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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ⅠComnenus，Αλεξιοζ Κομνηνóς，生于1056年，卒于1118年8月15日，享年62岁）是科穆宁王朝的第二位皇帝，被誉为该王朝百年统治的真正创立者，他于1081年4月成为皇帝，直到1118年8月15日在君士坦丁堡去世，在位超过37年。
阿莱克修斯1056年出生在小亚细亚地区著名的军事贵族家族，
是约翰·科穆宁和安娜·达拉塞娜的儿子，科穆宁王朝的先驱伊萨克一世的侄子。他在兄妹八人中，最为精明能干。他的父亲约翰·科穆宁是伊萨克一世的弟弟，在伊萨克统治期间身居要职，伊萨克一世退位时，曾打算将皇位让给他，但遭到拒绝。他的母亲安娜·达拉塞娜出身于11世纪的显赫家族，
从丈夫去世到阿莱克修斯成为皇帝之前的14年间，她成功地维持了家族的团结与兴旺，精心构建起科穆宁家族与大量名门望族的婚姻关系网，从而为家族再次成功问鼎皇权铺平了道路。
阿莱克修斯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两个哥哥都是帝国军功卓著的将领。他从14岁起开始军旅生涯，最先在二哥伊萨克·科穆宁的帐下任校尉，在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Ⅶ，1071—1078在位）和尼基弗鲁斯三世（Nicephorus Ⅲ，1078—1081在位）统治期间，作为军队总司令先后镇压了卢塞尔、尼基弗鲁斯·布里恩纽斯和尼基弗鲁斯·瓦西拉西乌斯三位皇位觊觎者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阿莱克修斯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成长为帝国声名显赫的将领，深受当时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三世赏识，但也因此招致了两个宦官即伯里罗斯和日耳曼努斯的嫉妒与陷害。这两个人是皇帝的宠臣，多次企图谋杀阿莱克修斯及其兄长伊萨克。当他们预谋将科穆宁兄弟骗进皇宫，刺瞎他们的双眼时，科穆宁兄弟预先得知消息，于1081年2月14日逃出都城，起兵叛乱，最终于4月1日攻占并洗劫都城，逼迫尼基弗鲁斯三世退位，阿莱克修斯在与哥哥的皇位竞争中取胜，登基称帝。他通过迎娶前凯撒约翰·杜卡斯的孙女伊琳妮·杜卡娜（Irene Doucaina），得到当时势力强大的杜卡斯家族的支持，确保了皇位的合法性。他在位37年政绩卓越，于1118年8月病逝。
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时正值拜占庭社会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许多学者都把他的上位视为拜占庭帝国晚期历史的开端。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通常被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但对于具体的起始时间，学术界意见并不统一。关于晚期的开始时间也存在不同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1056年米哈伊尔六世上台。二是1081年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的开始。
帝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形势之中，外敌三面入侵，国内形势动荡不安，贵族叛乱频繁，统治阶层内部存在激烈的权益纷争。军区制彻底瓦解，小农经济破产，大地产迅速发展，货币严重贬值，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在如此动荡不安的严峻形势中，阿莱克修斯一世实行了成功的内政外交政策，使一个陷入国内外重重危机、摇摇欲坠的帝国，重新恢复为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国。
阿莱克修斯一世在内政方面，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改革，重新确立了皇权的最高权威，也从制度上正式承认和巩固了军事贵族的政治经济和特权。在经济上，他加强推广“普洛尼亚”土地制度，整顿税制和币制。根据安娜的记载，阿莱克修斯登基之初，国库已经被其前任皇帝挥霍一空。它“是如此的空空如也，甚至国库的大门都不用上锁，任何想从此穿越的人都不会被阻止”
。从罗曼努斯一世（920—944年在位）到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统治期间的皇帝几乎都制定了严厉的立法，保护小农的土地耕种优先权利，限制大地产的扩张。中央政府限制地产兼并的政策遭到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重要社会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阶层和地方军事贵族的抵制和强烈反对。
