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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一世·科穆宁（Isaac Ⅰ，Ισα
κιος AΚομνηνóς，生于1007年，卒于1061年前后），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史学界通常将其称为科穆宁王朝的开创者，他于1057年至1059年在位两年，1060年或1061年去世。
伊萨克一世于1007年出生于军事贵族家族科穆宁家族，祖籍在帕夫拉戈尼亚山区，拥有亚美尼亚人血统，“科穆宁”的姓氏来自一个叫科穆尼的小城。他是曼努埃尔·科穆宁的遗孤，后者在瓦西里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统治期间，担任东部军区将领。瓦西里二世让伊萨克和他的兄弟在修道院中学习成长。1042—1057年间，伊萨克担任拜占庭安纳托利亚军区（theme of the Anatolia）的将军，是米哈伊尔六世（Michael Ⅵ，1056—1057年在位）统治时期的重要将领。
1056年，具有马其顿王朝皇室血统的最后一位皇帝塞奥多拉（Theodora，1055—1056年在位）病故，继位者米哈伊尔六世成为皇帝，但他用贬值的货币为军队支付军饷，因此招致大部分将领的不满。他虽然成功平息了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2—1056年在位）的外甥塞奥多西（Theodosius）的反叛，但他突然罢免尼基弗鲁斯·布里恩纽斯将军的官职，导致小亚细亚以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纷纷起兵反叛。1057年，伊萨克联合各地军队，向朝廷提出增加军费、提高军饷的要求，遭到米哈伊尔六世的拒绝，后者曾试图解散由伊萨克和卡塔卡隆·塞考麦努斯统帅的军团。
同年6月，伊萨克在帕夫拉戈尼亚发动叛乱，9月1日自立为帝，随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在尼西亚附近击败了皇帝派来的军队。米哈伊尔六世采取缓兵之计，委派君士坦丁·李克胡德斯、利奥·阿罗普斯（Leo Alopus）和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组成使团，封授伊萨克为凯撒，承认他为皇位继承人，但伊萨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此时，君士坦丁堡的反对派发动起义反对米哈伊尔，公开支持伊萨克。在牧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的支持下，米哈伊尔六世被迫退位进入修道院，伊萨克被加冕为帝。当时，他的军队涌入都城，这些人大部分都曾与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荣辱与共。伊萨克担心他们会在大街上仗着他的恩宠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因而当机立断，在付给他们丰厚酬劳之后，迅速将他们撤离都城，从而确保了都城社会秩序的稳定。伊萨克擅长狩猎，并且非常热爱这项运动，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1059年冬季，52岁的伊萨克在狩猎过程中受寒着凉、身患重病，教俗贵族包括之前支持他的军事贵族，趁机逼他让位给他的远亲君士坦丁·杜卡斯，即未来的君士坦丁十世，他和家人则进入斯图迪特修道院，直到1060年去世。根据普塞洛斯的记述，伊萨克一世临终前召见了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表示因为他的高贵出身和能力，选择让他做皇位继承人，请求他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家人。
伊萨克的妻子是保加利亚人约翰·弗拉迪斯拉夫的女儿凯瑟琳，出生于保加利亚著名的贵族家族，两人生育了一个女儿。
凯瑟琳的弟弟艾伦曾担任安尼的总督，那里的碑铭上记载着他建筑城墙和减免税收的政绩。
伊萨克一世登位时，帝国面临的内外形势都比较严峻。帝国在他的几个前任皇帝统治下，积弊已久、百病丛生、积重难返。“如果把当时的帝国比作一只巨兽，它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有些部位开始腐烂，有些部位肿胀，有些部位衰弱。”
