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主编前言

陈志强

《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前言怎么写？这个问题从立项开始就困扰着我。为一本书作序相对容易，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我的弟子写的书作序，都不会有太多难题，因为我们都是同行，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问题都有或深或浅的认识，且彼此又比较熟悉。但是，对眼前这部多卷本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我多少有些束手无策，不是因为我们面前的内容改变了，也不是因为我们彼此变得陌生了，而是因为涉及的领域太广、时间太长、线索太乱、内容太杂。这部大书是2014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61）资助的最终成果，是全国三十多位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多年来共同努力专研、携手完成的学术精品，凝结着我国近两代专业拜占庭研究者的心血，可以说是我国拜占庭学专业化发展的阶段性总结之作。这个“前言”怎样才能反映这些专家的研究心得和见解？

我并不是说，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也不是说要在前言中毫无辨别地罗列所有项目参与者的全部观点。具有千余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及其文化博大精深，若想以有限的文字说清本书作者们的全部学术见解是非常困难的，也许那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专题。那就让我们从读者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吧，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循着读者阅读本书时产生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应答。读者也许会笑问：你怎么知道我有哪些问题？能够把这部多卷本《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捧在面前仔细阅读的人一定都是读书人，大家既是读书人就会心灵相通，无论是灵光一现的想法还是深度思考的哲理，读书过程中都会不时产生出来。比如看到“拜占庭帝国大通史”的书名，就难免会问：拜占庭帝国是什么？这个名字应该如何解读？又如开卷阅读时一定会从把握拜占庭史的基本框架入手，而不会一下子就陷入某位皇帝生平的具体细节。读者还会就这个帝国的来源、发展的动力、支撑其长期存在的理由、曲折发展的内外因素、哪些力量如何消解了其优势和存续的前提条件，等等，产生疑问。

我们的前言就是要初步回答这些问题：拜占庭帝国是从哪里来的？它克服了晚期罗马帝国的什么弊端并继承了其何种遗产而确立？拜占庭帝国为什么能够存续上千年？维系其上千年的理由是什么？是哪些因素使得拜占庭帝国原有的优势消失了？其外在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是什么？拜占庭衰亡的内外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定位是什么？笔者也许不会纠缠于历史人物、地理沿革、重大事件等知识性的问题，因为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具体答案。能够把事关这个千余年帝国的相关理论问题回答清楚，并在古代世界范围内进行适当的扩展分析，或者以适度评论作为画龙点睛之笔，为读者阅读整套书建立导引，就达到了前言的写作目标。当然，一些读者希望直接查阅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某些知识点或某位君主，这样的要求也可以通过全书的索引得到帮助。这些问题都涉及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从“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开始呢？

一

拜占庭帝国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东罗马帝国。和所有复杂历史的名称都有多种说法一样，这个名字也存在诸多解读。比如，影响力长盛不衰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名著中就不采用拜占庭帝国的称谓，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半篇幅虽然谈的是拜占庭帝国，但吉本坚持“罗马帝国”这个名字，显示出他认为拜占庭这个千余年帝国只不过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

吉本生活在启蒙时代的18世纪，当时拜占庭古代文献和文物在“圈内人”中早就明确称呼为“拜占庭的”了，和“东罗马的”同样成为众所周知的名称。吉本最为欣赏的法国文化界不仅盛传拜占庭古董的名声，王室支持下的王家图书馆接收了红衣主教马扎兰（Mazarin，1602—1661年）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私人藏书，其中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王室还资助卢浮宫出版机构（the Louvre Press）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1645年问世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John Kantakouzenos，1347—1354年在位）的《历史》是该丛书的第一本书，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一批欧洲大陆的著名学者如拉比（Ph. Labb，1607—1667年）、皮埃尔·普西尼（Pierre Poussines，1609—1686年）、弗朗索瓦·孔贝非斯（Francois Combefis，1605—1697年）、西维奥尔·杜康之（Du Cange，1610—1688年）、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等，都积极投身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整理出版工作，这部丛书冠名以《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他们不仅接受了由德意志学者率先提出的“拜占庭”古籍的概念，还确立了考证拜占庭历史文献的科学方法体系，提出了规范化的标准。吉本长期受教于欧洲大陆法语区，对其深爱的古代史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会不了解拜占庭圈子里的门道，更不会对“拜占庭帝国”一无所知，毕竟他要写好其名著就不能不谙熟百余年罗马帝国研究的成就，不能不使用拜占庭研究专家们的成果，只不过是他不想走传统学术的老路而已。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说起启蒙时代前的欧洲大陆学术界，法国是当之无愧的高地，那时的文人学者似乎都看不起孤悬海上的英伦三岛，甚至吉本自己就对英语世界没有什么信心，他的处女作不是用母语而是用法语写成就是一个明证。那时的英国和英语不被欧洲大陆文人看在眼里，如果不是比他年长36岁的休谟的劝说，吉本可能还难以确定其名著使用什么语言写作呢。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3年在位）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政策，促成了自上而下的崇尚古典文明的热潮，也引领着整个欧洲宫廷效仿拜占庭帝王贵族生活的时尚。可是，法国人浪漫的天性也表现在他们早期拜占庭研究上，他们肆意享受着来自近东古代宫廷略带神秘色彩的奢侈礼仪，也不加区别地整理翻译“希腊”古代文献。

但他们并没有注意，来自“蛮荒之地”的德意志之声已经悄然渗透入法国学界，当地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秘书、著名学者希尔罗尼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早在百年前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家的手稿时，注意到拜占庭历史家、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约翰·仲纳拉斯（John Zonaras，？—1159年）、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Niketas Choniates，1155—1217年）、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1290—1360年）等古代作家的重要著作与古典希腊文献的区别。的确，区别是明显的：从内容上看，古希腊人信奉宙斯及其奥林匹斯诸神，讲求人性及其理性，拜占庭人则尊崇上帝，通过笃信基督的方式寄托信仰和感情；从语言上看，古希腊作家使用以阿提卡方言为主的标准规范的古希腊语，拜占庭人则使用错谬百出的希腊语，那全是因外族持续侵入和多族群融合造成的，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语语法和用词明显混乱，拜占庭的中古希腊语因此被人称为“混乱的古希腊语”；从价值倾向上看，古希腊人秉持的是城邦政治的传统，这与拜占庭人重视皇帝制度和基督教信仰亦有所不同。古希腊作品中看不到涉及基督教神学和皇家故事的内容，而拜占庭人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对皇帝专制的歌颂与古典作品的价值倾向明显不同。这就促使沃尔夫提出，以“拜占庭的”定语限定中古希腊语作品，他针对当时学界只知古典希腊而不知中古希腊的情况，呼吁学术界要充分认识拜占庭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也许是德意志学者天性严谨的习惯在学术上具有说服力，法国拜占庭学界也接受了这个概念。这里要插一句有关的闲话，即沃尔夫属于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深受马丁·路德敢于质疑、挑战权威的怀疑主义语境的影响，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德意志地方诸侯的保护下，在精神解放、思想自由的小环境中，开展无拘无束的学术研究，不仅推升了德意志的文化地位，使之成为近代古典哲学及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古典音乐的故乡，而且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产生出享誉世界的奠基性创新成果。

在法语区接受了正式学术训练和产生学术灵感的吉本毫无疑问是了解欧洲大陆最新学术动向的，他博览群书，精读古代文献，也仔细阅读过409位近代古典学者的作品，以及许多已经整理为现代欧洲语言的拜占庭文献，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罗马史研究中不走寻常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进入启蒙时代那些法国伟大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当时，处于工业革命大潮中的欧洲思想家们还没有形成工业文明的自信心，他们厌倦了“开明君主”造成的虚假繁荣，力图用理性重新解释人类过往的历史，从中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有了追求目标的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他们接受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辈的看法，把欧洲中古时期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不仅罗马帝国被落后的蛮族侵略所摧毁，繁华的罗马故都几经野蛮人的蹂躏，而且人类的聪明才智遭到基督教神学的扼杀，人类陷入精神上的愚昧状态，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因此，他们对笃信正统基督教、实行皇帝专制的拜占庭帝国持全盘批判态度。诸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等一批思想家不无嘲讽地将拜占庭史说成是“除了唱高调和崇拜神迹外别无它物的、毫无价值的汇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耻辱”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认为“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罗马帝国的）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 。长期浸润在启蒙时期进步思想中的吉本完全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罗马帝国“五贤帝”统治后期以降的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还曾提到这一衰亡过程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 。瓦西列夫对吉本相关思想的这一总结未必全面，但这位英语世界第一位“拜占庭学家”受到启蒙主义思想大家的影响是深刻的。他接受了他们对罗马共和制度高度赞赏的观点，也接受了他们对拜占庭帝国全面否定的态度，可以说，吉本在政治上并无新的建树，他和他们一样不使用“拜占庭的”用语而坚持称之为罗马帝国，甚至在观点的陈述方面也追随着他那些思想导师的自由发挥风格。