大地产开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构成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农业税进入国库的数量迅速降低。大土地所有者对自由小农土地的兼并对中央政府的兵源和财源造成直接威胁，极大地减少了国家公共领地的农业人口，并削弱了国家军事和财政机构在这些地区的实际权力。
为此，阿莱克修斯一世采取了包括推广“普洛尼亚”土地制度、税收私人承包制、发行新货币等财政治理措施。
“普洛尼亚”这种土地的名称源自其接受者被称为领主。
这种土地形式早在前朝就已经开始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新制度，其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形式类似于西欧封土制。封地主要依靠具有西欧农奴人身依附性质的农民耕作，他们必须为普洛尼亚主人纳税和服劳役。阿莱克修斯一世在其统治期间，进一步推行这一制度，把国有土地连同土地上的税收大量赐予皇家大家族成员。
他推行的“普洛尼亚”制度有几个特点：一是将颁授土地与军功和兵役义务结合，二是颁授土地来源扩大到所有国有土地，三是重点培植皇族和亲信贵族。此时的普洛尼亚土地开始具有军事服役的特征。
地主在履行维修要塞、为士兵提供给养等义务的同时，还必须服军役，不仅需要亲自作为骑兵服役，并且要根据土地面积提供一定数量的步兵。
因此，封地的接受者通常也被称为“士兵”（stratióteV），但他们不再是以前的小农而是拥有普洛尼亚份地及其耕作者农民的地主，他们的地产由生活于其上的农奴耕种，并享有土地上的税收权。
在强化土地制度“普洛尼亚化”的基础上，阿莱克修斯一世进行了税收和货币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包税制、税收货币化和规范税种。他在彻底打败帕臣涅格人之后，于1092年着手进行货币改革。根据帝国当时财力不足的实际情况，他并没有刻意恢复足值的金币，而是发行了一套具有稳定含金量的合金货币。其中币面价值最高的金币伊颇皮隆（ηυπ
ρπυρων）的含金量相当于20.5克拉，第二种货币称为阿斯皮隆（
σπρων）为金银合金币，相当于伊颇皮隆金币价值的1/3，第三种货币特拉希翁（τρ
χυων）是一种金铜合金币，价值是伊颇皮隆金币的1/48，铜币代塔特隆（τετ
ρτερων）仅为金币价值的1/864。为了防止仿制劣币，朝廷分别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设立皇家直辖铸币厂，在色雷斯地区的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upolis）或亚得里亚堡设立辅助铸币厂，负责铸造前三种贵金属货币，还有一个铸币厂在希腊南部的底比斯（Thebes），专门铸造铜币代塔特隆。
币值恢复稳定之后，阿莱克修斯开始推行税制改革。新税制要求统一使用新货币纳税，这种新货币价值为8克拉黄金，大约相当于当时足值金币诺米斯马的三分之一，不足的税额则用铜币征收。
在规范税种方面，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多种不固定临时附加税进行简化，将其确定为基本税的一定比例，即将它们的总价值确定为基本税收的23%，并根据基本税基数的多寡核算出相应的额度。
此外，所有附加在农民身上的劳役，包括以实物支付的费用和建造舰船、修筑要塞、架桥铺路、为官员和军队提供膳食和居所等义务，一并折算为现金支付。
税率的稳定以及新货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代替旧币，有利于结束改革以前税收体制中的混乱局面，使纳税者可以根据占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者的数量，使用统一货币按统一税率纳税，从而极大地杜绝了腐败官员的中间盘剥，国家税收因此大幅度增加。
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初期，对前朝罗曼努斯四世的儿子们非常友善，他发现他们降到了平民的地位和生活，决定照顾他们，部分因为同情他们的遭遇，部分因为他们即将成年。特别是皇帝看他们相貌英俊潇洒，身材高大匀称，充满了激情和勇敢精神，是很有前途的年轻人。阿莱克修斯对待他们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境况，为其将来的发展提供各种帮助，从未错过称赞他们的机会并为其成就感到自豪。尽管许多人不断地指控他们，但皇帝并没有因此产生怀疑，将其排除在权力之外。尼基弗鲁斯被任命为塞浦路斯岛总督，被允许将之视为个人财产。他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白肤金发，肩宽体阔，高大健壮，在战场上像狮子一样勇敢，在社交活动中表现得谦虚谨慎。因此，他不仅受到普通士兵们的拥戴，而且在上层社会中也很受欢迎。但与善良宽厚、对皇帝的友善充满了感激的弟弟利奥不同，他是个脾气暴躁、心狠手辣的家伙，一直怀有夺取皇位的野心。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拉拢贵族，尤其是高级军官和元老院主要成员上面，渴望得到所有军队将领和卓越市民的支持，在追逐权力方面展示其毫不妥协的意志。他几次试图谋杀皇帝，但均以失败告终。