伊萨克清楚帝国衰弱至此，无法抵挡蛮族人进攻和抢劫的原因，迫切地试图从整体上彻底清除帝国身上长期积攒的沉疴旧疾，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普塞洛斯认为，瓦西里二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们为了个人私利，耗尽了帝国的财富，税收没有用来装备军队，而是花费在娱乐和奢华的排场上，致使帝国百病丛生，急需要一个能干的驾车手和医生，伊萨克正是以这两种身份登上皇位的。
为此，他一登上皇位就全面取消了前任皇帝米哈伊尔六世的政策，推行新政。伊萨克一世在位只有两年，其统治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但一些统治政策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伊萨克一世在内政方面试图建立强大的军事统治。从瓦西里二世去世到伊萨克登基称帝的几十年间，文职官僚贵族的权势不断加强。伊萨克来自小亚细亚的军事贵族家族，是帝国军事贵族的代表人物，他登基后努力加强帝国的军事防务，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军事统治。首先，为了炫耀武功，他一改历代皇帝温文尔雅的形象，为自己绘制了持刀剑而立的画像。他发行的金币就体现了与传统皇帝形象的根本区别：皇帝左手紧握利剑，右手扶着扛在肩上的长矛。
为此，同时代的人谴责他试图表明自己的权威来自刀剑而非上帝。普塞洛斯则认为，这暗示着宦官统治时代的终结，帝国开始掌控在一个士兵手中。
在伊萨克一世统治期间，军事贵族势力一度强盛，但一些官僚贵族仍旧得到重用，例如，普塞洛斯被任命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君士坦丁·李克胡德斯担任帝国政府机构的首相。
其次，他严厉打击大官僚贵族的势力。到11世纪时，皇亲国戚和显贵高官的地产已经颇具规模。例如，伊萨克一世的御前大臣在遗嘱中提到他的12处地产，还遗赠给两个女儿四处地产和一个半庄园，4320个金币的嫁妆，并给某个修道院半个庄园，每年给予僧侣津贴和供奉38个金币，另外给6个被释放的奴隶54个金币和4处份地。
瓦西里二世在国库里留下的巨大财政储备早已被挥霍一空，皇室地产因为慷慨的捐赠而化为乌有，面对这一现实，伊萨克一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纠正前任皇帝们的弊端。伊萨克一世下令收回前代皇帝赏赐给高官贵族的产业，增加官僚贵族的纳税金额，严厉惩罚拖欠国家税款的官吏，削减官吏人数，精兵简政，坚决减少官吏尤其是元老院成员的薪俸，并对教会贵族课以重税。
这些措施本应能够有效打击大官僚贵族的势力，增加国家收入。如果顺利实施，还可能有效地遏制贵族集团的势力，但他在位的时间只有两年，其政策遭到贵族的广泛抵制，他最后被迫退位。
再者，他推行“普洛尼亚”地产。“普洛尼亚”（pronoia，πprono
a）是一种军役土地的名称，其接受者被称为领主（pronoiar，希腊语为πprono
ar），最早出现在11世纪中期。
与这种土地相关的制度被称为“普洛尼亚制”，又称“恩准制”“监领制”。有学者认为“普洛尼亚制”与法兰克王国的采邑制相似，政府将国家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分给公职贵族监领，他们终身享用监领地的租税但不得世袭。监领主必须为国家服役，并根据监领地的面积为国家提供相应的兵源。封建主同时也取得对领地上农民的支配权，农民必须向领主缴纳租税和服劳役。后来，领主又取得了领地的行政和司法权，监领地变成了封闭性的大地产。“普洛尼亚制”的实行暂时加强了国家和军队的经济实力，但其中暗含的贵族离心倾向导致了分裂割据势力的加剧。他们认为“普洛尼亚制”与采邑制存在很大差异。其实，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非拜占庭帝国所独有。
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有封建义务的土地占有制。1184年的一份文书恢复了一个贵族家族在克里特岛上的地产，说明了“普洛尼亚”有条件占有的特点。文书的内容为：“皇帝的特许文书，委任吾等恢复并追认由我们威严而神圣的君主自先时至今所赐予的普洛尼亚地产……着君士坦丁及其军队和兄弟们世袭占有，并赐予他及其继承人从这些地产上征收贡赋，将全部收入自用的权利。在为神圣、威严而光荣的皇帝及其继承人服军役的同时，占有并保持之，行省总督或军区司令不得抵制这一地产的占有。”
