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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一世（ManuelⅠ，Μανου
λ Κομνηνóς，生于1118年11月28日，卒于1180年9月24日）是科穆宁王朝的第四位皇帝，1143年4月即位，直到1180年9月24日因病去世，在位37年有余。
曼努埃尔一世是科穆宁王朝皇帝约翰二世和皇后匈牙利的伊琳妮的第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于1118年11月28日出生。按照拜占庭的皇位继承制度，
曼努埃尔作为幼子完全没有登上皇位的可能。可以说他成为皇帝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有三个哥哥，如果他们都健在的话，继承大统本来是轮不到他的。他的父亲约翰二世最初在确定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效法惯例，在长子阿莱克修斯出生后，便将其立为共治皇帝，授予穿戴紫袍和红靴的特权，其他三个儿子则得到了大贵族的荣誉头衔。
皇帝可能根本没有打算让曼努埃尔继承皇位，这在几件事情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是1137年，约翰二世第一次远征西里西亚时，他想让曼努埃尔迎娶安条克公国的公主；二是1142年，约翰二世第二次远征西里西亚时，他打算将西里西亚、安条克、安塔利亚以及塞浦路斯作为帝国领土的一部分授予曼努埃尔。很明显，约翰二世是想将这些地方组成一个依附于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国，让曼努埃尔做统治者。但不幸的是，在远征西里西亚的过程中，长子阿莱克修斯染病身亡，次子安德罗尼库斯在护送哥哥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因为悲伤过度去世，三子伊萨克因为身体不适只能护送两位哥哥的遗体返回都城，只剩下曼努埃尔陪伴在约翰二世身边。后者于1143年4月8日意外身亡，临终前仓忙指定曼努埃尔为皇位继承人。据相关史料记载，曼努埃尔最终被选为继承人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的性格比伊萨克更好，相对温顺柔和。二是他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曾在1139年的新凯撒里亚战役中单枪匹马闯入敌阵，扭转了拜占庭军队所处的不利局面，给他的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是多种相关预兆影响了迷信的皇帝，据说曼努埃尔曾梦见圣母授予他紫色的靴子，而一位隐士在约翰二世面前布道时，恰好碰上了几位皇子，却只对曼努埃尔行了大礼，约翰二世问他何故如此，隐士说在他们所有人中，只有曼努埃尔将成为皇帝。
这些说法显然是后来杜撰出来的，因为围绕曼努埃尔登基的故事很多，这位“低调”皇储的所作所为生动地显示出他的政治野心。
曼努埃尔当时远离君士坦丁堡，需要在西里西亚为父亲举行葬礼，还要按照拜占庭传统为此建立一座修道院。因此，为防止夜长梦多、确保到手的皇位，他提前派约翰·阿克苏齐提前返回都城秘密拘捕他的兄长伊萨克。他认为伊萨克是皇位最危险的潜在挑战者，因为按照皇位继承制度，年长的哥哥更有资格继承皇位，并且哥哥当时正居住在大皇宫，可以立即掌控皇帝登基的礼服与大量财富。约翰·阿克苏齐在约翰二世去世的消息传到都城之前便提前抵达京都，秘密拘押了伊萨克，挫败了曼努埃尔的姐夫约翰·罗杰的篡位阴谋，并用每年200磅银币的封赏收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牧首，从而确保了都城对曼努埃尔的忠诚，为其顺利进入都城铺平了道路。曼努埃尔在8月份返回君士坦丁堡，随后由牧首米哈伊尔·库尔库阿斯（Michael Kourkouas）为他加冕。在确保皇位稳固后，曼努埃尔下令释放了伊萨克，并与之和解，然后下令赠予君士坦丁堡每位户主两枚金币，还向教会捐赠了200磅黄金。但是曼努埃尔在位期间危机常在，其皇位一直遭到皇室家族成员的挑战，这些人包括他的哥哥、叔叔、姐夫、侄子、堂弟等。1143年，他的姐夫约翰·罗杰在一些诺曼人的支持下试图篡位，终因曼努埃尔的姐姐玛丽亚·科穆宁娜的告发，叛乱才以失败告终。1146年曼努埃尔第一次远征科尼亚期间，曾一度深陷突厥人重围，他的叔父伊萨克乘机出现在军营，试图篡位。
他的堂弟安德罗尼库斯在其统治期间也不断制造麻烦，并最终为了皇位成为杀害其家人的罪魁祸首。
曼努埃尔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来自德意志的苏尔茨巴赫的贝塔，婚姻持续了14年（1146—1160），直到她去世。这次婚姻留下了两个女儿，次女4岁夭折，只剩下了长女玛丽亚。