阿莱克修斯一世在政治上，重建荣誉头衔和官职的授予原则，实行家族统治，推行政治联姻，重塑皇权和教权的关系。随着贵族势力的崛起，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频繁的叛乱导致国内形势动荡不安。阿莱克修斯一世是小亚细亚地区军事贵族的代表，其军事叛乱的成功得益于来自这个地区的军事大贵族的支持和彼此之间的和解。为了巩固皇位，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给予政权支持者以回报，阿莱克修斯一世大力推进贵族等级制度改革，重新确定帝国高级贵族的授予原则与等级序列，突出皇族及其亲信对帝国政治的控制，阻断社会精英的垂直流动渠道，并以血缘关系和政治联姻强化帝国精英阶层的团结，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阿莱克修斯一世重建荣誉头衔和官职的授予原则，与皇室的亲属关系成为宫廷贵族高官头衔等级制度的基础，高级官职的任免完全取决于和在位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有学者认为血亲关系并不是阿莱克修斯一世授予朝臣重要军事和行政官职的唯一标准，与他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中，只有那些有能力堪当重任并对他绝对忠诚的人才会被委以重任，进入其核心统治集团。反之，有些和他没有上述关系的杰出人才，甚至是外族人，个别的也能够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
他通过宫廷头衔体制改革，在宫廷等级的顶端为皇室家族及其亲属创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即贵族（Sebastoi）等级。在帝国的历史上，这是在位皇帝第一次为家族成员设置专门的头衔等级。
Sebastos起源于1—2世纪的希腊语，
相当于拉丁语的“奥古斯都”（Augustus），
而Majesty可译为贵族或者君主，原是皇帝的专用称号，从11世纪起作为荣誉头衔被赏赐给极少数皇室王公。阿莱克修斯登位之后，不仅把“君主”头衔广泛赐予皇室家族成员和通过血缘或婚姻与皇帝建立联系的贵族，
而且在进行头衔改革时，将它作为最高头衔的词根，以之为基础创造了一系列新头衔，例如“大贵族”（sebastocrator）、“上等大贵族”（panhypersebastos，pan：all；hyper：above）、“首席贵族”（protosebastohypertatos，proto：first）等。
它们共同构成了贵族等级系列。
安娜为此宣称，阿莱克修斯一世为了重建帝国贵族等级秩序创造新的头衔和职务，并在赐予头衔和分派职责方面进行革新，展示了高超的统治技能。
在这个新的头衔等级中，最高等级属于皇族，官阶的优先权按照与在位皇帝的关系排列。在皇帝之下，处于最顶端的是皇帝的儿子、兄弟以及父系叔伯，紧随其后的是他的侄子、堂兄弟及叔舅等近亲或姻亲，最底层的是皇帝的远亲或皇室家族中受尊敬的成员。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皇室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们也分享了这些特权。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期间，他的母亲安娜·达拉塞娜和妻子伊琳妮·杜卡娜都曾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阿莱克修斯一世在统治前期忙于战争时，将帝国的行政大权委托给母亲，不仅在宫廷等级中为她安排了专门的位置，赐予她皇后或女君主（despoina）头衔，而且在1081年8月，正式颁发“黄金诏书”，确定了她的摄政身份和各种权力。他宣布，“如果危险来临或其他可怕的事情发生，没有比一位理解和深爱自己儿子的母亲更强大的保护力量。因为如果她给予建议，那么建议将是可靠的；如果她祈祷，它们将赐予力量和某种保护。不管怎样，这是我本人，你们皇帝的经历。我受人尊敬的母亲从我年幼的时候起，就一直教育、引导和支持我。尽管她名列贵族阶层，但她对儿子的爱在她的全部生活中占据首位并且他对她也完全信任。尽管我们在身体上是分离的，但我们有共同的灵魂，彼此之间从来不会出现‘我的’或者‘你的’之类的词语。更重要的是，她的祈祷被上帝听到，从而使我成为帝国的君主。在我掌握了帝国的权杖之后，她为我独自承担帝国重担的辛劳感到忧虑不安。现在我正准备与罗马的敌人作战，全力征集和装备军队，但我认为政治和经济事务也是极其重要的。幸运的是，我已经找到了能够担当此任的适当人选，即任命我的母亲为整个行政机构的管理者，她是最值得尊敬的妇女之一。