那么，吉本在罗马帝国“通史”上是不是完全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启蒙时代思想家呢？事实上，他有些许的创新。例如他从奥古斯都的集权措施谈起，说这种集权在“明君”当政时尚可保持罗马帝国优良传统，但在“五贤帝”之后便“推举新君的时候，通常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认为这是“帝位传承的致命弱点” 。他还在对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的理性主义解读中，就罗马帝国的衰亡先后提出了二十多种原因，似乎没有很鲜明的系统性，多少有些像孟德斯鸠那样随意。后者认为罗马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施行君主政体的统治和对外的掠夺政策以及民风败坏等”，吉本比他的论说更翔实，有基本史料根据。吉本不仅认为日耳曼蛮族入侵和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造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还认为自奥古斯都推行的“执政治国大权已全部授给皇帝”的独裁制度更是祸根，因为它导致才智平庸、专断残暴的邪恶之人控制帝国。这种独裁专制促使罗马禁卫军动辄罢废皇帝，成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在吉本探究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关键词里就要在“蛮族”和“基督教”之外，加上“暴君和军人”了，比较而言，前两者是外因而后两者是内因，其恶劣更甚。至于吉本高度赞许的罗马共和制度和公民精神，很多说法也与孟德斯鸠如出一辙，甚至“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的观点与后者“为了扩大疆域而建立起来的罗马”最终倒在了扩张带来的后果上的说法几乎一致，只是增加了人性趋向于恶的道德因果论。他在思想上追随孟德斯鸠称颂的罗马共和制度究竟为何受到这些启蒙时代伟大思想家的追捧呢？

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制度的研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中就展开了深入的思考，直到波里比阿（Polybius），这位生活在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节节胜利环境中的希腊文人似乎得出了高人一筹的结论。他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意见，但认为还不够深刻，进而提出罗马帝国实行的混合政体是人世间最好的政体，因为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保民官）的三类公共权力之间达成了相互制衡。这种能够使帝国公共权力保持平衡的制度使得一个人的统治权力不能发展到专制独裁政治，几个人即贵族精英的统治权力也不能演变为寡头政治，进而民众的统治权力不会导致暴民政治，因而不会落入人类公权力难以摆脱循环的“命运”。他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中解释其“政体循环论”时说：“最先存在的是一人统治……出现了国王政治。后者会恶化成其堕落但仍有关的形态，也就是我所谓的僭主政治，在废除了这两者之后，产生了贵族政治。贵族政治因其性质而堕落为寡头政治，而当群众在愤怒中崛起……民主政治于焉发生……由于这类政权会滋生出的放纵以及为非作歹，暴民政治于是开始出现，因此完成整个循环”，暴民政治必将导致新一轮政体循环的开端，即国王政治。罗马共和制度恰好避免了这三类六种政体的恶性循环，在公权力的相互制衡中使人类的良知和才智得到最佳的发挥。波里比阿总结说，“三个成分（国王、元老院和人民）中每一项所享有的权利，能够彼此协助或互相伤害；其结果是联手时，其强大足以抵挡所有的紧急状况，所以不可能发现比这一系统更佳的”政体模式。也就是说，当自然形成的“国王政治上，其内在的缺失便是独裁，在贵族政治是寡头，而在民主政治则为暴力的残酷统治……这每一种政体都无法不堕入其本身堕落的形态”，只有相互制衡才能阻止堕落，“换言之，政体由于互惠或制衡原则，在长期来说应该处于平衡的状态。” 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的三类政体陷入不可抗拒的政体循环需要在相互制衡中保持最佳状态，罗马共和政体因此被他看作是最好的政体，也是罗马崛起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拜占庭帝国继承的是其中的一种，即“一个人的统治”，只不过这个千年帝国走入绝境。事实上，皇帝独裁统治要求的是皇帝本人具有杰出的道德和能力，司马光所谓德才兼备的人，“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前者指向处世，而后者强调治人，这反映中国古代明君贤主的标准，好像也适用于拜占庭皇帝。在拜占庭帝国的特殊环境中，除了德才兼备还要求帝王能征善战。拜占庭帝国千年百帝专制政体方方面面值得深究，但唯有皇帝善战者谋。笔者推测，吉本也一定熟读波里比阿此书，对其逻辑分析和最终结论也十分赞成，甚至其《罗马帝国衰亡史》还可能有意作为《罗马帝国的崛起》的续篇，他的高明之处是点出了杰出皇帝缺失增加的风险。

从欧洲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看，启蒙思想的确是人类进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文明进步都有积极意义。但是从拜占庭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思想严重阻滞了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发展，对该学科领域进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代表工业文明进步思想的启蒙主义史观明显表现得矫枉过正，为了冲破思想牢笼，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采取了极端的思想表达方式，全盘否定拜占庭历史，彻底批判拜占庭文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实不可取。可以理解的是，尚在酝酿大革命思潮的人们对拜占庭历史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因为革命进程中的积极思潮需要通过这种否定来满足现实革命舆论的要求，民众思想急需简洁明了的标语口号加以组织动员。在吉本简化处理拜占庭宗教和文化时，就没有心情把握其思想的精髓和价值。还应该看到，启蒙时代虚无主义历史观对拜占庭史的误读，当时的很多启蒙主义者其实对于古典文化和拜占庭历史并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在孟德斯鸠与吉本等人的著作中甚至出现了许多历史表述和理解的硬伤。他们为了打造工业文明的话语权和制高点，必然要抛弃拜占庭人的一切，以便适应新阶级发展的思想需求。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的历史局限性需要由历史发展去弥补，在工业文明持续兴起中，科学理性最终必将恢复拜占庭学应有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吉本推崇的孟德斯鸠，这套传统的政治学理论，还是存在其思维的不足之处，尤其是联系到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时这些不足就显得特别突出。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二

看来，为了梳理清楚否定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思想来源，我们不得不观察得更深远一些。

欧洲地中海世界的思想家们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成果中获得了太多的灵感。譬如波里比阿的政体分类问题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就议论多时了，后者概括道：“我们列举过三种政治形式——由一个人统治、由少数人统治、由多数人统治……把由一个人统治的形式分成君主政制和僭主政制；从少数人统治的形式，我们说过，可以分出繁荣的贵族政制，还有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分成（平民和暴民）两部分……如果三种统治形式都依照法律进行统治，那么民主制是最糟的，但若三种统治形式都不依照法律进行统治，那么民主制是最好的。”可见，柏拉图并不推崇其中的任何一种政制，而是以其一贯坚持的“哲学王”理念，寄希望于那种“愿意并能够实施合乎道德和理智的统治，极为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统治者，即所谓“凡人中的神”。但事实上，他最推崇的“贤人政治”只是其理想世界中的理想，在现实中也像孔子一样处处碰壁。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太赞同“超人政制”，他概括总结的“君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以及列第四位的所谓的贵族政体……还可以举出的第五种政体即共和政体”中，就没有柏拉图的理想政制。这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古代学术集大成者在深入剖析的各种政体并对它们进行详细对比后，厌恶地指出“平民领袖与僭主的佞臣相比，简直就是一丘之貉”，还提供了关于共和政体的最佳方案，“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其中议事机构、选举官员和司法机构是决定性因素，这似乎接近了后世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制衡的设想。

这些关于大数量人群治理的合理构思是对古代地中海世界各城邦多种政体深入考量的真知灼见，但是都不免于停留在思想家的思维中，且大多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及其周边王国的经验总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罗马帝国还很难说。毕竟，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的疆域南北自尼罗河大瀑布至英伦三岛中部，东西从两河流域到大西洋沿海地区，近500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数千万，爱琴海世界不可与之等量齐观。换言之，罗马帝国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和高卢地区的时代变了，世道不同了，无缘目睹罗马帝国衰败的波里比阿当然无法探究罗马共和制为什么会败亡。而那位被称颂为“贤帝”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有意无意地践行柏拉图“哲学王”理想，其实也是勉为其难，最终也不得不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古典时代的民主制和共和制很难适应罗马大帝国的政治现实，那么，后人还能用它来说明罗马帝国之后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内的欧洲中古政治现实吗？

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除拜占庭帝国外的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千余年的混乱，政治史的理论家们至今还深陷思维的困境。至少，我们在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那里就看到了现实主义的新思维，他认为，“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这里他先就跳出了古代哲人们关于国家政体的思维框架，那种三类六种政制分类被他轻而易举地简化为一个人的统治和很多人的统治两种了，他认为少数人统治和很多人统治没有本质区别。他虽然赞扬共和政体，因为它有助于激发个人聪明才智，有利于培养公民美德并促进社会福利，但是认为它非常之不稳定，因为人性恶劣，任何人都无法遏制自身的堕落，进而导致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他从意大利的政治现实中认识到，实现国家统一强盛和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称之为“新君主国” 。马基雅维里那些受人诟病的主张，即君主应该玩弄权术和谋略，为达目的要不择手段，尽管在后世人中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突破了上古和中古时代传统的思维模式。他的政治学说证明了人类的思维还没有贫乏到只遵循古典主义一种思路，进而也表明对于罗马帝国之后漫长的拜占庭帝国政治现实可以用新思维加以重新审视。