1165年末，为了打消安德罗尼库斯觊觎皇位的企图，曼努埃尔曾确立玛丽亚和她的丈夫即匈牙利王子贝拉为皇位继承人。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这只是稳定国内秩序和破解外交困境的无奈之举，因为在此之前的1161年，鳏夫皇帝再次结婚，新娘是安条克公爵雷蒙的女儿玛丽亚，1169年他们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出生，随后便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贝拉的梦想因此落空。
曼努埃尔一世继位时，面临的内外形势非常严峻。身为幼子继位，其皇位一直遭到皇室家族成员的挑战，他同时要应对安条克的反叛、罗姆苏丹国的挑衅、第二次十字军战征、西西里诺曼人对帝国西部沿海地区的劫掠等。为此，他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内政外交政策。
首先，他继续保持阿莱克修斯推行的家族统治改革措施，将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的重要职位委任给皇室家族成员及与之联姻的家族成员。1163年，为了提高女婿贝拉在帝国荣誉头衔等级中的地位，曼努埃尔一世专门创立了专制君主（despotes）的头衔，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后来这一头衔被专门用来授予在位皇帝的儿子或者女婿。他将大贵族的头衔授予自己的侄子约翰·科穆宁。
他将贵族（Sebastos）头衔大量授予与皇室家族有婚姻关系的家族成员，例如，他的侄女婿瓦西里·齐康代利斯就得到了贵族头衔，并在多次战役中被委以重任。
娶了他的女性亲戚的安德罗尼库斯·兰帕达斯（Andronicus Lapadas）也被授予了这一头衔。曼努埃尔一世的堂弟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曾担任西里西亚总督和布兰尼切沃总督，他的姑父君士坦丁·安吉列（Constantine Angeli）担任帝国舰队总司令，
他的侄女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是帝国重要的军事将领，曾与皇帝在1150年的塔拉河（Tala River）战役中一起追击匈牙利军队司令。
他的姐夫斯蒂芬·康托斯蒂法诺斯（Stephen Contostephanos）曾担任海军司令，围攻科基拉岛（Kerkyra），
他的外甥安德罗尼库斯·康托斯蒂法诺斯（Andronicus Contostephanus）则担任1169年远征埃及的统帅。
总之，曼努埃尔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再度恢复了阿莱克修身一世的“家天下”特征。
其次，他继续推行普洛尼亚地产制度。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试图继续推行前任皇帝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的军役地产，并广泛普及普洛尼亚地产制度。他将塞尔维亚人士兵安置在帝国的塞尔迪卡地区和其他地方，利用10000名匈牙利战俘充当帝国的农兵。
同时，为了满足急剧增长的军事需求，他还极大地扩展了普洛尼亚地产制度，通过授予大贵族地产换取他们的服役义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大地产的发展。1158年3月，曼努埃尔一世颁布黄金诏书，规定地产只能转交给元老院成员或者将军，后者则在得到土地后向国家提供军役。
此外，由于国家资源无法为全部军队提供军粮和其他军需，他便指示各地军队自行从民众那里解决军事需要，因此地方民众遭到军队的残酷盘剥，服军役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职业。
国家不断增加税收，包税人横征暴敛，许多农民为了逃税自愿出售人身自由，为势力强大的领主服役，以寻求庇护。曼努埃尔一世颁布法令，试图遏制这一趋势，但随着大地产的增长和农民丧失迁徙自由并沦为农奴，当时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并最终削弱了中央集权制的积极基础和帝国的综合实力。