因此，我，你们的皇帝，在这份黄金诏书中明确规定：由于她对世事的丰富经验，不管是财政官员或者其下属官员，还是请愿或判决的人提交的与免除公共债务等相关的文件，她颁布的任何命令，书面的或口头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只要上面有她的印章，都将被视为我的亲笔手谕一般，将永远有效。有关法庭和国库官员的提升和任免，荣誉头衔和官职的赐予，不动产的捐赠等事宜，我的母亲将有全权做出对她有利的任何决定。如果有人被提升为法官，继任国库官职，或被赐予其他高级或低级职位，他们将终身拥有它们。提高俸禄、增加礼物、减免税收或缩减费用等事务也将由我的母亲全权处理。总之，她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决定的事情将来都不会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将被视为如同我的一样，永远具有法律效力。不管现在还是未来，不管她的决定合理还是不合理，她都不会被任何人要求对此进行辩护或接受审查。同样的条款也适用于她的大臣，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合理，只要是在这份诏书的同意下所做的任何事情，将来都不需要做出解释。”
达拉塞娜在政坛隐退以后，皇后伊琳妮的影响和地位逐渐上升，成为皇帝身边强有力的人物。现代学者对伊琳妮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持保留态度。在他们看来，她是个靠不住的皇后，阿莱克修斯不能冒险将其单独留在首都。安娜有关他们深厚感情的叙述也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即使伊琳妮不计较阿莱克修斯对她的长期忽略和几乎发生的背叛，她也很难深爱一个平时极少见到的丈夫。因此，安娜关于父母之间恩爱的描述可能含有不真实的成分，阿莱克修斯将权力委托给母亲和兄长而不是妻子的事实亦说明了这一点。在阿莱克修斯一世重病期间，她曾一度控制帝国政权，“当皇帝因为双脚疼痛，无法走路时……他躺在床上，由皇后进行统治，皇帝在大部分事情上都顺从她的意见。按照计划，皇帝驾崩后，帝国的统治权力将转交给她。”
这两位女性在帝国政治中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家族政治的产物，是贵族家族中的母亲或妻子对家族事务的管理权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延伸。同时，阿莱克修斯一世在近亲中任命海陆军将领和行省总督，都依靠与之有亲戚关系的地方大家族对地方进行统治。从安娜·科穆宁娜的《阿莱克修斯传》的内容可以看出，与他一起奋战沙场的军队指挥官大部分都来自皇室家族和与之存在血缘或婚姻关系的贵族家族，地方的统治者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面对大贵族家族已经对皇权构成重大威胁，频繁的政治叛乱一度使皇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现实，阿莱克修斯一世积极推行政治联姻政策，利用家族成员的婚姻与当时势力显赫的贵族家族结成政治联盟。除了他本人与杜卡斯家族联姻外，他的子女和兄弟姐妹的婚姻几乎都被用来加强和巩固与其他贵族家族的关系，其侄子、侄女、孙子、孙女等亲属的婚姻也为这一目的服务。
例如，为了控制色雷斯的重要城市亚得里亚堡，赢得当地布里恩纽斯家族的支持，他把长女安娜嫁给了这个家族的主人老尼基弗鲁斯·布里恩纽斯的儿子，从而化解了两个家族之间的宿怨，将一个皇位的潜在挑战者笼络到科穆宁家族的关系网中。阿莱克修斯担任帝国将领时，曾被尼基弗鲁斯三世派去镇压布里恩纽斯家族的叛乱，其首领老尼基弗鲁斯·布里恩纽斯成为战俘后，被皇帝的使者刺瞎了双眼，双方从此结下深仇。当阿莱克修斯成为皇帝之后，两个家族通过联姻化敌为友，老布里恩纽斯成为皇帝的重要军事顾问之一。他的另一个女儿玛丽亚嫁给了尤弗本努斯·卡塔卡隆，后者出身于当时最强大的家族之一。他的姐姐塞奥多拉和兄长曼努埃尔都与狄奥根尼斯家族的成员结婚，另外两个姐妹分别嫁入了迈利西尼和塔罗尼家族中。他的哥哥伊萨克则娶了前皇后玛丽亚的堂妹。通过联姻，他把当时势力强大和对皇权构成重大威胁的大家族都聚拢在科穆宁家族的周围并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自己统治的坚实后盾。有学者经过细致核算甚至提出，从此以后直到帝国灭亡，科穆宁家族血缘关系遍布整个拜占庭上流社会。
此外，阿莱克修斯一世削弱了宦官在宫廷中的作用，原由他们担任的许多职位被皇室家族的成员占据。在他统治的37年间，宫廷中的宦官数量不断削减。
《阿莱克修斯传》提到了八名大宦官，但他们中只有尤斯塔修斯·吉米奈亚努斯（Eustathius Cymineianus）和尤斯特拉提厄斯·加利达斯（Eustratius Garidas）进入了帝国统治集团的最高等级，前者从墨水瓶保管人（Canicleios）提升为舰队总司令，
后者因为得到安娜·达拉塞娜的庇护，担任了四年（1081—1084）君士坦丁堡牧首，
其他宦官除了有四人担任低级官员之外，均充当宫廷奴仆、医生等，没有政治权力。