坚持古典政制思维传统的启蒙时代思想家因应工业文明的崛起，重拾古代哲人的理论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服务，高唱共和政体的政治民主赞歌，是可以理解的进步思想家。但是，文艺复兴运动激发的人文主义热情和宗教改革解放的人类精神也启迪后人，不可简单否定和抛弃漫长的中古世界，要用人的眼睛仔细审视过往的历史。尤其是启蒙运动掀起的思想革命狂潮逐渐平息后，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认为，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不应被轻易忽视，需要认真考察，要在批评其落后的皇帝专制和基督教盲从的同时，在中古世界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其优劣短长，明辨其是非曲直。如果像吉本一样以为拜占庭帝国及其文化一无是处，那么何以拜占庭帝国会成为中古时代欧洲地中海地区发展最稳定、社会最富足、生活质量最好、文化最丰富的国度？吉本们所谓的“衰亡史”怎会有声有色地持续了千余年呢？

还是让我们站得更高、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一看当时整个欧洲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人口情况，并对比中国古代人口变化情况说明问题。前工业时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很难统计清楚，唯有人口是个相对准确的指标，因为只有百姓生活安稳，日子过得去，家长们就会生孩子并把他们养大，富有之家更把人丁兴旺视为最佳生活的选择，而几代或者几十代人积累的财富通常用于人的生活，附着于人口本体，因此人口增长指标是衡量古代社会（包括国家）发展程度的最佳指标，也是我们选择这个指标说明拜占庭帝制优劣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晚期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变动便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东罗马帝国即后世所称的拜占庭帝国保持着国家权力的相对集中，皇帝专制制度自君士坦丁一世后持续到1453年。与此同时，西罗马帝国缺乏中央集权制，各级封建领主以土地为纽带形成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关系，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我的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的断裂等级制。各级封建主之间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他们相互冲突，内部战乱不断，外族持续入侵，长期的战乱遍及西欧和中欧各地，这里成为中古世界战乱最为频繁的地区。

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和中央集权制的拜占庭帝国治下的统一帝国反差极为鲜明，其社会表现便是人口差异极大。根据哈尔顿（John Haldon）估算，公元2世纪末，罗马欧洲人口在6700万—7000万，到8世纪初期下降到2700万—3000万，这种超过总人口半数的人口下降，战乱的破坏是最主要的原因。数百年的战乱逐渐停止后，欧洲人口重新回升，1200年提升迅速，1300年则上升到7300万人，恢复到千年以前的人口水平。但是14世纪中期的战乱再度造成欧洲人口下降，甚至下降到4500万。在拜占庭帝国疆域内，540年代大瘟疫前，总人口在1900万—2000万间（其中西部700万），也就是说欧洲人口大多集中到了拜占庭帝国；7世纪初期东部1700万，呈现出大瘟疫后明显的增速，此后随着哈里发时代军事扩张，拜占庭领土缩小，8世纪中期人口下降到700万，但9世纪中期复升到1000万，瓦西里二世时期的所谓“拜占庭黄金时代”，上升到1200万，1020年代达到1800万；拜占庭帝国衰落时期土地和人口资源萎缩，12世纪中期下降到1000万，13世纪初期下降到900万，1280年继续降至500万。哈尔顿给出的这个数字可能比较保守，又据斯坦因（E. Stein）估计，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总人口3000万，11世纪前半叶科穆宁朝时为1000万—1200万，从流亡之地尼西亚返回的米哈伊尔八世时为500万。另一位学者鲁塞尔（J.C. Russell）估算，350年时东罗马帝国总人口约2400万，600年时2100万，800年时1000万，1000年时1300万，1200年时700万。而麦克埃魏迪（C. McEvedy）和琼斯（R. Jones）给出的下列数字比较接近哈尔顿的意见：540年东罗马1900万，整个帝国2600万，也就是说，在更为广阔的西欧、中欧地区人口仅有700万，战乱早就使得昔日富庶的罗马城乡生活遭到彻底破坏；7世纪初福卡斯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虽然内乱但人口尚保持在1700万，但随着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时代的军事扩张，拜占庭人口随领土丧失而下降，到780年时下降到700万；马其顿王朝时期的1025年人口持续增加到1200万，但帝国衰落导致的外族入侵使得人口在1143年下降到约1000万，1204年约900万，1281年约500万。学者们提供的数字虽然有差异，但战乱造成人口和财富大量损失是个没有争议的共识，中古西欧地区长期战乱和贫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里远比拜占庭世界更穷困、痛苦，人口死亡率更高。人口的损失是可以估算的，与之伴随的财产损失则是无法统计的。拜占庭帝国之所以长期占据欧洲地中海世界最富有地区、人口最多地带，成为文化最活跃的中心，绝非偶然，是帝国集权政治下社会生活相对安定的必然结果，这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中古世界另一个长期保持中央集权制政治秩序的帝国便是中国，参照中国人口史也能从另一个侧面更为透彻地看清拜占庭帝国的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长时段和中时段人口发展趋势都呈现稳定增长：公元前230年的中原各国约3000万人口，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全国总人口3000万，公元初年汉朝时人口猛增到5600万，唐代天宝十三年（754年）8050万人口，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达到1.324亿人口，明朝末年（1600年）时人口1.97亿，人口峰值近2亿，1820年清末的人口增长到3.831亿。但战乱时期的短时段则下降明显，甚至暴跌：秦末10年战乱、两汉之际20年大乱、三国60年战乱、五胡入华、隋末18年战乱、安史之乱8年战乱、五代十国70年战乱、宋元战乱数十年、明清之际战乱、太平天国15年战乱期间，人口减员50%—80%。战乱时期还有其他因素，如难民躲避战乱和政府运转不灵人口统计缺失等，但大量民众死亡是不争的事实，只有在王朝统治相对稳定、政治秩序相对正常时期才出现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和绝对增长。毫无疑问，帝制是前工业文明时期大多数社会的最佳政治选择。也许有人会争辩说，是帝制导致了战乱期间的人口下降，但我们细数中国古代最严重的人口损失除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外，几乎都出现在外族入侵时期，这种情况在很少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拜占庭历史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以更为宏观的视野观察古代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地中海世界政治史，就会发现，这个统一地中海盆地人类世界的罗马大帝国留给了后世两种政治模式，其一是东地中海世界（包括地中海和黑海）的中央集权制，其二是西地中海和西欧的地方分权制。前者是欧洲地中海世界政治史发展的主流趋势，即从共和走向元首制，再从元首制走向帝制，即皇帝制，最终在拜占庭帝国时期达到专制皇权统治；后者则是这一巨变中的支流，或者是古代帝国政治传统的副产品。在欧亚大陆西端欧洲的这个空间狭窄的试验场上，两种“大数量人群”治理模式经过千余年的实践，虽然最终殊途同归，但实际效果则终见高下，人烟稠密、富庶繁华的拜占庭帝国的政体模式显然比西欧模式高出一筹，较之遍地战乱、民不聊生的西欧封建模式更符合中古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

三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古时代皇帝专制为什么会有“臭豆腐”现象，即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情况呢？其实，以皇帝专制为特征的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是欧洲地中海世界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该地区在漫长的中古千年间发展的必由之路。诚如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基佐后来所说，君主专制“这一事实已经发生，不仅在法国是明显的，而且也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发生……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见到君王占有重要位置，看来成了最普遍最恒久的制度” 。不论后人如何看待它，从晚期罗马帝国帝制发展而来的拜占庭皇帝专制是当地居民（也包括帝王君主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必然选择。人们对此的评价可以多种多样，波里比阿认为混合制罗马共和政体最为理想，吉本最反感皇帝专制，马基雅维里寄希望于“新君主国”，但丁则高度赞扬罗马帝制，认为它符合最高的真理。他们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展现的事实。基佐就从其君主立宪派政治立场出发，认为君主制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认为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君主制的合理性，“它是人格化的绝对统治权，是人格化的共同意志。这一意志基本上是合理的、开明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正是以这种名义，个人意志才取得统治的权利。这就是国民思想中君王的应有之义，也是他们依附君王的动机”，即求得安全、安定和安稳的生活。从古至今的前辈先贤哲人对此见仁见智，但都无法改变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客观历史作用。

