。在闭幕式上，君士坦丁五世力荐塞莱翁（Syllaion）主教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Ⅱ，754—766年在任）为君士坦丁堡牧首。8月27日，君士坦丁五世在新任牧首和其他主教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广场，正式颁布会议法令，命令摧毁所有圣像，并开除崇拜圣像派领袖的教籍，其中包括前任牧首日耳曼努斯。
同时，皇帝像使徒一样受到歌颂，圣像崇拜者不是受到罢官免职和开除教籍的威胁就是被交给世俗当局严加惩罚。一场教会仪式之争由此转变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在这次宗教大会前，基督教会已经召开过六次大公会议，通常大公会议关于教义教规的决议即被视为基督教的正统文件，因此君士坦丁五世也要求他主持召开的这次宗教会议能被认定为基督教大公会议。由于毁坏圣像的主张最终在787年尼西亚宗教会议被否定，因此这次以毁坏圣像为核心的宗教会议也被排除在大公会议之外，但是就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而言，这次会议为他推行毁坏圣像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教会势力的支持。754年宗教会议结束后，君士坦丁五世着手推行摧毁圣像政策，以取代利奥三世移除圣像的措施。一些圣徒的画像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十字架，当君士坦丁五世在首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重建神圣和平教堂（Hagia Irene）时，也装饰了巨大的十字架。
君士坦丁五世否定修道生活，认为修士修女大多是崇拜圣像政策的拥护者，因此对他们进行羞辱和迫害。据塞奥法尼斯记载，765年8月21日，君士坦丁五世举行了一次公开蔑视和侮辱修士们的活动，命令每个僧侣牵着一个修女的手，在大竞技场中央游行，任凭所有人唾弃和侮辱。
君士坦丁五世要求君士坦丁堡牧首，登上祭坛举起十字架发誓自己不是一个圣像崇拜者。他还敦促牧首放松对教会人士的严格要求，放弃不吃肉的习惯。
在牧首尼基弗鲁斯的《简史》中，作者指出君士坦丁五世让“每一条通向虔诚的道路被谴责抹黑；虔诚的生活方式和献身上帝的信徒受到嘲讽戏弄”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五世还要求市民“绝对避开这些僧侣和修女”，并讽刺他们为“将被遗忘的人”或“不足挂齿的人”。
君士坦丁五世不仅羞辱修士修女，还对他们进行大肆迫害。在许多被处死或被虐待的僧侣中，有六位殉道者在殉道日得到希腊东正教教会的纪念。
第一位是在布拉海尔奈修行的僧侣安德鲁
，他公开谴责君士坦丁五世信仰不虔诚，是第二个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和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761年君士坦丁五世将其在圣玛玛斯大竞技场鞭打致死，并下令抛尸博斯普鲁斯海峡。
在所有殉道者中，最著名的是修道院院长小圣斯蒂芬（St. Stephen the younger）。有关圣斯蒂芬的事迹主要记录在《圣斯蒂芬传》中
，由圣索菲亚大教堂主祭斯蒂芬于9世纪初完成写作。传记提供了关于君士坦丁五世实施迫害的详细记载，强化了君士坦丁五世对圣像崇拜者无比残酷的形象。圣斯蒂芬是圣奥森提斯修道院（St. Auxentius monastery）的院长，他既是一位享誉美德的修道士，也是虔诚的圣像崇拜者。他曾劝诫许多信徒进入修道院生活，说服他们蔑视金钱和皇帝的尊严。君士坦丁五世未能劝说圣斯蒂芬放弃圣像崇拜后，于765年命令士兵将圣斯蒂芬从山上押解下来
，拖到大街上，将其身体撕碎。
君士坦丁五世对崇拜圣像的修女也毫不心慈手软。一位圣斯蒂芬的追随者安娜拒绝承认对斯蒂芬捏造的指控，而被无情地鞭打，直到失去知觉，然后她被带到一所修道院，最终因伤重而死。
曼提尼翁（Mantineon）女修道院院长安淑莎（St. Anthousa）因拒绝放弃圣像崇拜而遭受酷刑，据称“她的胳膊和腿都被鞭打，大量燃烧着的圣像被放在她的头上，灰烬落在她的鞋上”
。
君士坦丁五世对修道生活的否定在8世纪60年代发展为对修道院的迫害。他认为修道院是崇拜圣像思想的堡垒，因此采取没收教产和关闭修道院的措施。修道院本是集体修道的场所，也是寻求救赎的避难所，如今君士坦丁五世把修道院改为非宗教场所或者直接夷为平地。比如，他把达尔马图斯的修道院改为兵营，把以卡里斯特拉托斯、迪翁（Dion）和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命名的修道院以及其他僧侣的神圣住所彻底拆毁。
君士坦丁五世还派兵到圣斯蒂芬修行所在的奥森提斯山，下令拆除修道院和教堂。