皇权和教权的关系也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登位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至尊权”理论的积极践行者，他恢复了皇帝处理教会事务的主动权，在宗教领域重塑了皇权的最高权威。具体表现在两次强行征收教会财产，亲自参与对异端者的审判，颁布宗教法令规范教士的行为规范和升迁标准，改革修道院的财产管理制度等。“至尊权”指君士坦丁大帝创设的政教关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任免教会首脑，是宗教事务的最高仲裁者。这个词汇通常被用来描述拜占庭帝国皇帝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意为国家高于教会，皇帝对国家以及教会具有绝对控制权。但有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的法律文献仅谈到帝国的行政机构和教会组织的相互依赖，并没有说明后者必须从属于前者。他们也认为皇帝在教义上的主张并非一贯得到支持，而且没有教牧之权。在拜占庭历史上，皇帝对教会施加压力以失败告终的事例很多，例如，芝诺（Zeno，474—491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试图支持一性论派，米哈伊尔八世支持与罗马教会合并等，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看，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充当了普世教会的保护者并干涉教会事务，他们主持宗教会议，其意志在任命最高主教和确定其管辖范围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把宫廷中一直存在的亲属关系和贵族头衔官职制度化，阿莱克修斯一世创立了一个新的皇室贵族阶层。他们按照一定的秩序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家族集团中，独占了宫廷的高级官阶，至少在荣誉上处于统治集团的核心位置，由此巩固了皇权。有学者如此评价科穆宁政府官阶等级中的大贵族垄断现象，“阿莱克修斯一世笼络了所有贵族精英并将其置入了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巨大家族网络中，他们占据了帝国的全部重要职位并享有统治权益。”
这一改革确实理顺了皇亲国戚们的亲疏远近关系，并将其复杂的联系纳入帝国官僚制度中，进一步明晰了各级贵族的地位和权力，暂时缓解了一段时间以来争夺皇权及相关权位的内讧。但是，这一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拜占庭皇帝专制产生的深刻矛盾，只是将宫廷斗争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到皇室和皇族内部，从而造成了此后帝国宫廷斗争集中在皇家血亲之间，直到末代的几个拜占庭王朝，全部陷入皇室内战中。从这个意义上看，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改革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帝国治理措施。
军事上，面对为国家提供兵源的军区制的瓦解致使帝国的军队实力急剧下降，防御体系陷入崩溃的现状，阿莱克修斯一世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治理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镇压军事贵族叛乱，重新分配军权，大力征召新兵，恢复海军建设，调整战术，提高部队素质。其中，扩军改制是强军措施的抓手，核心目的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建立本土将士构成的精锐部队，降低对雇佣兵的依赖。他首先致力于扩大军队规模，大力征召本土新兵。阿莱克修斯一世从未放过任何征募将士的机会，甚至采用欺骗的方式将一部分摩尼教移民编入军队。他派遣亲信塔提修斯（Taticius）带着大量现金到各地征募新兵，为了加快征兵进度，他亲自上阵督查，以至于耽误了对拉里萨的救援。
他还通过信件下令所有帝国高级将领要将征召士兵作为头等要务，指派“凯撒”尼基弗鲁斯·梅里塞诺斯前往归属帝国的游牧民中招募骑兵和步兵，稍加训练便投入对斯基泰人（Scyths）的战争中。
他占领卡斯托里亚（Castoria）后，便第一时间招募愿意为帝国效命的诺曼人士兵加入帝国军队。
其次，在扩大军队规模的基础上，阿莱克修斯着力加强精锐部队建设，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从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后人中挑选忠勇之士，创建了“英豪后裔军团”，亲自组织训练，并为该军团配备全副精良武装。