再次，他加强军队构成多样化，恢复海军建设。科穆宁王朝时期的军队包括都城卫戍部队、从地方行省招募的部队和雇佣兵，基本上形成了以本土士兵为主、雇佣兵为辅的结构。其中都城最重要的卫戍部队是瓦兰吉亚卫队，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他们主要是由英格兰人构成的重装骑兵，起源于瓦西里二世在988年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那里得到的6000名罗斯武士，帕臣涅格人和库曼人崛起之后，北方的道路逐渐阻塞，他们便留在了拜占庭首都，1066年的诺曼征服导致大批盎格鲁——撒克逊人逃离英国来到拜占庭帝国，加入瓦兰吉亚卫队并逐渐取代了原先的罗斯人。属于帝国宫廷的精英军团，武器精良，多为长矛和单刃斧，负责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危。他们作战勇猛，在许多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148年参加了攻打克尔基拉岛的战役，1159年护送曼努埃尔一世攻入安条克城，1167年参加了著名的塞姆林战役（battle of Semlin）等，都在关键时刻力保皇帝安全。
为加强地方行省部队，曼努埃尔一世分别从色雷斯、马其顿、塞萨洛尼基、尼科米底等地区招募士兵。这一时期的雇佣兵主要来自西方的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法兰克人、诺曼人以及来自东方的突厥人、阿兰人和格鲁吉亚人。西方的雇佣兵是重装骑兵，作为突击部队使用，东方的雇佣兵是轻装骑兵，主要作为弓弩骑兵使用，担负侦查、奇袭的任务。例如，1147年至1148年间，第二次十字军途径君士坦丁堡时，曼努埃尔一世通过贿赂的方式将康拉德三世军队中的一些士兵招募进帝国军队。
1149年他在攻占科基拉岛后，一些诺曼人士兵投靠了他，他在城中部署的守军则由德意志人士兵组成。格鲁吉亚人和阿兰人也参加了意大利战役和1177年的迈尔德河谷（River of Meld）战役。参加1167年塞姆林战役的雇佣兵包括库曼人、突厥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
据现代学者估计，参加此次战役的雇佣兵数量占到拜占庭军队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帝国对他们的倚重程度可见一斑。尽管军队构成呈现多样化，但其战斗力比11世纪末的兵力有了很大提升，这在一系列的辉煌战绩中得到证明。但是，大量使用雇佣兵也产生了负面效果，拜占庭帝国逐步趋向重文轻武的倾向，而雇佣兵则日益壮大，脱离拜占庭军事将领的控制，最终造成了拜占庭军队的瓦解。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科穆宁王朝早期的几个皇帝统治期间，海军在对外战争中一直起着辅助作用，帝国的惯常策略是与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海上强国结盟，借助他们的海军实力。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加强了海军建设，部分地恢复了海军实力，它们参与了多次战争并发挥了相比前两位皇帝在位时更重要的作用。
参战的船只数量不断增加，也体现了海军实力的增强。但是，从总体上看，海军的主要作用仍旧是运输军队、武器装备和补给，辅助陆军作战，而一般很少独立作战。例如，1147年至1148年，诺曼人舰队侵入爱琴海，洗劫了科林斯（Corinth）、优卑亚（Euboea）和底比斯等商业城市，并占领了科孚岛（Corfu）。曼努埃尔一世为此“准备了一支超过500艘三列浆战船的舰队，以及几千艘马匹运输船和补给船”
，但仍旧需要以商业特权作为交换条件，请求威尼斯的援助。1149年夏，联盟舰队在帝国海军将领斯蒂芬·康托斯蒂法诺斯的指挥下在科孚岛战役中取得胜利，其间还重创了西西里的罗杰二世派出的侵入爱琴海的舰队。1171年，威尼斯舰队围攻尤里波斯、希俄斯岛时，拜占庭守军在海军的帮助下成功将其击退。但在1155年至1156年间的意大利战役中以及与耶路撒冷王国联合进攻埃及的远征中，
海军都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曼努埃尔一世积极促成东、西两大教会合并。他一直梦想着恢复罗马大帝国，所以企图使东正教与天主教会重新合并。教宗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Ⅳ）对此也非常感兴趣，想借此增加对东正教教徒的影响力。1155年拜占庭军队攻占了南意大利的许多城镇之后，曼努埃尔一世为阿德里安四世提供了一大笔钱，既为其守城军队提供给养，同时协助他驱逐西西里的威廉，条件是教宗将三座沿海城市交给拜占庭所有。他还承诺支付给教宗和罗马教廷5000磅黄金。谈判结束后，双方缔结同盟。意大利战争结束后，在教廷与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Ⅰ Barbarossa，1152—1190年在位）斗争期间，曼努埃尔一世极力唆使阿德里安四世促成东、西方教会合并。