在很多行省和军区，君士坦丁五世通过提拔支持毁坏圣像的地方高官破坏修道生活，拆毁修道院。766年，他任命米哈伊尔·梅里森诺（Michael Melissenos）为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任命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Michael Lachanodrakon）为色雷斯军区将军，任命玛内斯为布凯拉里安军区（Bucellarian）将军。
770年，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把色雷斯军区的所有修士和修女聚集在一起，要求他们立刻结婚，否则将被刺瞎流放到塞浦路斯。他的态度坚决，说一不二，结果很多修士修女选择殉道，一些接受了惩罚。
随后，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把目光投向修道院。771年，他下令将所有修道院收藏的一切关于僧侣事迹和沙漠教父的书籍全部烧掉，卖掉修道院昂贵的圣器、圈养的牲畜和其他财产，将变卖所得的款项交给皇帝。为此，君士坦丁五世特地给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写了一封感谢信，称赞道：你深得朕意，你实现了我所有的愿望。
在皇帝的支持下，其他地方总督也纷纷效仿，拜占庭帝国的修道生活和修道院受到进一步的破坏。
君士坦丁五世也没有放过持崇拜圣像态度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君士坦丁二世。765年，君士坦丁五世指使和牧首来往密切的一些神职人员、僧侣和普通人，共同指控君士坦丁二世曾说过辱骂和反对皇帝的话，以此为由将他流放到海尔里亚，之后转移到普林西波岛。
皇帝任命尼基塔斯（766—780年在任）成为新的牧首。767年，君士坦丁二世被带回君士坦丁堡，先被毒打，伤重而不能行走，然后被用马车拉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帝国秘书面对皇帝、新任牧首和聚集的民众，宣读对君士坦丁二世指控的罪行，每宣读一条就有人打他的脸，最后他被扒掉教袍，赶出教堂。第二天，君士坦丁二世被剃掉头发、眉毛和胡子，割掉鼻子，穿着无袖短衣，倒骑在驴上，出现在大竞技场任人嘲笑和吐口水。一周后，君士坦丁二世被斩首。
君士坦丁五世的迫害对象不局限于僧侣，也扩展到支持圣像崇拜的贵族和普通信徒，对许多因崇拜圣像而受到诽谤的军官和士兵同样施以各种惩罚和残酷的折磨。
765年，君士坦丁五世要求帝国所有臣民发誓，任何人都不能崇拜圣像。这一年的8月，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在内的19位社会名流被带到大竞技场游街示众，遭受唾弃和辱骂，他们被指控对皇帝有邪恶的企图，而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支持崇拜圣像引起皇帝的不满。君士坦丁五世将其中两人斩首，其余人弄瞎后流放，而且声称每年都要派人到流放地惩罚他们，至少鞭打一百下。当民众对这种处罚表示哀叹时，君士坦丁五世迁怒于普罗柯比省长（the prefect Procopius），将其鞭打和撤职。
由于君士坦丁五世使“毁坏圣像运动渐趋汇集成为神学争论加上迫害活动”
，因此拜占庭帝国笼罩在一种恐怖不安的氛围中。但是，在施行迫害活动的同时，君士坦丁五世治理军政事务有方，且骁勇善战，他的赫赫武功给拜占庭帝国带来安全的外部环境。8世纪时，阿拉伯和保加利亚是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两支主要外部敌对力量，君士坦丁五世作为皇帝多次亲自率军作战，屡屡获胜。
自7世纪伊拉克略王朝起，阿拉伯人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外部威胁之一。655年，阿拉伯人首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拜占庭帝国在海战中失败
，迫使康斯坦斯二世于660年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甚至计划迁都罗马。
但是，倭马亚王朝争权夺利的内讧给了拜占庭帝国喘息的机会。678年，双方再起战端，拜占庭军队利用“希腊火”使哈里发穆阿维叶率领的舰队遭遇重创，强大的阿拉伯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拜占庭和阿拉伯交战双方订立了30年和约，穆阿维叶表示降服，愿意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进贡。
利奥三世在位时，保加利亚人崛起，拜占庭北方边境形势紧张，阿拉伯人趁机撕毁30年和约，并起兵入侵拜占庭领土。阿拉伯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一年未果，718年撤退时反被拜占庭舰队追击，遭遇惨败，双方再次订立和平协议。
726年，新任哈里发希沙姆（Hisham，724—743年在位）重新恢复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740年，拜占庭军队在阿克洛伊农之战中大胜，迫使阿拉伯人撤出小亚细亚地区