这支部队在1091年帝国与帕臣涅格人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拜占庭军队的核心力量。
加强帝国的海军力量建设也属于阿莱克修斯强军计划的重要内容。面对比萨和热那亚强大舰队的进攻，他从各地行省征集了所有船只加以改装，并在君士坦丁堡建造新型战船，还经常亲自上船，给船工们提出建议。博希蒙德（Bohemond）入侵帝国时，阿莱克修斯一世从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 Islands）、小亚细亚沿海城市和巴尔干地区召集了一支巨大舰队，他的许多大臣抱怨为此耗费了巨额费用。
从总体上看，尽管海军一直是帝国军队的补充，海战相比较陆战而言总处在次要地位，帝国自身缺乏强大海军力量的现实，意味着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利用帝国抗击入侵者的战争，逐渐取代了拜占庭的海上经济优势，并使帝国限制意大利人商业或海洋活动的任何努力付之东流。在安娜的著作中，帝国舰队在守卫海洋或在围攻战中提供援助和切断敌人的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莱克修斯一世特别注重调整战略战术。他成为皇帝期间，除了诺曼人入侵者拥有领土野心之外，帝国面临的入侵者以非国家政体形式的游牧民族为主。这些民族生活居无定所，擅长流动作战，总是避免与拜占庭重装部队近距离发生冲突。
其作战特点是迅速地进攻和撤退，必要时进行战斗，形势危急时迅速逃跑，并在敌人撤退时，进行小规模的伏击战，这种战术足以拖垮拜占庭军队，使其筋疲力尽。但他们都是松散的部落联盟，缺乏强大国家有组织的支持，其入侵的主要目标是抢掠战利品。为此，阿莱克修斯一世有针对性地调整了战略战术。他在对外战争中取得的绝大部分胜利，都是伏击战、声东击西、金钱贿赂和收买、以蛮制蛮等策略的产物，他很少打阵地战。例如，在1108年的战斗中，他通过海路切断诺曼人的供给线，阻塞迪拉基乌姆周围的路口，最终逼迫疲惫、饥饿和遭受瘟疫侵袭的敌人签订和平条约。针对游牧骑兵的作战特点，他采用小部队出击，骑兵和步兵联合作战的方法，命令弓箭手专门射击敌人的马匹，逐渐夺取战场优势。
阿莱克修斯一世在位期间进行的战争几乎全是防御战，他也并不总是拥有可以在战争中取胜的资源，但从未决定性地丢掉整场战争。在统治期间，其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得到了增强，成功抵挡了外敌的入侵。1081年至1093年期间，他先后打败了诺曼人、帕臣涅格人、库曼人（Cumans）等入侵者。
阿莱克修斯一世在外交方面秉承拜占庭传统外交政策，在实行软硬兼施手段的基础上，实行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他登基时，帝国正处于危机四伏的窘境。诺曼人在西部征服了南意大利，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十字军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北方的多瑙河前线形势不稳，不断遭到帕臣涅格人、库曼人、塞尔维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的侵扰，东部的塞尔柱突厥人则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帝国始终不能提供充足的军队与入侵者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他采取了防御性的外交政策，以保卫和收复帝国的领土为目的，纵横捭阖，通过一系列艰苦战争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成功抵御了连续不断的外族入侵，使一个国力衰弱、防御体系瓦解的帝国重新恢复了强国地位。
阿莱克修斯一世使用了许多传统外交手段。首先，利用金钱礼物和荣誉头衔贿赂收买敌人。阿莱克修斯一世认为财富可以满足蛮族人的贪婪，遏制其入侵野心。他给继承人约翰二世的建议之一就是在国库中储蓄大量财富，用于填满蛮族人打开的钱罐，收买外来侵略者或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敌人。
例如，尼西亚苏丹阿布·卡西姆（Abul—Kasim）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受到热情款待，不仅参加了各种娱乐活动而且收到大量金钱和礼物，据说皇帝不断给予阿布·卡西姆金钱礼物，邀请他沐浴，参加马赛和狩猎，参观在公共场所建造的纪念柱，为了取悦客人，他命令马车手在君士坦丁剧院进行马术表演，敬请客人可随时到此观看。在此期间，他秘密修建了一个沿海要塞。他利用安奇亚洛斯（Anchialos）公爵的职位和大量礼物收买苏丹的使者西奥乌斯（Siaous），诱导塞尔柱突厥人从沿海地区撤退并将设防地转交给帝国。为了赢得控制安条克附近地区的伯爵对远征坦克雷德（Tancred）的支持，他派使者给他们送去大量金钱和礼物。当时元老院成员和军官们都认为在对坦克雷德发动远征之前，必须首先赢得控制安条克附近地区的众伯爵，尤其是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的支持。如果他们敌视坦克雷德，这次远征将有把握取胜，反之，安条克的问题应以其他方式解决。阿莱克修斯一世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委派懂拉丁语的曼努埃尔·布图米特斯和另外一个人到拉丁伯爵和耶路撒冷国王那里。因为拉丁人的贪婪，这次使命不可避免地需要钱。因此，他命令塞浦路斯公爵尤马修斯·菲洛卡勒斯为他们提供所需船只以及各种价值的货币，作为送给伯爵们的礼物。”