尽管后者表达了对教会合并的热切希望，也希望延长与拜占庭的联盟以对抗各种势力，但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也要求所有基督徒认同他们在宗教上的最高权威，并且希望这种威望超越拜占庭皇帝，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完全依附于皇帝或是其他人。另一方面，曼努埃尔一世希望得到对他在东西方世俗世界至高无上权威的宗教认可。但很显然，这些条件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尽管曼努埃尔一世为了东、西方教会的重新合并分别在1167年和1169年两次向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派出使者，但后者以教会联合将带来的麻烦为由拒绝了他的提议，而且曼努埃尔一世从未被教宗们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两大教会最终还是保持了分裂状态。
曼努埃尔一世对外方面很有抱负，为了复兴拜占庭帝国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强国地位，采取了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他在第二次十字军出征期间，帮助他们顺利通过帝国领土，使帝国避开了十字军带来的威胁，他借此迫使匈牙利和十字军诸国承认了帝国的霸权。他还对帝国东、西面的邻国持续发动富有侵略性的战争，从而成功重塑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形象。但米里奥塞发隆（Meriocephalon）战役的失败结束了他在东部地区的成就，尽管拜占庭军队挽回了损失并且与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Kilij Arslan Ⅱ，1156—1192年在位）缔结了一份对帝国有利的和约，然而这次战役最终表明，帝国试图从突厥人手中收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努力没有成功。
首先，曼努埃尔一世设法降服十字军公国，并远征安条克、罗姆苏丹国和埃及。他在西里西亚登基时，安条克公爵雷蒙就要求拜占庭人将西里西亚还给安条克，曼努埃尔返回君士坦丁堡巩固了皇位之后，于1144年派遣一支水路大军讨伐安条克。远征军所向披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复了被安条克人占领的要塞，雷蒙被迫亲自去君士坦丁堡请求和平，向皇帝表示臣服。
1156年，新继位的安条克公爵沙蒂永的雷纳德（Raynald of Châtillon）进攻拜占庭的塞浦路斯岛，逮捕了此岛的总督即曼努埃尔的侄子约翰·科穆宁和米哈伊尔·布拉纳（Michael Branas）将军，洗劫了整个岛屿并掠走了所有财富。此外，他还将一些被致残的人质送到君士坦丁堡以表示对皇帝的蔑视。为此，曼努埃尔一世于1158—1159年间，率领500骑精兵急速行军，抢在庞大援军到达之前，攻占西里西亚。由于曼努埃尔一世已经提前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Baldwin Ⅲ）达成协议，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雷纳德面对拜占庭军队的强势进攻态势，被迫投降，向曼努埃尔一世宣誓效忠。
1159年4月12日，拜占庭军队在安条克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据说，曼努埃尔一世骑在装饰着皇帝饰物的高大坐骑上，耶路撒冷国王远远地跟在身后，安条克亲王则鞍前马后地“牵着牵缰”。曼努埃尔免除了对安条克居民的惩罚，并且令人举行了竞赛和马上比武大会。
5月，曼努埃尔一世率领一支基督教徒联军前往埃德萨（Edessa），恰在此时，叙利亚的穆斯林统治者努尔丁释放了在第二次十字军战征中俘虏的6000名基督徒战俘，表现了极大的诚意，促使皇帝最终放弃了进攻计划。至此，远征以辉煌的胜利结束。
曼努埃尔一世在第一次远征安条克不久，便着手处理罗姆苏丹国的问题。马苏德一世（Masud Ⅰ）在曼努埃尔一世登位之初，趁机派兵洗劫和占领了拜占庭军事要塞普拉卡纳（Prakana）和色拉科西军区（Thrakesian Theme），一直到达沿海地区。