，此后将近40年不敢发动入侵。
君士坦丁五世在位期间，正值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的内战，拜占庭军队借机主动出击。746年，君士坦丁五世侵入北叙利亚地区，占领了其祖辈的发祥地日耳曼尼基亚，并重夺塞浦路斯。
747年，拜占庭帝国海军摧毁了来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阿拉伯舰队，使帝国在海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751年，君士坦丁五世再次主动出击，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动战争，均取得重大胜利，攻占了塞奥多西波利斯（Theodosiopolis）和梅利蒂尼两大边境要塞城市。
君士坦丁五世取得的这些胜利并没有使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得到迅速扩大，但是这些胜利标志着形势发展开始有利于拜占庭人——拜占庭帝国不再仅仅为其生存拼死战斗，至少能够发动一些胜利的反攻。
当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的战局稳定后，君士坦丁五世将军事力量投入巴尔干半岛。
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威胁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早在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就已与拜占庭帝国发生正面接触，总体来说，7世纪前半期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7世纪后期，一部分保加利亚人向西迁徙到多瑙河上游河口地区，彼时，君士坦丁四世意识到保加利亚人会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外部威胁。680年，君士坦丁四世亲自统帅庞大的舰队渡过黑海，发起对保加利亚人的远征。但是，拜占庭军队受困于泥泞道路，无法发挥军力优势，不得不全线撤退。保加利亚人追击撤退中的拜占庭军队，进入多瑙河、黑海和巴尔干之间的地区，建立王国，拜占庭皇帝被迫缔结和约承认保加利亚人的疆域。这样，君士坦丁四世的远征不仅没能消除保加利亚人的威胁，反而使保加利亚人借机进入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王国（Bulgarian Kingdom）成为在拜占庭领土崛起的第一个独立王国，并第一次得到拜占庭帝国的承认。689—690年，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打破和约进攻保加利亚人，取得胜利后将俘获的斯拉夫人迁移至奥普斯金军区。
705年，保加利亚汗王特尔维尔帮助查士丁尼二世恢复王位，作为回报，查士丁尼二世给予特尔维尔凯撒称号，这是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将这个仅次于皇帝的头衔授予外族君主。716年，由于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塞奥多西三世再次被迫与保加利亚人缔结合约，承认他们的疆域延伸到巴尔干南部。718年，利奥三世在特尔维尔的支援下，击退了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人。
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期，拜占庭与保加利亚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
君士坦丁五世遏制住东部入侵的阿拉伯人进攻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巴尔干地区。为了加强北方边防建设，君士坦丁五世把在阿拉伯战争中被征服的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居民迁徙到色雷斯定居。
此举引起帝国北部保加利亚的警惕和担忧，保加利亚汗王科尔米索斯（Kormisos，739—756年在位）决定主动出击。755年，科尔米索斯向君士坦丁五世发出信函，要求拜占庭人支付贡品，准备挑起战端。随后，他表明皇帝拒绝支付，为入侵拜占庭帝国找到借口。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保加利亚人摧毁了色雷斯，进军到阿纳斯塔西亚城墙，但被君士坦丁五世击溃。也有另一个说法，称他们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这次冲突开启了拜占庭帝国和保加利亚人之间战争的时代。