一种观点认为，“普洛尼亚”地产最早出现在伊萨克一世统治期间，一个名叫君士坦丁的官员因为管理“普洛尼亚”地产和相关事务而享有盛誉，被称为普洛尼亚土地特权的捍卫者。
也有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九世是第一个将“普洛尼亚”赐给大臣的拜占庭皇帝，但另一些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农兵破产是“普洛尼亚”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存在基础。在科穆宁时代，自由农变成了依附农奴，被强大的家族和教会所控制，所以，“普洛尼亚”地产的出现时间应该定在1130年代，在约翰二世统治期间，才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
当时，这种土地来自皇室地产而且赏赐规模相当有限。作为为帝国服务的报酬，皇帝将一块地产连同上面的税收一起赐予属下，接受者拥有土地的终生使用权，但无权转让和买卖，也不可世袭，这种土地在当时尚与军事服役无关。
按照法律规定，封地不是受封者的私有财产，在土地上劳作的居民被称为帕拉克（paroikoi，paroiko
），他们实质上是大地主的农奴，必须为之纳税和服劳役。
伊萨克一世的登基离不开时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的支持，后者曾为其加冕，因此他试图改善皇权与教权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加冕只是皇帝登基时进行的惯常仪式，但在篡位皇帝看来，牧首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据12世纪的一位圣典学者所言，篡位的罪恶只能通过牧首在加冕仪式中主持的涂油礼才能消除。
可见，牧首的加冕对伊萨克一世皇位合法化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回报塞鲁拉利乌斯的帮助，登基的伊萨克一世对教会做出重大让步，不仅将原属于皇帝特权的圣索菲亚教堂管理权转交给他，并且承诺将教会交给牧首独立管理，自己不干涉教会事务，只负责统治国家。按照拜占庭帝国有关教权和皇权的惯例，特别是早期的“至尊权”（Caesaropapism），这表明教会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伊萨克一世还将原属于皇帝的教会机构主要神职人员的任命特权转交给了牧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原本由皇帝控制的教会机构正在发展成为独立的团体。
但这些特权并没有使这位牧首满足，当伊萨克一世没收教会地产并限制对修道院进行捐赠时，塞鲁拉利乌斯甚至穿上红色鞋子，要挟罢黜皇权。依照拜占庭帝国宫廷习俗，红色鞋子和御座一样是皇权的标志物之一，由此可见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最终被伊萨克一世逮捕流放，但这也导致后者在首都民众和教会的强烈仇恨中被迫退位。
伊萨克一世在外交方面也不循规蹈矩，而是怀柔和亲与武力震慑相结合的政策，很好地应对了周边民族的入侵。他总是身穿华贵的服饰接见外交使节，并且在与他们交谈时滔滔不绝，对于愿意与帝国和平共处的国家，他以礼相待，但对于那些总是打破和平条约的国家，他便会兵戎相见。如果交战方在战争中战败，缴械投降并割让了许多领地，他就会允许当地居民继续定居下来生活，而不是像对待奴隶一样让他们流离失所。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帝国开疆拓土，而是因为领土扩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资储备，这将会削弱国力。