以蛮制蛮，分而治之也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手段之一，他与亨利四世结盟，对付罗伯特·吉斯卡尔，与库曼人结盟对付帕臣涅格人，取得列文宁（Lebounion）战役的胜利。
几年后，他把大量帕臣涅格人安置在十字军必经的路线上，阻击十字军，
十字军因此被他巧妙地引导成为其收复小亚细亚沿海失地的工具。
他还分化瓦解敌人，在他们中挑拨离间，在敌人内部制造分裂。当扎查斯（Tzachas）占领士麦那（Smyrna）并以此为基地从海陆进攻帝国时，阿莱克修斯一世借刀杀人，煽动苏丹将他铲除，据说他在给苏丹的信中写道：“尊贵的基里吉·阿兰苏丹，您通过继承权得到了苏丹的尊贵地位，但是您的亲戚扎查斯已自称皇帝，表面上正在准备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他具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夺取一个如此尊贵的皇位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因此，整个邪恶的计划实际上是直接针对您的。如果您是明智的，就不会容忍这一切。您应当保持警戒，否则，将会被从苏丹的位置上驱逐。就我而言，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将他驱逐出帝国领土。因为担心您的利益受损，我建议您捍卫自己的权威，迅速将他带到您的面前。如果他拒绝，就使用武力。”苏丹收到皇帝的信之后，立刻带着军队向扎查斯进发。受到海陆两面威胁的扎查斯对皇帝的阴谋一无所知，决定投靠苏丹，被后者在宴会上谋杀。随后，苏丹和皇帝签署和平条约。他还采取伪造信件的方式，在博希蒙德和其最亲密的军官之间制造不和，分裂凯尔特人军队。
他甚至利用洗礼和收养的方式加强与外族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他是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将外族人收养为义子的皇帝。
另一方面，阿莱克修斯一世更倾向于强化私人间关系，利用个人接触，建立私人友谊，并将在战争中运用的某些军事策略巧妙地融合到外交政策中，使皇帝和外族人的关系呈现出强烈的私人化色彩，重视个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和联系是其处理外交事务的显著特色。首先，他将西方中世纪盛行的宣誓习俗引入到外交领域，使皇帝与外族显贵和蛮族首领的关系，建立在更加私人化的基础上。例如，他了解库曼人联盟军的反复无常，便要求其首领宣誓遵守盟约。
当十字军穿越帝国时，他软硬兼施，强迫其首领对他宣誓效忠并亲自举行庄重的仪式。
宣誓行为将双方置于相互的权利与义务之中，使两者的关系体现了更多的平等和私人性质。其次，这种关系也体现在阿莱克修斯一世时常与外族人直接会面上，他在外族使者面前刻意展示亲切友善的形象。例如，为了迫使十字军首领宣誓效忠，他曾分别邀请他们拜访皇宫并亲自与之谈判。当战败的塞尔柱突厥人苏丹马利克沙前来签订和平条约时，几次要下马行惯常的屈膝礼，都被他阻止。他还经常亲自宴请外族人，例如，为了将庞大的库曼人军队争取为同盟军，他邀请其首领参加丰盛的宴会，并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亲自为他们颁发军饷。再次，许多外族人担任他的顾问和高级军官也体现了他与外族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撒拉逊人塔提修斯作为阿莱克修斯的密友一直深受重用，是掌握帝国军事大权的重要将领之一，以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几乎出现在安娜记述的所有重大战役和政治危机中。因其勇敢而著名的萨尔马特人欧扎斯（Ouzas）、优秀的战士斯基泰人卡拉扎斯（Caratzas）等都是深受皇帝器重的军事将领，
分别在与帕臣涅格人和库曼人的战争中指挥帝国的联盟军队。1108年，代表他与博希蒙德签订《迪沃尔条约》（The Treaty of Devol）的八个使节中，六个是拉丁人。