君士坦丁五世将保加利亚人视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敌人，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不断发起对保加利亚的远征，756—775年仅在保加利亚定居地上就进行过九次以上的战事。
756年，君士坦丁五世发动第一次远征，在马塞莱（Marcellae）战胜了科尔米索斯的继任者温内奇（Vinekh，756—762年在位）。759年，君士坦丁五世出征到达贝雷加巴山口（the Beregaba Pass）时，遭遇保加利亚军队，色雷斯军区的将军和许多士兵战死，君士坦丁五世只能无功而返。
763年，君士坦丁五世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共有800艘船，每艘船载有12匹马，取道黑海前往多瑙河河口地区登陆。同时，君士坦丁五世率步军从色雷斯北上，在波摩莱港安营扎寨。当特勒兹（762—765年在位）听闻拜占庭人海陆两线进军时，迅速从邻近的伊利里亚（Illyricum）斯拉夫部落招募了大约2万名士兵。6月30日，战斗从黎明打响，双方激烈厮杀到傍晚，特勒兹被击溃并逃跑。大量的保加利亚人被杀，许多人被俘，还有一些人临阵脱逃。为此举行的庆祝胜利仪式上，君士坦丁五世和军队全副武装，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君士坦丁堡，用木制的镣铐拖着保加利亚俘虏，并安排民众将战俘处死在金门外。
特勒兹和他的大臣们则在保加利亚被投诚拜占庭者杀死。这次战争的结局使保加利亚陷入内部分裂，亲拜占庭派和反拜占庭派轮流掌握政权，君士坦丁五世则乘保加利亚政局不稳之机，充当保加利亚争端的仲裁者积极干预，左右其内政，一旦保加利亚的形势不符合拜占庭帝国的利益，君士坦丁五世便会发动远征，以武力保持对保加利亚的威慑。由于君士坦丁五世对保加利亚的胜利和屠戮政策，后人还给他冠以“保加利亚屠夫”的绰号。
但是，随着特勒里格（772—777年在位）的掌权，保加利亚迅速恢复生机，积极筹备与拜占庭的战争，君士坦丁五世不敢掉以轻心。773年5月，君士坦丁五世派遣一支由2 00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前往保加利亚，并打算亲自进入多瑙河，同时把骑兵留在山口外，希望他们能在其统帅的步兵进攻保加利亚人时，从侧翼辅助攻击。这次远征的结果是双方缔结书面条约，互相发誓，保加利亚人宣誓绝不会再反对罗马人国家，皇帝也保证不再会试图进入保加利亚。
然而，誓言很快被打破了，一纸合约对双方都毫无约束力。同年10月，君士坦丁五世接到密报，特勒里格阴谋策划派遣一支1.2万人的军队和一些大贵族攻占贝尔兹提亚（Berzitia），并将那里的居民迁往保加利亚。君士坦丁五世迅速做出反应。为了避免引起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大使的警惕，君士坦丁五世假装在准备对付阿拉伯人的战争，甚至故意让一部分军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保加利亚的大使一离开，君士坦丁五世立即在色雷斯集结8万大军，在没有吹响号角的情况下，突然扑向保加利亚人。拜占庭军队在这次猛烈的突袭中大获全胜，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后来，君士坦丁五世称这场战争为“高贵的战争”，因为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也没有发生屠杀或流淌基督徒的血液。
但君士坦丁五世并不满足于这场胜利，于774年再次率领1.2万名骑兵远征。此次远征在梅塞布里亚遭遇大风，船只几乎全部被摧毁，士兵大量伤亡，只得撤退返回拜占庭。
775年，君士坦丁五世重整旗鼓，向保加利亚发起其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远征。虽然君士坦丁五世雄心勃勃，但是由于腿部旧日战伤发炎严重，他不得不从征途中返回，还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就于9月14日在船上去世。
君士坦丁五世对阿拉伯和保加利亚的多次战争互有胜负，但是整体而言，拜占庭帝国占据优势。君士坦丁五世在东方和北方巴尔干前线的军事胜利一方面是因为他卓越的军事领导能力和运筹帷幄的外交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在帝国西部意大利属地方面分散兵力，从而避免了两线作战。君士坦丁五世的军事外交成就对地中海东西两岸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8世纪中期，伦巴第国王埃斯图尔弗（Aistulf，749—756年在位）占领拉文纳，结束了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中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伦巴第人的到来引起罗马教宗的警惕，他向拜占庭皇帝求救无果后，转而向法兰克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宫相丕平（Pépin le Bref，714—768年在位）求助。