从晚期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的发展体现出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公元3世纪大危机”将罗马帝国拖入混乱的深渊，经济危机摧毁了帝国强盛的物质基础，奴隶制经济无利可图，出现普遍的农业破产，手工业衰败，货币经济萎缩，商业凋敝，人口锐减，城市萧条乃至蜕变为农村，隶农制也不能减缓全面的经济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枯竭和帝国政府统治力的衰弱。政治方面的危机表现为军阀之间内战频仍，皇位持续更迭，康茂德被杀后便爆发了数十年之久的皇位争夺战，从公元235年至284年，亦即戴克里先之前将近半个世纪期间，约26个皇帝轮番登场称帝，日耳曼行省的高卢帝国、帝国东部的“东方女王”与徒有帝制虚名的中央政府将帝国一分为三，它们之间的混战加剧了民众的苦难，导致273年的罗马造币工起义、263年的西西里奴隶起义及小亚细亚、北非各地民众暴动，巴高达运动持续了两个世纪。帝国内乱进一步瓦解了帝国的军事力量，日耳曼各部落成功入侵并定居帝国边境农业区，同时大举入侵的萨珊波斯军队所向披靡，甚至于260年俘虏了罗马皇帝。战乱导致的人口与财富大量损失波及所有阶层，思想混乱、精神颓废、信仰丧失、迷信横行、道德沦丧是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在此艰难时世，恢复政治秩序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是人民的普遍愿望，强化帝制的发展趋势由此凸显，至少人们对“五贤帝”治下和“公元3世纪大危机”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优劣形成了共识和选择的倾向性。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帝国逐渐摆脱战乱，拜占庭皇帝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有效地中止了晚期罗马帝国军阀割据的政治局面，结束了凭借武力征战夺取最高权力的残暴方式，以一种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取代了军事强人普遍觊觎皇位的习俗。此后，皇帝专制时紧时松，帝国中央集权时强时弱，一些铁腕君主特别是能征善战的皇帝将帝国带入强盛，不仅社会生活稳定富足，而且有效地抵御住强大外敌的入侵和东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劫掠。与此同时，个别平庸之辈或昏庸帝王造成短时混乱和宫廷内争并没有对民众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对稳定的政治统一促使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保持在总体上有序范围内，因此农工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良好，社会财富积累也相对迅速，甚至在特定时期进入短期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以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城市生活质量达到了欧洲地中海世界的最高水平，宗教文化生活促使它们成为该地区中古时期最活跃的中心。

欧洲地中海世界民众在封建与专制、分权与集权、地方集权与中央集权、政治秩序混乱与有序之间做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拜占庭皇帝专制是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在于，皇帝专制将普遍的混乱纳入有控制的不安之中，将大量觊觎最高统治权的“恶”欲限制在皇族有限的范围内，以皇族小范围的争权夺利取代了社会各阶层无序争斗的混乱，从而通过帝国这一国家形式不同程度地保证了普遍的公众利益。当一支军队冲入宫廷杀死皇帝并另立新王朝时，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并不受影响，特别是帝国边远地区的普通百姓依旧正常生活。这是前工业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时人的好恶褒贬都无法改变其事实，后人的评说也不过是水中观月。事实上，西欧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君主专制迅猛发展，亦即我们所谓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期间，或者在前启蒙时代的西欧，拜占庭贵族生活方式受到整个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追崇，特别是社会上层多以拜占庭贵族为榜样，直到启蒙时代为止。启蒙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拜占庭帝国的全盘否定丝毫无助于揭示欧洲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因此很快便遭到专业学者的批判。

这样的批判彻底改变了拜占庭研究的命运。拜占庭历史及其文化研究在19世纪出现了转机，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彻底毁掉了法国“欧洲老大”的地位后，欧洲新文化中心呈现出多元化的转移，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被启蒙学者一概否定的拜占庭帝国，欧洲学术界呼吁全面清理历史遗产，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再起，人们希望从过往的生活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世道人心的巨变甚至将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基督教的全盘否定态度也彻底抛弃掉，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848—1916年）大力褒扬基督教并否定罗马教权的那部《你往何处去》还击败托尔斯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德国学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提倡重视原始资料，充分利用史料证据研究历史，赋予文献史料丰富的拜占庭研究以特殊的地位。他提出不要迷信史学权威，对前世那些名著进行重新阅读，以判断它们是否以可信的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做根据，直指前辈史家们长于哲理论说的不足，力图推动历史写作就在于复原历史真实的导向，“让史料自己说话”成了一句名言。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是兰克史学的热情践行者，他把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落实在其《罗马史》的写作中，极大地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态度。蒙森的《罗马史》对启蒙时代高度赞赏的罗马共和制并没有过多的解说，而是以平实的口吻陈述这个“旧共和与新君政”的时代转换，他没有褒贬波里比阿以降文人学者赞赏的共和制，甚至对凯撒的独裁也没有做出否定性判断，“我们如今已站在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见它……在政治和道德上，在宗教和文学上陷于灭亡，让位于凯撒的新君主制度。……有了凯撒，地中海上多灾多难的人民便在闷热的中午以后得到个尚好的晚间……他们受凯撒之赐而得其民族的个性。” 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风气再度吹活了拜占庭研究工作，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简称《波恩大全》[CSHB]）在波恩出版问世，标志着拜占庭学新的进步。这部丛书比《巴黎大全》有所改进，不仅扩大了对拜占庭资料的搜索范围，而且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诠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国出现了一批拜占庭学者及其重量级的成果，并在政治（王朝）史之外拓展出涉及文化艺术和文物研究的更丰富的研究领域。

那么，实证主义史学是如何看待百余年来深受诟病的拜占庭皇帝专制的呢？蒙森并未简单否定凯撒的独裁统治，他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像凯撒这样杰出的政治家非常适合执掌帝国全权，因为“他的目标就是人类所能树立的最高目标……复兴那很堕落的本民族和……希腊民族” 。显然，他并不把皇帝独裁统治视为洪水猛兽，关键在于皇帝个人的品性。蒙森与其同时代的拜占庭学家们一样，放弃了吉本的政治倾向，但继承了后者的历史叙述风格和散文式写作风采，这部集蒙森三十余年研究心血的大书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和诺贝尔文学奖，也影响嗣后的罗马史研究工作。

19世纪是专业拜占庭学家辈出的时代：英国著名史学家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和约翰·伯里（J. B. Bury，1861—1927年）是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希腊历史与文化专家，前者的《拜占庭和希腊帝国史，717—1453年》奠定了其成名之作、七卷本的《从罗马征服至当代的希腊史》的写作基础，后者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和《东罗马帝国史》首度提出拜占庭历史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伯里开创了英国学院派罗马史和拜占庭史现代学术研究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从休谟到吉本经历的那种自学成才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拉开了英国拜占庭学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大幕。法国学者施伦伯格（G. Schlumberger，1844—1928年）的《拜占庭帝国印章学》和《拜占庭史诗》是拜占庭学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而法国最杰出的拜占庭学者查尔斯·迪尔（Ch. Diehl，1859—1944年）的《拜占庭帝国史》和《拜占庭：伟大与衰败》影响着后世拜占庭通史作家。其弟子中最杰出的是路易·布莱赫尔（L. Brehier，1868—1951年），后者撰写了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三部曲《拜占庭帝国兴亡》《拜占庭帝国制度》和《拜占庭文化》，提升了通史写作的档次。德国学者卡尔·霍夫（Karl Hopf，1832—1873年）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1856—1909年）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拜占庭经济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前者以档案材料为据对拉丁帝国和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史研究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 ^[1] ，他于1892年编辑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庭学术年刊《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是他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因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规范而标志着当代拜占庭研究的开端。此外，诸如塔费尔（G. L. F. Tafel，1787—1860年）、托马斯（G. M. Thomas，1817—1887年）和法尔默赖尔（J. P. Fallmeraryer，1790—1861年）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作出重要贡献。这里特别应提到的是赫兹伯格（G. F. Hertzberg，1826—1898年）和格里高罗维乌斯（F. Gregorovius，1838—1910年），他们明确提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欧洲中世纪史和中世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君士坦丁堡是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中心。德国法学家林根绍尔（K.E. 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年）等人在拜占庭法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的学者的必读书。自称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俄国，也出现了像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Ernst Kunich，1814—1899年）、瓦西列夫斯基（V. G. Vasilievsky，1838—1899年）和乌斯本斯基（I. Uspensky，1845—1928年）及康达科夫（N. P. Kondakov，1838—1925年）等著名拜占庭学家，后者集毕生功力完成的《拜占庭帝国史》代表俄国学者的最高水平。这里，第一批最顶尖的拜占庭专家都被提到了，还有一些则留待后文细说。显然，说19世纪拜占庭学大家辈出毫不为过，其强大的推动力来自前代学者对拜占庭文献的整理和启蒙时代以后的思想解放，这个世纪拜占庭学专业研究成果井喷式的涌现也形成了拜占庭研究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此后的拜占庭学发展不断加速，直到当下。

