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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后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有一惊讶发现：“从乡镇到全国范围，人们都结成团体，从事买卖、竞争和政治活动。”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外国势力入侵强化了中国人结成社会团体进行自我防卫的趋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也刺激了晚清的社会精英为了民族生存和复兴而组织起来。
因此，除了传统的宗族、行会、善堂、秘密会社等，反清革命党组织在1894年后开始出现，维新派的学会等组织也在戊戌变法之前经历了短暂发展。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团体和组织中，工商业行会是中国商会形成的组织基础之一，但商会的发展也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江浙地区的商会既不是传统工商业行会自然演变的结果，也不是对西方商会的简单模仿。与晚清改良、革命组织一样，这些商会代表了当时行会领袖和其他社会精英面对国内外挑战所作出的集体反应。因此，行会中的精英商人领导力量的上升为商会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先决条件，并显示在行会到商会的发展过程中，但其中从人际性到制度化关系的变革比组织演变更为重要。
此前的有关研究通常将中国的传统工商业组织划分为同乡性行会和同业性行会。
事实上，正如顾德曼（Bryna Goodman）对上海的同乡社团和其他商人组织的研究所示，晚清行会是按照同乡和同业的双重原则发展起来的。虽然如此，本书仍然将江浙地区的工商业行会粗略地归类为同乡性行会或同业性行会，其原因在于它们的名称、成员、职能等都更加强调这两种组织原则之一。
这种工商业行会的发展得益于地方官员的非正式赞助，而不是法律的承认和保证，而其中的精英商人领袖对于取得这种官方支持至关重要。
为了在商业竞争、政府干预、社会动荡和外国经济入侵加剧的环境下发展、保护和控制江浙城镇内的行会，其中的商人领袖不断地努力扩大和强化他们的同乡、同业及与官府的关系。结果，他们促进了行会的发展，并将其个人和家族在这些组织中的支配权力转变为正式化的精英商人领导体制。面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内忧外患，这些行会领袖既担心市场和社会危机，更关注个人财富和权力，从而将他们的活动从工商业经营扩展到善举等社区公共事务。这些精英商人也加入了激进改良派，对通商口岸中西方商会的挑战作出了积极反应，计划成立类似的中国商人组织。这种计划具有加强精英商人社会经济支配地位以及解救晚清中国实业和民族危机的双重目的。同时，他们的计划还包括了广泛建立商会网络的设计，而这将触发近代中国的一场社团网络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