双方谈判未果后，曼努埃尔一世于1146年率军在阿克罗埃努斯（Acroënus）击败了突厥人，攻占和摧毁了设防城镇菲洛米利昂（Philomelion）。之后，他到达科尼亚（Konya）并劫掠了城市的周边地区，虽未能攻破城墙，就匆忙撤军，但这次远征让突厥人见证了拜占庭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被迫于1147年春与帝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将普拉卡纳和之前夺取的帝国一切领土悉数归还。1159年，曼努埃尔一世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强行从罗姆苏丹国领土穿行，遭到苏丹阿尔斯兰二世的抗议。1159年末至1161年，皇帝调集大军对其进行讨伐并取得了全面胜利。1162年春，阿尔斯兰二世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乞求和平，签订和平协议。至此，小亚细亚各省获得了暂时和平。1167年，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Amalric I，1163—1174在位）迎娶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孙女玛丽亚·科穆宁，1168年，两国正式结盟。1169年秋，两支军队会师征伐埃及，但作战无果而终。
其次，曼努埃尔一世化解了第二次十字军战征的危机。1147年至1148年的第二次十字军战征是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影响最大的外交事件。1147年，在攻打科尼亚城的过程中，曼努埃尔一世得知德意志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1137—1180年在位）率领的两支十字军正在穿越拜占庭帝国的领土，立即返回都城。许多拜占庭人惧怕十字军的到来，因为这些纪律松散的军队在穿过拜占庭领土时经常出现破坏和盗窃的现象。因此拜占庭军队跟随着他们，监督他们沿途的行为，更多的拜占庭军队集结到君士坦丁堡，准备防御对都城的任何侵犯。但十字军在行进途中还是制造了许多事端，激发了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敌意，双方互相指责，这也导致曼努埃尔一世与十字军首领们之间的矛盾。德意志骑士从多瑙河进军到撒尔底迦（Sardika），“一直都遵守军纪，没有做出任何违背罗马人意愿的事情。但是进入平原以后，就开始肆意掠夺，沿途烧杀抢掠。”为制止此类暴行，曼努埃尔一世专门派军队监视德意志人，双方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得里亚堡事件”以及君士坦丁堡城外之战。
曼努埃尔一世为此修补了君士坦丁堡城墙，并强迫两位国王许诺必须保证帝国的领土安全。
康拉德三世率军到达匈牙利和拜占庭边境时，曼努埃尔一世就派遣两位使者与他进行谈判，要求他和其他德意志诸侯发誓不得做出任何伤害拜占庭人的事情。作为交换，皇帝同意在沿途设立市场，向十字军提供必需品。他们横渡多瑙河时，皇帝还派人记下了每一艘船上的人数。
康拉德三世的军队于1147年夏首先进入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拜占庭的史料将他们描述得更为野蛮，暗示着他们比法兰克人更难应付。约翰·金纳莫斯描述了拜占庭军队与康拉德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爆发的一场全面冲突，拜占庭人击败了德意志十字军，迫使康拉德三世带领军队加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亚洲沿岸的大马里斯。1147之年之后，双方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友善。1148年，曼努埃尔一世与康拉德三世签订“塞萨洛尼基协定”
，成功地建立了共同对抗西西里罗杰二世的同盟。但康拉德于1152年去世，曼努埃尔一世未能与其继承人弗雷德里克一世·巴巴罗萨（1152—1190年在位）维持同盟关系。相比较而言，曼努埃尔一世与法王路易七世的会面则比较友好，后者在君士坦丁堡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并宣誓在有生之年会是皇帝的忠诚盟友。因此，从总体上看，曼努埃尔二世成功地化解了十字军战征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使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从西方获得援助和支持，而只能臣服于拜占庭皇帝。
再次，曼努埃尔一世还远征意大利。1147年4月，在曼努埃尔一世忙于监护十字军横渡海峡的时候，西西里王国的罗杰二世乘机派兵夺取了拜占庭的科基拉岛，洗劫了底比斯、科林斯等商业城市，并将精通丝绸纺织的拜占庭工匠劫掠到巴勒莫（Palermo）新建立的丝绸工场，由于科林斯是希腊最富有的城市也是拜占庭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因此罗杰的洗劫对拜占庭丝绸业是致命打击。1148年，曼努埃尔一世与康拉德三世缔结同盟，在威尼斯人强大舰队的帮助下击败了罗杰二世，1149年收复了科基拉岛。