读者一定还要问，众多的拜占庭学专家们是如何看待拜占庭帝国的呢？拜占庭帝国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按照目前通行的意见，拜占庭史的开端始于君士坦丁一世正式启用东部新都的330年，由此直到1453年其都城陷落帝国灭亡，其长达1123年的历史，不仅时间漫长，发展曲折，内容丰富，而且其间形成的拜占庭文明表现得灿烂多彩，体系庞大，博大精深，是任何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全面掌握的。19世纪末拜占庭研究步入专业化时期以来，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历史叙述便成为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倾向。波里比阿、孟德斯鸠、马基雅维里等人适应时代要求进行的解释性探讨，他们汲取思想营养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纯粹哲学理性思考，和吉本带有先入为主政治偏向的历史叙述，都逐渐化为学术精华而进入人类智慧经典的殿堂。蒙森以后诸多罗马—拜占庭学者的历史客观主义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专业拜占庭学者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更多的文献被整理问世，更多的文物被分门别类地收藏展示，更多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更多的研究成果扩展了读者的知识视野，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

罗马—拜占庭帝国认知史的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研究专题，不可能在这个前言中详细展示出来，但一条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对罗马帝国的看法早在波里比阿以后的作家中便非常不同，他们通过对君士坦丁一世及其时代的褒贬不一表达各自的看法，在尤西比乌斯等一众作家高唱这位皇帝的赞歌声中，就有佐西莫斯为代表的刺耳的批评声，即便是查士丁尼皇帝同时代的同一位作者普罗柯比对皇帝及其帝国的看法也截然相反。吉本就跟从他的精神导师孟德斯鸠的说法，后者坦言：“我是不相信普罗柯比在其《秘史》中告诉我们的一切……他向我们把查士丁尼描写成一个最愚蠢、最残酷的暴君”，吉本也跟着认为：普罗柯比那些“卑劣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毫无疑问会损害到普罗柯比的名誉，减低他所建立的诚信” 。但是，专业拜占庭学者从来没有将普罗柯比的作品排斥在研究工作之外，而将其作品视为研究查士丁尼时代最可靠的史料。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为了表达其赞赏共和制的政治见解而翻出了波里比阿的作品，并过度解读了他的“政体循环论”，进而到更为古老的古典希腊哲学家那里寻找根据。然而，波里比阿活跃于罗马征服的鼎盛时代，且为当权者小西庇阿的密友，因而能从容地以古典希腊哲人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制理论为依据，高歌罗马混合式共和政体。启蒙时代进步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人全盘接受这种思想倾向，而忽略了早就存在的不同声音，特别是无视文艺复兴时期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的思想成果。直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价值中立的历史辩证思维渐成主流，他继承了吉本的历史叙述和散文式写作风格，但抛弃了后者的启蒙时代虚无主义历史观，也开启了拜占庭学家们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

四

一个半世纪以来，专业拜占庭学家们是如何具体表述拜占庭帝国的呢？本前言笔者不需要在此罗列所有拜占庭帝国通史书籍及其观点，仅以最具代表性的通史作品为例，便可清楚展示当今拜占庭学界公认的看法。

如果按照作品问世先后来展示更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首先要提到的便是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瓦西列夫（A.A. Vasiliev，1867—1953年）的这部通史作品在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影响最大，原因是作为拜占庭史学习的入门书，其读者非常广泛。该作品最初以俄文版印于1923—1925年，1928—1929年出版英文版，1945年进行了修订，直到他去世前的1952年完成了最后的修改和补充，后来重印的英文版都保持了1952年的原版样式。作者最后说：“我曾试图尽自己所能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但是，这种修订是个别的、不系统的，我仍然担心最近还可能发现一些基本的漏洞。” 他的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其公开谈论其“基本漏洞”的态度也是坦诚的，因为大约在其开始修订英文版几年前的1940年，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 Ostrogorsky，1902—1976年）的《拜占庭国家史》德文版首次问世，开始吸引读者更大的注意力。作者在德文版前言中明确指出了瓦氏“基本的漏洞”，他明确指出：“我很高兴避免了任何把史料素材按照诸如“国家”“教会”“文化史”“东部政策”“西部政策”等特定标题进行的安排，因为这样安排的写作会使我既不可能呈现出政策在若干世纪里整体性连贯发展的图景，也不可能呈现出政策在某个特定时刻总的状况，因而使我避免了那样做必不可免造成的单调无趣的重复。……拜占庭历史早期的描述就被确定为叙述其主要特征，只涉及理解中古拜占庭国家史本质要点的细节。” 显然，这里提到的“特定标题”的安排就是指瓦氏的作品，其涉及的是瓦氏和奥氏两书的重大区别，即事实陈述和历史叙述之间的不同。

作为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在拜占庭史编纂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瓦西列夫以平实的笔调陈述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事实，并将涉及重大史实产生的学术争议和最新进展充分展示在作品中。通过该书开章明义非常详细的拜占庭研究史追溯，特别是作者对具有通史性质的前代作品细致的点评分析，瓦西列夫聚焦于集前代和他那个时代拜占庭史写作之大成，以通俗的语言，全面陈述拜占庭历史的重要事件，特别是用较多的笔墨陈述拜占庭文化艺术的成就。可以说，《拜占庭帝国史》是19世纪初以后百余年拜占庭通史的最佳作品，也是客观陈述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终结之作。这种客观陈述史实的写作风格清晰地表现在其章节题目上，它们或者重在标注年代，或者突出人物，或者显示内容，绝无任何价值倾向和成败判断。作品的这一特点可能正是比瓦西列夫年轻35岁的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认为的不足之处，并力图加以克服，后者希望自己的新书能够有所创新，形成历史叙述的特点。作为拜占庭学年轻一代，他绝不可能忽视《拜占庭帝国史》，但他需要有所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客观分析，这两个重要作家在拜占庭通史编纂上的学术分歧属于两代人之间的代际传承，瓦西列夫所代表的老一代拜占庭学家普遍具有的平铺直叙的著史特点，是主张价值中立史观最合理的体现，到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代表的新一代拜占庭学家时必然有所变化，必然要在拜占庭史叙述中清晰展现这个帝国的历史发展主线和阶段性特点。如果说瓦西列夫是拜占庭史现代陈述史实派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就是当代拜占庭史叙述派的开山人。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是如何进行拜占庭历史叙述的呢？弄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作品何以成为经典，进而深入解读当代拜占庭学家对拜占庭帝国的认识。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于1940年出版的《拜占庭国家史》虽历经80年，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国际拜占庭学家公认最好的拜占庭帝国通史书，“这部著作出版发行时，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兴趣，被一致认为是奠基性著作”，“本书作者具备这本书所要求的一切优点，集中了绝对清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虽然创见迭出，但具有当今时代极为罕见的客观性。”“对于每一位拜占庭学研究者，这部著作已经成为必备的参考书，‘标准性的著作’和‘枕边书’” 。作者拒绝平铺直叙地陈述拜占庭史实，那么他主张的历史叙述是什么呢？他认为“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决定拜占庭帝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正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融合统一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才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现象。由于‘公元3世纪危机’迫使罗马帝国日益关注帝国东方，从而使这种融合统一成为可能。其最初明显的事件就是罗马帝国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帝国新都建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基督教取得胜利和帝国政治中心最终迁移至希腊化的东方地区，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拜占庭时代的开始。……早期拜占庭时代，帝国政治关注于维持对罗马疆域的直接控制；中期和晚期拜占庭时期，帝国政治则关注如何保持其当时占据的宗教至尊地位。……拜占庭国家的发展充满了活力。……拜占庭帝国最初三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转型时代的特征……正是在这个阶段，古代罗马生活逐渐让位于新的拜占庭因素。”他在谈到拜占庭文明的伟大成就时说，包括“罗马国家和希腊文明统一产生出与基督教紧密结合的全新生活方式……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既不批判异教艺术也不反对异教学问。罗马法始终构成了拜占庭法律体系和立法观念的基础，而希腊思想则是其文化生活的基础。” 拜占庭国家伟大的时代出现在马其顿王朝开始统治前后，“拜占庭帝国的新时代由此开始，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的时代，不久以后便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发展。……极其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处在东方的传统轨迹中，这个进程仍然在拜占庭帝国直接影响的范围内……拜占庭帝国开辟了新世界，其视野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作者认为，这个“黄金时代”的结束是从皇帝瓦西里二世去世开始的。奥氏始终认为，政治制度的优劣是拜占庭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把“中期政治制度的瓦解”和“国内外政治的崩溃”放在了首位，帝国嗣后虽然出现了军事贵族对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和拉丁统治结束后帝国的重建，但都无法改变已经萎缩为小国的拜占庭帝国的衰亡。