可见，阿莱克修斯一世在秉承传统外交手段的基础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外交形式。相对于前任皇帝而言，他更重视缔结个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对待外族使节和显贵的尊重态度，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中也很少见。其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和平，避免战争，因此必然呈现出防御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归结原因，除了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衰弱之外，也与当时严峻的地区环境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很明显，后人都应承认其外交政策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
阿莱克修斯一世作为一个军人皇帝，一生戎马倥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败和臣民叛乱，但他临危不乱，处置得当，巩固了皇权，在长达37年的统治后寿终正寝，在他的皇后、子女及其亲属的陪伴下去世，
成功地“引领国家的航船安全地穿越了波涛汹涌的海洋”，把这个“受外族人嫉妒的城市”和“尊贵的御座”完整地传给了他的继承人。到他去世时，帝国已经控制了包括黑海和马尔马拉海边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带以及托罗斯山南部在内的广大领土。他尽管没有恢复帝国在黄金时代的巨大领土面积和相对安全的状态，但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树立了帝国的威望和影响力，使其再度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居统治地位的强国。
不可否认，阿莱克修斯一世结束了拜占庭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混乱局面，为帝国大厦提供了新的柱石支撑。但就像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评论的那样，他的重建政策只取得了暂时和表面的成功，因为他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与早期的拜占庭帝国不同。那时帝国尚未开发的内部资源能够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复兴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使统治者有可能制定长期的建国政策，并在对外战争中保住帝国最重要的小亚细亚地区。而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下的帝国，情况则非常不同，随着小亚细亚地区的沦陷，国家的内部资源已经遭到严重消耗，前几个世纪赖以维持国家实力的军事体制也已瓦解。内政方面，尽管“普洛尼亚”地产制度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土，没有带来封君封臣式的封建制社会结构，但是这一制度的推广无疑是对大地产贵族强大经济势力的一种默认，并与他们的政治特权得到制度上的保证相得益彰，原本属于国家的税收被贵族截留，从而造成了“富裕的社会，贫穷的国家”。他将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家族拉拢进统治集团，在巩固皇位的同时，也给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度嵌入了强大的潜在威胁和制约因素，为帝国晚期皇室家族内部激烈的皇权争斗埋下了伏笔。另外，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帝国领土的收复仅限于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并为十字军东侵提供了借口，且未能阻止十字军公国的建立。可见，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下的帝国“复兴”并非建立在内部资源潜力的开发和政治深层矛盾的克服基础之上，而只是皇帝精明的权宜之计，其人为硬性催生出的政策虽然一时缓解了危机，但恶劣的结果将留给其后人，
个别学者对其赞誉的“帝国中兴”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帝国晚期衰落的步伐，但最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存在的矛盾，更不能使其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值得再次提出的是他的贵族体制改革将拜占庭帝国的国家政治转变为科穆宁王朝的家族政治，从帝国国家的天下变为科穆宁家族的“家天下”，从这一角度看，他的改革加速注定了帝国最终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