罗杰二世于1154年去世后，威廉一世（WilliamⅠ，1154—1166年在位）继位，遭到西西里和阿普利亚大批叛乱者反抗其统治，这也导致许多阿普利亚难民投靠拜占庭人。1152至1154年，弗雷德里克一世·巴巴罗萨按照1148年与拜占庭皇帝的协定，多次对诺曼人发动战争，扫荡了意大利中北部。曼努埃尔一世则趁机利用意大利半岛上的动荡局势，于1155年派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Michael Palaeologus）和约翰·杜卡斯两位将军，率领拜占庭军队和十艘战船携带大量黄金入侵阿普利亚。他们在当地贵族的帮助下，借助武力逼迫和金钱诱惑，使许多城堡放弃了抵抗，巴里、特拉尼（Trani）、焦维纳佐（Giovinazzo）、安德里亚（Andria）、塔兰托（Taranto）和布林迪西（Brindisi）被相继攻占。拜占庭军队还聚集了大批反对西西里王室以及威廉一世的叛乱者，在他们的帮助下远征军很快便在整个南意大利取得了辉煌胜利。
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布林迪西战役，西西里人从陆上和海上发动了联合进攻。当敌人迫近时，那些已经被曼努埃尔一世雇佣的雇佣兵突然要求大幅增加军饷。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全都溃逃。甚至当地的贵族军队也开始撤离，拜占庭军队指挥官约翰·杜卡斯因此兵力不足，寡不敌众。前来援助的阿莱克修斯·科穆宁与一些船只也未能勉强遏制住拜占庭军队的颓势，西西里人最终取得了海上战斗的决定性胜利，约翰·杜卡斯与阿莱克修斯·科穆宁，还有四艘拜占庭船只，全都被诺曼人俘获。曼努埃尔一世随即派遣阿莱克修斯·阿克苏赫前往安科纳（Ancona）筹集另一支军队，但此时威廉一世已经夺回了拜占庭帝国在阿普利亚的所有占领区。1158年，拜占庭军队离开意大利，从此再也未能返回，但阿克苏赫从威廉一世那里带来的和约足以让曼努埃尔一世有尊严地离开这场战争。
1159年之后，曼努埃尔一世对意大利的政策有所改变。他反对弗雷德里克一世·巴巴罗萨，因为后者试图迫使意大利承认其统治，当弗雷德里克一世与北意大利邦国的战争开始时，他支持伦巴第联盟，并给予经济和兵力上的援助，拜占庭皇帝还资助当地人重新修复米兰城墙，德意志人曾彻底毁坏了该城墙。1176年5月，弗雷德里克一世在莱尼亚诺战役（Battle of Legnano）中被伦巴第人击败，曼努埃尔一世在意大利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克雷莫纳（Cremona）、帕维亚（Pavia）等许多城市也因此向拜占庭帝国朝贡。尽管曼努埃尔一世在意大利事务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安科纳城成了帝国在意大利的基地，诺曼人承认曼努埃尔一世的统治，并且在其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他们一直与帝国保持了和平关系，但从帝国获得的利益来看，意大利战役的最终成果是有限的，布林迪西战役的失败彻底终结了拜占庭人收复意大利的希望。这也表明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控制力相当虚弱，它们并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上面，而是建立在金钱与外交技巧基础之上。
曼努埃尔一世的行动也显著改善了帝国与热那亚和比萨之间的关系，1169年，他与热那亚结盟，次年又与比萨结盟，但与威尼斯的关系越发紧张。1171年3月，曼努埃尔一世突然与威尼斯断交，逮捕了帝国境内的所有威尼斯人，数量达20000多人，还没收了其货物、船只和商品。威尼斯人派了一支由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洗劫了修斯岛和莱博斯岛。由于流行病的干扰以及拜占庭舰队的反击，威尼斯舰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便被迫返回。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满意的成果。在曼努埃尔一世剩余的统治生涯中，拜占庭与威尼斯再也未能恢复友好的关系。