从奥氏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早期拜占庭国家的转型、中期的复兴和鼎盛、晚期军事贵族复兴努力的失败和帝国最终灭亡的发展线索，以及积极评价拜占庭帝国历史功绩的倾向。在其专业化的历史叙述中，诸如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拜占庭帝国史曲折发展的脉络、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等许多重大问题得到了合理的回答。难怪在漫长的80年里，该书一直保持着拜占庭通史最佳经典作品的地位。对此，年逾80岁高龄的瓦西列夫并不太理解，甚至还批评该书“以政治史为主” 。这一评价显然与国际拜占庭学多数学者，特别是新一代拜占庭学家的认识不同，特里高德（W. Treadgold）在其代表作《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以及《拜占庭简史》）的前言中就将奥氏的《拜占庭国家史》奉为经典和写作蓝本，而瓦西列夫竟然未能入其法眼，在其书中未予评论。特里高德宣称，他的作品是继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那本名著《拜占庭国家史》之后最好的作品，即便对后者他也认为不甚完美，更不用说在两位作家之间的半个世纪里，许多拜占庭通史作品都被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心高气傲溢于字里行间，这导致拜占庭学界的反感，以至于其作品的许多优点都被忽视了。

特里高德能够代表更新一代拜占庭学家对古老帝国的认识吗？其《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不是仅仅增加了“社会”方面的内容，而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释框架，对拜占庭帝国史进行了新的历史叙述。特里高德的自信是与美国的崛起相吻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世界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原本在拜占庭研究领域滞后的美国搭乘其取代欧洲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快车，在拜占庭学领域迅速发展。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益者，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国的拜占庭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拜占庭学发展的物质基础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展这门绝学的大国文化心态和抢占文明制高点及话语权的紧迫感。美国的很多拜占庭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齐全，研究环境极佳，条件一流，且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全世界顶尖拜占庭学者参与其合作项目，欧洲各国的拜占庭研究机构都无法望其项背。美国实行的公、私基金参与学术管理的体制使其拜占庭研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充满了活力，显示出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人类文化所有领域制高点的积极态度。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拜占庭学奠基人物经历的话，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二战期间和战后移居美国的文化精英。法西斯排犹运动和欧洲战后恢复的艰辛都推动了包括拜占庭学在内的世界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洲。最新一次国际拜占庭学者大会选举普林斯顿大学哈尔顿教授为主席一事可以看作是拜占庭学学术中心的“洲际转移” 。

特里高德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讲授古代晚期和拜占庭史多年，他希望能够超越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其《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一书的书名便透露了其雄心壮志。目前看来，他的雄心并未完全实现。首先是他企图以恢复吉本旧说来显示其与众不同。他将研究视野扩大伸展到公元前5世纪，以便与其“两千年”的分析时空相吻合，进而为其拜占庭社会分析找到古希腊根源，但这样的时空扩展并不合理。其次，他将拜占庭国家与社会渐行渐远最终分离作为其延续吉本“千年衰败说”的主要分析路径，这一点从其作品的目录中表现得特别清楚。特氏希望说明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同时形成，但两者逐渐分道扬镳，此后不间断的灾难加剧了国家集权而社会分化，8世纪末以后开始的漫长恢复期间，两者同步但不同向发展，以至于出现拉丁帝国统治后拜占庭国家权力衰落而社会趋于富有的状况，最终的复兴并未出现，强社会而弱国家的结果就是帝国灭亡。该书极力跳出传统的叙述框架，但其新框架的人为色彩太明显：他力图以新方法建立拜占庭历史新的叙述体系，但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对立起来进行互动分析并不合理；他扩大了吉本“衰亡论”的时空范围，但实际内容还是奥氏谈论的那些内容，只不过增加了社会变动部分；他批评奥氏作品没有纳入1914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主张这种书应该是“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而不是拜占庭帝国现代学术史”；他极力恢复吉本优雅的历史叙述风格，但功力不足而显得文笔笨拙。一个力图在冲破传统中建立新话语体系挑战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但其论述的逻辑架构并不成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表达的学术诉求却在当下具有普遍性。

这一学术诉求也反映在《牛津拜占庭史》中，它是否能长期影响拜占庭学发展的走势还未可知。学术争论常态化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欧美学术争论的习惯催生出不断涌现的新思想理论和创新成果，可以说进步是在争吵中实现的。就此而言，新世纪国际拜占庭学界在创新方面表现也特别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英国资深拜占庭学家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该书前言明确指出：“重新解释和质疑公认观点之风对拜占庭史研究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深刻。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学术界也不再有一致的看法。” 该书对拜占庭学界传统的研究结论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无论在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甚至在表述风格上，都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这种质疑传统学术观点的勇敢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也许是新世纪拜占庭新生代学者的普遍性格。

反思和质疑拜占庭学术研究传统成果首先体现在理论方面，对于拜占庭千余年历史与文化曲折发展的复杂问题，近现代研究者形成了多种研究理论，以便解释其中多样性的现象。研究者虽然有时并不清晰知道其研究的理论，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理论观念却常常决定着研究者对命题的选定、史料的解读、信息的取舍、史实的描述、是非的判断。譬如该书强调小农经济并非传统理论主张的那样对拜占庭帝国具有重要意义，批评传统理论高估了拜占庭小农经济的重要性，而低估或忽略了贵族经济在晚期帝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如它质疑7世纪拜占庭军区制改革的真实性，认为后人根据9、10世纪史料重构的军区与最初出现的军区不是一回事，军区制并没有什么好处，反倒使“军区反叛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反思派在研究方法上也突破传统，或者强化新研究范式，这也是近年来拜占庭学新生代反思的突出亮点，显然是理论创新带来研究方法的进步。但是新方法得出的结论还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似乎显得不太合理。例如该书利用考古新成果否定科穆宁王朝以后晚期拜占庭国际贸易大幅度衰落的传统结论，进而质疑阿莱克修斯一世向逐步取得地中海商业优势地位的意大利商人出让贸易特权的真实性和负面影响。在质疑的同时，作者甚至提出贵族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对于拜占庭帝国整体实力并不都是消极的，认为贵族经济有利于拜占庭帝国的财富积累。拜占庭学新生代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反思一方面带来了研究视野和手段的调整，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表述方式和写作文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特里高德。他在其撰写的《牛津拜占庭史》第五章中处处挑战，时时怀疑，总是力图推出新说，其反思以挑战前辈权威为研究风格，代表着不拘泥于旧说、大胆假设的新生代风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明显缺乏学术研究所提倡的理性、谦虚、中性、心平气和的文风。好在作为《牛津拜占庭史》主编的曼戈教授还保持着上一辈拜占庭学者的儒雅风度，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我并不想把我自己的观点或相互一致的看法强加给本书的各位作者。”

五

拜占庭学新生代学人明显不合逻辑的“反叛”倾向是否会将这门学问导向衰落呢？纵观拜占庭研究工作发展四百多年的历程，虽然传承前辈学术传统一直是该学科领域的主流，但是创新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从16、17世纪最初的文献整理，经18世纪启蒙时代饱受批判和19世纪价值中立的史实陈述，到20世纪特别是战后具有褒奖取向的历史叙述，讲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故事”也是几经创新发展。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代那批尚古的“玩家子”，怎么能从古典希腊文书中辨识出“拜占庭的文献”？如果没有后启蒙时代那些多少有些严谨的老学究们，怎么能在考证出大量具体的史事“碎片”基础上形成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史实陈述体系？同样，如果没有数十部通史性质的拜占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怎么能出现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这种将吉本的历史叙述和大量个案研究成就巧妙结合的经典作品呢？很明显，贯穿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主导着拜占庭学长时段的发展，而学术发展内在的力量会推动拜占庭学这条大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线航行，会将一时偏向的航程拉回到正确的方向上，会促使所有拜占庭学家求同存异团结起来不断前进。