伊萨克一世在位期间，帝国面临萨尔马特人（Sarmatian）、塞尔柱突厥人、马扎尔人和帕臣涅格人的入侵威胁，友好条约和宣誓承诺对这些“野蛮人”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力，他们总是根据需要变来变去，随时破坏已经签署的条约。他们如果在战争中失败，就会乞求签订友好和约，但如果取胜，就会残忍屠杀战俘，或者把他们变卖为奴。伊萨克一世亲自率领强大军队，击退了他们的入侵，维护了帝国边境的安全。当达契亚人蓄意打破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和平条约时，他们的邻居萨尔马特人也不满足于保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整个部落越过伊斯特河（Ister River），侵入帝国领土，掠夺附近的地区和城市。伊萨克一世御驾亲征，遏制他们的入侵，他聚集大军向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萨尔马特人目睹伊萨克亲自率领帝国军队作战，充满了惊慌，仓皇撤退，许诺三天后与他作战。但事实上，当伊萨克到达他们的营地时，他们已经放弃帐篷，逃跑了。“皇帝带着战利品返回时，在罗比祖斯（Lobitzos）山脚下被一场猛烈的暴风雪所阻挡，这天刚好是纪念著名的殉道者塞克拉（St Thecla）的日子。伊斯特河的水面上涨，漫过了河岸，将皇帝和军队扎营的整个平原变成了一片汪洋，许多士兵和供给品都被河流冲走，人和驮行李的牲畜都冻得浑身麻木。当暴风雨暂时停止时，皇帝与一些亲随士兵逃到一棵橡树下。他能听到树在狂风中发出的可怕轰鸣声，担心它可能被吹倒，便撤到了远离橡树的地方，好像收到了信号一般，这棵树立刻被连根拔起，被吹倒在地。伊萨克惊恐地站在它的面前，感谢上帝的救助。返回首都后，为了纪念塞克拉，他花费巨资，建造了塞克拉教堂并提供了奢侈的装饰品。”据说，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母亲经常在这里做祷告。
1059年，伊萨克一世在多瑙河流域打败了马扎尔人和帕臣涅格人，迫使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一世（AndrewⅠ）求和。
在作家斯西里兹斯看来，伊萨克一世是一个杰出的将领，拥有出色的领导力和固定的生活习惯，他思维敏捷，聪明能干，正直无私，疾恶如仇，对朋友非常友善。普塞洛斯认为伊萨克一世是一个拥有双面性格的人，做事独断专行，说话简洁明了，在民众面前表现得冷酷严肃、沉默寡言，但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则非常温和亲切。伊萨克登位前，作为军事贵族，曾饱受官僚贵族的排挤和打压。他成为皇帝时已经年过五旬，在位时间只有短暂的两年，因此对文臣不屑一顾，
完全依靠军事贵族进行统治。
但他的确是个勤勉能干的皇帝，掌控皇权后，一直勤于政务。据说在进入皇宫的当晚，他还没有脱下战服，便向军队和都城民众发布政令，通宵达旦地处理政事。伊萨克一世在位期间推行的激进改革措施遭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普塞洛斯认为他应该等待合适的时机，稳步推进，而不应急于大刀阔斧地匆忙进行改革。
他削弱君士坦丁堡世俗与宗教权贵的势力，有利于充实国库，不但提升了帝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增强了国力，从而延缓了拜占庭帝国衰败的速度。他忽视文官贵族也产生了恶果，伊萨克一世退位前夕，以米哈伊尔·普塞洛斯为首的官僚贵族集团以他病重为由强迫他让位给君士坦丁·杜卡斯。尽管他最终痊愈，但依然没有试图重回皇位，而是在隐居的修道院中直到去世，避免再度卷入皇权争斗的血雨腥风中。因此，从总体上看，伊萨克一世算是一位正直能干、富有远见的统治者。只是他命运不济，偶感风寒，五十多岁便被迫退位，在拜占庭帝国几个重要军事家族的博弈中败北。
1059年，伊萨克一世被迫退位后，科穆宁家族的皇位便转给了杜卡斯家族，并开启了杜卡斯王朝22年的统治。只是杜卡斯王朝的几个皇帝均未能振兴帝国，他们在军事贵族争夺皇权的斗争中再度败给了科穆宁家族，阿莱克修斯于1081年取代尼基弗鲁斯成为皇帝标志着科穆宁家族东山再起。新皇帝不仅接续伊萨克一世使科穆宁家族复兴，而且也使得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国得到振兴，被后世史家称为“拜占庭帝国中兴”。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两个王朝交错统治，应该合并称为“杜卡斯—科穆宁王朝”。本书没有采用这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