最后，曼努埃尔一世还致力于稳定巴尔干地区形势，击退库曼人、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自1129年以后，拜占庭帝国便与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149年，拉齐亚（Rascia）的塞尔维亚人在罗杰二世的怂恿下入侵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曼努埃尔一世率军攻占了塞尔维亚的军事要塞拉松（Rhason）并横扫塞尔维亚全境，俘获了大批塞尔维亚人，将这些战俘安置在塞迪卡（Serdica）和其他地区，迫使塞尔维亚国王逃进深山。1150年秋，塞尔维亚人在匈牙利人的支持下再次反叛，曼努埃尔一世迅速出兵，在塔拉河战役中击溃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联军，迫使塞尔维亚人国王乌罗什二世（Uroš Ⅱ，1145—1162在位）成为帝国的附庸。之后皇帝多次袭击匈牙利，力图夺取兼并他们在萨瓦河沿岸的领土。在1151—1154年和1163—1168年间的战争中，曼努埃尔一世率领军队深入匈牙利领土腹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攻势并获得了大量战利品。1167年，由安德罗尼库斯·康托斯蒂法诺斯率领的拜占庭军队在西尔米乌姆战役（Battle of Sirmium）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匈牙利被迫割让了斯雷姆、波斯尼亚（Bosn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区。1168年，几乎整个亚得里亚海东岸都落入了曼努埃尔的手中。
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三世的弟弟贝拉曾作为人质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接受教育，娶了曼努埃尔一世的长女玛丽亚，还被皇帝指定为皇位继承人。1172年，斯蒂芬三世无嗣而亡，贝拉回到匈牙利继承王位。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两国维持了和平。拜占庭和匈牙利之间的拉锯战最终以前者获胜而暂时告一段落，匈牙利逐渐沦为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在与匈牙利的战争中，曼努埃尔一世也着手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在1162年、1168年和1172年先后三次征讨中，迫使其国王德萨（Desa）臣服。至此，拜占庭帝国重新确立了在巴尔干半岛的霸主地位。
曼努埃尔一世在位37年，试图通过武力恢复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的主导地位，为此他与所有邻国都发生过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复兴帝国的计划，成功地为帝国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种“拜占庭式的和平”模式。比如，他确保了整个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安全，成功拓展了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边疆，还控制了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西尔米乌姆富饶的农业区和从匈牙利到黑海的多瑙河贸易路线。特别是他控制了东地中海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绝大部分肥沃的农田，而且掌控了这一地区的全部贸易活动并促使帝国西部省区的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12世纪末。他在东部则确保了帝国对安条克、耶路撒冷等十字军公国的控制权。从表面上看，曼努埃尔一世为后代留下了一个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和边疆稳定的帝国。他为此受到了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高度称赞，被誉为“曼努埃尔大帝”。推尔的威廉认为他是“明智而谨慎的伟大君王，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值得颂扬”，侯尼雅迪斯称他为“诸帝中最受祝福者”，而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十字军诸国，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评价他是“一位多才多艺和极有天赋的杰出统治者、天生的将领和勇敢的战士、娴熟的外交家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此外，虽然他是一个典型的拜占庭人，笃信普世帝国权威理念的合理性，但他喜好西方的习俗并将它们引入拜占庭宫廷，其生活方式带有西方的烙印，西方骑士更加随意的典雅礼貌风俗逐渐渗透到拜占庭皇宫中原先庄重尊贵的气氛中，明显地体现了十字军运动和拜占庭世界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产生的影响。