《牛津拜占庭史》这本新世纪之初问世的作品汇集了诸多国际拜占庭学界长期争论的“共认知识” ^[2] ，它既是对过往一个时期拜占庭研究学术进展的精炼总结，也是对新世纪拜占庭研究动向的预判。该书主编曼戈教授的前言很值得回味，而书中各章作者提出的真知灼见需要认真推敲，其中闪烁的思想火花弥足珍贵，这对我国从事拜占庭研究的专业人员具有特殊价值。作为反思第一步的怀疑本身就需要智慧，这从书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可见一斑。诸如拜占庭货币长期坚挺、保持稳定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否有利于帝国经济发展？判断拜占庭经济繁荣是不是应该在国库盈余、税收稳定等因素之外，增加生活质量、人们掌握更多财富等因素？这类问题就对亨迪（M.F. Hendy）、詹姆斯、琼斯、拉伊奥（A. Laiou）等人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拜占庭小农经济真的那么重要吗？贵族经济就没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吗？这个问题直指勒梅尔雷、白俄时期一批俄国学者的研究结论；7世纪的军区制改革究竟是不是真正发生过，它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类问题将迫使格尔泽、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卡拉扬诺布鲁斯、伊格诺米基斯等人的在天之灵要重新伏案工作；政治上的皇权专制在欧洲地中海中古时代是不是都不可取，其影响都是消极的吗？这类问题明显是对吉本及其思想来源的孟德斯鸠的反叛，是对古代世界共和主义的再思考；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还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这个问题也挑战了伯里等许多老一代学者对拜占庭帝国政治史的看法；涉及拜占庭宗教思想、教会组织、制度礼仪、神学信条等重大宗教问题提出的质疑更多，特别是拜占庭东正教在帝国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直接挑战了拜占庭东正教的传统研究。类似于这样的直接提问在《牛津拜占庭史》中就有百余个，后人长期形成的有关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大多受到了质疑，富有启发性。有的问题涉及前人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的部分，如拜占庭人的文化认同是什么？拜占庭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哪些政治遗产，且在上千年间如何维系和发展了大一统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作为欧洲一部分的拜占庭人与西欧人有何不同？人们通常谈论的拜占庭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又是什么？地中海中古世界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大瘟疫对拜占庭帝国国运有什么重大影响？这类问题的深度思考都将开拓出该学科方向的新领域。简而言之，拜占庭学发展的学术规律始终保证该学科稳定地沿着一条主线前行，即拜占庭学者们高度关注、高度投入、高度团结地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全面整理史料，准确解读史料，强化问题意识，建立历史叙述逻辑，深入探索问题，随时吸收其他学科营养，不断推陈出新，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取得了哪些进步呢？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的70年大体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开始阶段。我国拜占庭研究起步于新中国建立，之前无人涉及，之后重在引进苏联学术成果，列夫臣柯的简明拜占庭史中文版长期成为我国读者了解拜占庭帝国的唯一读物。 19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各类刊物发表的关于拜占庭史的各类文章共三十余篇，其中学术论文仅十余篇，其余为翻译作品和介绍性通俗文章。由于缺乏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从事拜占庭研究的专业人士屈指可数。齐思和先生认为，受苏联学界的影响，“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拜占庭封建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这个时期我国拜占庭研究的特点一是围绕教学，二是紧跟苏联学界。

“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拜占庭研究的春天，1986年第11期《世界历史》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拉开了中国拜占庭学快速发展阶段的序幕。从此，我国拜占庭学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呈现出从拜占庭研究向拜占庭学的转变，不仅为我国学界所认可，也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拜占庭史学科方向建设成果显著，首先表现在相关教育和专门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从以前没有相关课程和专门人才培养计划，到目前十余所高校正式开设拜占庭史课程，特别是建立了从硕士到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制度，构成了我国现今近百人（包括很多非专业的狂热爱好者）的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人才队伍。其次，与此相应的是拜占庭学专业化基础建设持续加快，国家图书馆和相关重点院校在拜占庭研究图书资料购置方面投入不断增多，《前荷马至后拜占庭时期希腊文古籍数据库》（简称TLG）自1997年开始落户南开大学后，目前已经落户多所大学，为教学科研提供了保障。再者，整体研究水平持续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35年来，我国拜占庭学人撰写的相关论文总数达数百篇，相关著作和译作百余种，与以前形成鲜明对照。我国拜占庭学者，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若干研究成果进入国际前沿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正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该学科方向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

毫无疑问，客观看待我国拜占庭学发展，还必须承认我们仍处于广义上的奠基阶段，因为我们与国际拜占庭学专业化水平尚存差距，还有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需要克服，还有诸多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计划没有完成，我国拜占庭学界同仁正继续努力，不断前行。为了加强与国际拜占庭研究学会的稳定联系，我国拜占庭研究学会于1995年正式建立，我国第一个拜占庭研究中心也在南开大学挂牌成立，成为协调全国同仁合作、积极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业余爱好者开展了积极的沟通，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包括人才培养和项目攻关等全方位的合作。本书正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最终成果。那么，本书力图在哪些方面反映出中国拜占庭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呢？

本书是全国主要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者的集体作品，因此作为主要负责人，我们在保留各位作者学有专长之处外，特别注意不“把我自己的观点或相互一致的看法强加给本书的各位作者”。这样做还可以充分凝聚近40年来我国拜占庭学人的共同特点。事实上，学者们在从事各自研究时，难免会与其他学者研究的问题重合，并因各自的研究视角和史料解读不同而产生观点上的不同，发生分歧和争论也是正常的。为了保持学者们各自的研究特色和学术观点，本书不特意强调观点上的“大一统”。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其中发现观点上的多样性，我们在赞许读者的认真态度之余，更希望读者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思考做出最后判断。不强求学术观点的一致是本书第一个特点。

另外，本书非常关注全书的框架和布局。政治生活永远占据人类生活诸多方面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当我们以“帝国”为主题时，就更需要“政治挂帅”，只有首先说清楚拜占庭帝国政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渐次展开拜占庭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其他内容。拜占庭帝国的国家政治架构存在则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帝国灭亡了则其他方面也随之烟消云散，仅存多种媒介的记忆了。鉴于书名为《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全书首先力争做到以拜占庭“帝国”为主要对象，即从讲清楚各种权力集于一身的皇帝及其王朝，进而讲清楚涉及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突出拜占庭帝国政治秩序形成和发展主线的贯通性。具体而言就是按照拜占庭帝国王朝、流亡政府、小王朝、君主国的皇帝、君主的在位年代时序，描述自君士坦丁堡正式启用的330年直到1453年（扩展包括1461年特拉比宗大科穆宁王朝绝嗣）的所有政治事件，涉及的空间地理范围东起黑海东南岸和两河流域西岸、西抵西地中海之西班牙西部沿海，北自克里米亚半岛和多瑙河、南至马格里布沙漠和埃及尼罗河阿斯旺地区的疆域。本书要用拜占庭帝王“本纪”贯通拜占庭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叙述，所谓“纲举目张”，其中还有学习和践行司马迁《史记》优长的设想。这一安排还考虑到我国读者目前尚无可以查询所有拜占庭皇帝和君主全传的百科全书，所以无一遗漏地描述每一位帝王就显得格外重要，故而全书各卷第一编为“皇帝列传”（包括君主外传）。这是本书不同于国内外其他拜占庭通史作品的第二个特点。

本书第三个特点是重点突出，即争取在全面涉及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全貌的同时，重点突出我国拜占庭学者见长的研究领域，在重大问题上保持贯通式的历史叙述，并形成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特点，避免面面俱到却蜻蜓点水，弥补表面似乎覆盖全面，但所涉及的问题都缺乏论述深度的不足。这一设计也有对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的现实情况的考虑。如前文所说，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目前尚处于奠基阶段，在实现专业队伍整体专业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的专家队伍还比较小，研究的领域还比较少，研究的深度与国际平均水平还有差距，至少阅读原始文献和最新成果的多种语言解读的整体能力还比较弱。正因为我国拜占庭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领域，便制约了本书涉及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所有方面的最初规划。本书突出的重点是从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的几个优势方面出发得出的：其一是我们从一开始便注意宏观上的整体理解，而没有陷入“碎片化”的历史微小细节的考据，这种宏观理论则源自我国拜占庭学者长期接受的“历史唯物论”基本理论训练；其二是我国学者虽然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区别，但其选择的研究问题基本上都是涉及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核心课题或重大热点课题，这就把一部相对完整的拜占庭帝国通史必须涉及的画面板块拼接了起来。换言之，涉及这部通史的重要方面是没有遗漏的，只不过有些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论说。

最后一点特征是本书的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始终关注国内外拜占庭学发展动向，注意认真调查和研讨最新学术成果，并将其中最有学术意义的内容吸收进本书。毫无疑问，最新学术成果包括的内容很多，既有古代文献的最新版本，也有各种形式的古代文物的发现，既有地下挖掘出土的，也有民间藏品收集来的，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但是对最新成果的质量也需要进行鉴别，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和历史普及读物，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观点各异中不乏标新立异者，不乏过时观点炒作者，更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主义爱好者，因此本书作者们的共识是，坚持严肃的学术标准，没有达到本书学术标准的绝不入本书作者群的法眼。总之，本书合作者们一直坚守的信念是要以为后世负责的态度，向广大读者奉献一部能够反映国内外拜占庭学半个世纪以来最新发展水平的精品力作。