丕平为争取教宗支持以获得国王宝座，于754年和756年两度远征意大利，迫使伦巴第王国讲和，而后他将拉文纳和罗马交给教宗，这一事件史称“丕平献土”，由此教宗也在意大利中部建立起持续千余年的教宗国。丕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年在位）继承王位后，征战50余次建立起加洛林帝国，并于800年由罗马教宗加冕为“法兰克人和罗马人的皇帝”。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古罗马教廷在政治上转而倚重北方的西欧国家，这也是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关系也日趋紧张，9—11世纪不断在意大利南部教区和保加利亚教区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冲突，直至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史称“基督教教会第一次大分裂”。
由于787年的基督教大公会议最终确定了崇拜圣像为正统教会崇拜仪式，君士坦丁五世下葬在圣使徒教堂的遗体被崇拜圣象派清除出教堂，他也在史书中留下了骂名。但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强权统治者。首先，君士坦丁五世坚持其父开创的毁坏圣像政策，将教会内部的争论变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促使著名的“毁坏圣像运动”进入高潮，这本身就说明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其次，君士坦丁五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将领，他亲自统帅大军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进行多次战争，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和外交手段，确保拜占庭帝国在东部和巴尔干半岛的边境安全。他的军事胜利也同他的残暴行为一样，流传后世。9世纪初，当拜占庭帝国再次遭受保加利亚的威胁时，有民众来到君士坦丁五世的墓前，请求他显灵，拯救帝国。
第三，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国库丰盈，这也是他能够持续加强军队建设和常年保持优势兵力作战的重要原因。在他去世时，帝国的收支结余大致相当于每年2.5万磅黄金即180万诺米斯玛金币（nomismata），国家还拥有大约两倍于此的黄金储备。
第四，君士坦丁五世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帝国面临的自然灾害。744—747年的瘟疫过后，他通过迁移人口促使君士坦丁堡重新焕发生机。
766年，君士坦丁堡遭遇旱灾，供水严重不足，君士坦丁五世立即着手修复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被阿瓦尔人围攻破坏的瓦伦提尼安水渠（Valentinians aqueduct）。他从全国各地召集大量工匠，包括来自小亚和潘托斯（Pantons）的1 000名石匠和200名抹灰工，来自希腊及其岛屿的500名黏土工，来自色雷斯的5 000名劳力和200名砖匠。
水渠修复工程顺利完成，解决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当时欧洲地中海世界最大的都市的供水问题。整体而言，君士坦丁五世残酷的迫害手段使国家的宗教生活陷入令人恐怖的混乱，但在国家管理的其他方面依然值得肯定。
很明显，君士坦丁堡五世属于拜占庭历史上治国安邦的铁腕君主，其内政外交的成就，特别是对外战争的一系列胜利，有利于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皇帝专制统治的强化，有利于拜占庭帝国集中全国资源确保一方疆土安全，进而也有效地发挥了保护欧洲东部前哨战线的守护人作用。后世人称赞拜占庭帝国在民族大迁徙特别频繁、西亚东欧地区族群战争趋于激化的时代，成为欧洲中古文明的守护者，并不为过。而君士坦丁五世便是这个帝国一系列杰出君主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治国安邦方面取得佳绩的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其身后继承人的大事，不仅子女满堂，还在皇帝权力交接中坚持拜占庭皇权继承的惯例，保证了皇帝为核心的最高权力集团的相对稳定，有利于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至于崇拜圣像派信徒对他的诟病和编造的诸多不实之词，并不能归罪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