但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帝国很快便陷入内乱并走向严重衰退也是不争的事实。有现代学者认为，他所掌握的强权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他所代表的王朝，他去世后帝国严重衰退的原因，自然要到他的统治中去寻找根源。这表明盛世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内部，国家实力更加依赖于家族的团结与稳固，皇权越来越受到权力日益膨胀的皇室家族成员的挑战，国家更加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以维持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对抗外敌。但曼努埃尔一世的继承人尚未成年，太后无能，其备受诟病的摄政政府最终被政变所推翻，皇室家族成员之间再次上演皇权争夺大战，其惨烈程度相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动荡的皇位继承及其上台者的无能，迅速削弱了曼努埃尔一世的成就。同时，有评论家认为曼努埃尔的一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比如，他远征埃及的失败、统治末期与突厥人的两次关键性战役的惨败等。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与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签订威尼斯协议，终止了伦巴第同盟战争，预示着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拜占庭军事史家马克·C.巴图西斯（Mark C. Bartusis）认为，尽管曼努埃尔一世设法重建一支国家军队，但他的改革并不足以满足其雄心，米里奥塞发隆战役的失败暴露了其政策的根本弱点。
在爱德华·吉本看来，曼努埃尔一世的胜利没有产生任何长期或有效的征服。侯尼雅迪斯批判曼努埃尔的税收政策并指出曼努埃尔时代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时代，他在军队、外交、典礼仪式、宫殿营建等方面都花销巨大。此外，大地产迅速增长和下层民众的贫困加深，国家权力不断遭到削弱的发展趋势都难以遏制，从而大大降低了维系国家政策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帝国调动全部资源才能够取得一些对外战争的重要胜利，但无法再承受巨变和重大军事行动的失败。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和连绵战事造成的牺牲远远超出拜占庭帝国当时的实力和能力，并耗尽了帝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因此，曼努埃尔一世时期帝国表面上的辉煌，极易变成国家内外的崩溃。这些评价均属于后人评说，见仁见智，可供读者参考。
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的难题之一，但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将有助于后人的合理认识，这是学界的共识。虽然对曼努埃尔一世的评价从古至今意见并不一致，然而其个人品性大体得到肯定，其统治政绩则是非参半。他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性难题是，晚期拜占庭帝国无法摆脱衰落的趋势，即便有所谓阿莱克修斯短暂的“中兴”，有战场上的某些重大胜利，但是帝国衰落的深刻矛盾是他和他那个时代的皇帝都难以洞悉的，更无法解决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拜占庭帝国国家政治模式自阿莱克修斯一世开始转变为家族政治模式，大帝国中央集权制向皇帝家族集权制蜕变，进而导致帝国治理策略的巨变，和军事战略重心的西移，这一转变必然导致帝国资源特别是东部资源的萎缩，而东部资源对于维持拜占庭帝国特别强盛是强大的帝国武装力量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