六

最后，本前言要向读者完整展示本书的核心观点。本书名为《拜占庭帝国大通史》，顾名思义当以帝国多方面的“通史”为主线，其中帝国政治史成为历史叙述的核心内容。

如果放宽政治问题核心焦点的权力体制视角，就不难发现中古时代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人类社会大体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种状态。前者以自晚期罗马帝国以后就一直坚持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拜占庭帝国为典型，后者以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以降普遍实行各级君主地方分权的西欧地区为典型。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的早期，拜占庭帝国承自罗马帝国传统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在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而早期的皇帝们便致力于完善这一国家的建设。大体而言，早期数百年的帝国建设包括国家机构及其制度的完善：强化皇权血亲继承，加强铁腕皇帝及其团队建设，即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皇帝及其统治团队的组建，其核心在于效忠皇帝的武装力量、精明强干效率极高的“内阁”；健全等级有序的官僚机构，这是类似于“三省六部”对立法、执法、监察诸权的制度性掌控；完善各安其位的行政官职及其人才选用机制，特别是保证各阶层精英的纵向上升通道；维系相对稳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包括强中央弱地方原则在财政和军队方面的落实，监督和消除地方权贵势力，以及保持权力平衡的收、放机制即随时任免制度；建立全面完整的普世法律和法治制度，重在法典编纂、法律法规和司法系统建设方面；确立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化超越现实的理念、神化皇权、忠君爱国习俗等。这一整套国家制度建设充分调动了皇帝所辖的东地中海世界人力和物力资源。与此同时，在欧洲“试验场”的西部，地方集权以各级领主理顺家族内血缘关系和构建家族间血缘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建设也在缓慢推进，由于土地资源在农耕游牧时代的极端重要性，遂被当作各种关系链条的基本纽带，一整套等级严格的封建制度由此形成。当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其他地区陷入混战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拜占庭帝国政治秩序相对“安稳”，但权力过度集中于皇帝及其团队也增加了缺少“杰出君主”的风险，铁腕皇帝的缺位直接对国家权力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所谓“第一黄金时代”的在位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之后出现了半个世纪的乱局就是如此。

伊拉克略一世及其团队最大的贡献是推行了全面的帝国“军区制改革”，这一改革有效地集中了处于乱局中的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了拜占庭国家体制，有效地化解了当时最紧迫的兵源枯竭和财政危机，从而也开启了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的序幕。这一意义深远的改革还促使拜占庭帝国军事化，适应了西亚东欧地区大规模武装冲突日益加剧的新变化，因此保证了拜占庭帝国此后约500年的相对稳定。建立在活跃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帝国中央集权一直保持强盛，发挥着守护中古欧洲的前哨堡垒作用，也使得长期封建战乱不止的欧洲其他地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上与拜占庭世界形成了巨大差距。马其顿王朝瓦西里二世的“黄金时代”是拜占庭帝国国家政治发展的顶峰，其后便进入帝国中央集权制国家由强盛而衰弱的转折阶段。

本书将这个转折点当作拜占庭帝国晚期历史的开端，也就是拜占庭国家体制瓦解的开始。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体制在科穆宁王朝时期的“贵族治理”改革后，朝向家族政治发展，而西欧各地方君主，特别是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德意志各国诸侯则逐渐屈服于实力日增的王权和选侯权，欧洲东西两部分朝着背离各自初期发展方向、却趋向共同类似的政治形态变化。事实上，中央集权和地方集权两种政治模式都在运行中出现了问题，都在不自觉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衰败的同时，欧洲其他地区地方集权却逐渐朝向中央集权制发展，这个时期的这种发展趋同在西西里和匈牙利甚至英格兰率先进入了民族国家萌发阶段，那里的君王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削弱家族弟子一代权力基础的措施，并千方百计强化父辈的政治经济实力，从而出现了早期多层次政治无序状态向着区域国家集中统一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衰落阶段的拜占庭国家集中统一政治权力因缺乏杰出皇帝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瓦解，科穆宁王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改革开启了家族政治的开端，也在不自觉地朝着将帝国降格为地方集权势力的方向发展。

这一深刻变动为嗣后欧洲地中海世界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欧各国以国王集权为最高形象不断强化的民族国家恰好符合工业文明初期的政治经济要求，那里各个近代国家的发展愈发强势，拜占庭则从强势的中央集权“帝国”蜕变为地方集权的家族统治，资源和疆域同比萎缩，进而被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灭亡。总之，千余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在为维护皇权进行不懈的努力，几乎所有的皇帝及其统治团队都在追求强化中央集权治下的帝国政治“秩序”，其中成功者有机会延长王朝的寿命，而失败者就不得不拱手让出皇权，但无论谁登基都尽力通过帝国“国家”中央集权控制全国正常秩序。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地区则以最原始的血缘关系或古代地域联系为基础，努力构建家庭和家族内外的封建关系，追求血缘纽带联结的各级封建领主间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维护分层治理的地方分权下的秩序，其天赋的血缘关系必然产生出“自然权力”和“自然权利” 。拜占庭帝国国家权力维持下的政治秩序相对稳定，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家族权力和家族间关系相对脆弱，各层级的冲突与战乱不断。国家权利集中表现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其对臣民要求的义务也主要集中在税收和征兵上，而家族则争夺和维护各自的领地和封臣附庸人身所有权，其对“自然权”的争夺因“自然”个体生命之短暂而凸显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后者构成了西欧中古多层次、多样式的整部封建战争史。

上述基本观点还不完善，我们希望未来在弥补本书存在的不足和加强未来需要开拓的研究领域中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基本观点，对于新的研究也充满了期待。

七

在即将结束这个长篇前言时，笔者打算根据目前情况指出未来可以拓展的研究课题，也是希望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者们能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新的领域。

按照通常能够理解的分析逻辑看，以下研究可以参考：首先是目前渐成热门的研究课题，其共同特征是采用最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例如生态环境史范围的拜占庭灾害史、疾病史、医疗社会史、饮食起居史等；又如年鉴学派始倡的社会史、家族史、族谱研究、妇女史、儿童史、日常生活史等；再如近年来兴起的古代晚期学派研究，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多元文化交融中的拜占庭人社会生活研究。

其次是在传统的政治问题研究基础上，开展拜占庭帝国政治理论研究，这是国内外拜占庭学的空白领域，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欧美学者认为拜占庭人没有完整的政治思想，缺乏对政治体制的创新，而只是模仿罗马帝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比较缺乏，甚至有些新生代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根本算不上具有稳固政治机构的国家；又如在皇帝研究中杰出帝王受到集中关注，而目前涉及较多的皇帝个案研究未能覆盖所有帝王，个别帝王和君主的生平甚至在辞书中都难以查询到；再如与帝国中央集权制有关的官僚和官制体系也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以至于在对官职名称沿革和其职能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解，读者在本书中也可以发现这类问题，无论如何，拜占庭学界缺乏像布洛赫《国王神迹》那样“滴水见日”的研究成果。在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关于拜占庭农业经济、货币经济、城市商贸经济、手工业经济等均有公认的研究成果，并构成了当代拜占庭经济史的认知框架，但是一种宏观的、综合性的系统理论尚未得到多数学者认可，特别是从社会分层理论进行的细节研究如贵族经济等还有待开展，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细节研究还缺少洛佩斯和穆塞修斯那样的研究成果。三农问题研究虽然也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缺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缺乏多视角的考察，更缺少勒华拉杜里《蒙塔尤》那样揭示中古农村多种信息数据的“生活的各种参数”的成果。拜占庭城市经济和商贸活动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像皮雷纳（又译皮朗）《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具有“罗马世界”宏观视野的作品在拜占庭学界非常罕见，“皮朗命题”虽然过去了多年，但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启发性，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拜占庭学界还没有出现。当然，有关拜占庭宗教神学和哲学，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问题的研究更是未开发的处女地，有关拜占庭东正教信仰、教会发展、修道生活的研究尚未能扩展到其神学特征和哲学影响问题上，以至于我们至今还不能清楚指出东正教与天主教神学分歧的历史根源，更不用说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深远影响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拜占庭文化（包括文学、史学、诗歌、绘画、雕塑、建筑、戏剧、科技等）及其深远且广泛的影响研究方面，仅就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影响的细节问题就存在诸多盲点，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具体人、物、事等方面还有许多漏点，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的出版只能是我国拜占庭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们的研究工作还需要与全球拜占庭学专家积极交流，在专业化方向上继续努力，取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成就。在此，作为本重大项目主持人和本书总主编，我还是更多寄希望于我国中青年拜占庭学者，希望他们能够在专业化道路上继续前进，为推动我国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敬请各位在阅读本书中发现问题，并不吝赐教，我们将在持续的研究中补充修改，以获得更满意的结果。

联系方法：markchen@nankai.edu.cn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小区
2022年初冬

[1] Karl Krumbacher，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e des ostromischen reiches（527 — 1453），Munich：C. H. Beck Verlag，1891. Karl Krumbacher，ΙστορΙ α της Βυζαντιν ς λογοτεχν ας，Αθ να：Γρηγορι δης，1974.

[2] 与《牛津拜占庭史》大体同期问世的《剑桥拜占庭史》似乎比前者更“新奇”，仅从其书名便可见一斑，其主编显然认为公元500年以前那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不在其教材的范围，而将1453年这一传统公认的时间点抛弃掉，代之以1492年。Jonathan Shepard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 500 – 149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