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我为本书进行的工作有10年以上，曾经受益于太多个人和机构的帮助，无法在此全部列名致谢。但我首先要特别感谢在网络理论研究领域的先驱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教授。他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荐了我的书稿，并进一步鼓励我“将网络分析从单纯的人际关系框架扩展到历史、文化、制度与网络相互关联的架构之中”。两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聘请的匿名审稿人也提供了令人鼓舞、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这些建议帮助了书稿的最后修改工作，并突出了其中主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斯苔茜·罗宾·瓦格纳（Stacy Robin Wagner）和杰西卡·沃而什（Jessica Walsh）对本书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并通过她们专业、高效和耐心的工作，指导我完成了书稿的修订和出版。

我还要衷心感谢以下曾经阅读过全部或部分书稿的同事和朋友（以罗马字母姓氏音序排列）：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顾琳（Linda Grove）、韩孝荣、黎明恺（Liam Kelly）、王仁强（Richard King）、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裴约翰（John Price）、冉玫铄（Mary Backus Rankin）、史义华（Edward R.Slack，Jr.）和叶山（Robin Yates）。他们的建议、关心和鼓励不断鼓舞着我的精神，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特别要感谢冉玫铄博士反复阅读一再修改的书稿，并提出发人深省的批评意见。裴宜理教授关于澄清网络分析概念的忠告也影响了我对网络理论方法的发展。此外，我很感激奥利·赫根（Ole Heggen）为本书绘制地图，并极为感谢唐纳德·巴罗努斯基（Donald Baronowski）和已故的尼尔·伯而顿（Neil Burton）在英文书稿校读、订正方面提供的多方帮助。

在我的中国国内的同行当中，武汉的章开沅、马敏和朱英，北京的虞和平和刘东，上海的徐鼎新、唐力行和马学强，南京的吕作燮、张宪文和范金民，杭州的陈学文和重庆的张守广都值得深切感谢。他们或者与我分享了对于中国行会和商会的研究成果，或者在史料收集方面提供了热情帮助。在我以前指导的学生当中，北京的陶鹏旭和上海的赵骥在搜集资料方面也提供很多帮助。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南通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美国夏威夷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我的资料搜集工作同样提供了支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居蜜博士在此方面的帮助尤其重要。在我为本书工作的不同阶段，曾经提供研究资金和其他经费支持的机构包括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时报》文化基金会、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以及维多利亚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

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项目导师蓝厚理（Harry J.Lamley）、刘广京、本特利（Jerry H.Bentley）、莎伦·米尼谢罗（Sharon Minichiello）、章生道和陶天翼。他们睿智的建议和细心的指导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最为深切地感谢蓝厚理教授和已故的刘广京教授，特别是他们推动我将研究兴趣从明清经济史扩展到清末民初社会政治史的教诲。本特利教授让我了解到广阔的全球史领域的不同理论，并启发了我应用新的网络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全球华人历史以及中国和印度洋世界的关系。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黄丽敏在我们共同生活的20多年里对于我的学术追求所作出的支持和牺牲。我们的儿子陈厚伟（Victor Houwei Chen）在我于2002年加入维多利亚大学后诞生。他的出生为我赢得了半年的育儿假期，从而开始紧张改写本书。他对这本书作出的特殊贡献还在于，他诞生后的初啼、襁褓中的微笑及童稚期的喧闹总是在这原本孤独的研究、写作过程之中给我带来无限快乐。他在5岁时就声称已经制作了几本毕加索式的“书”，从而促使我更加努力和迅速工作。我将本书敬献给我的父亲陈兆江和母亲崔文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艰难时期将我抚养长大，并在后来忍受我在遥远的历史和远方的国度闯荡。我的父母均未能生活到本书完成之际，但他们都给了我精神力量，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力做得最好。

本书的第一、二、六章的部分内容曾出现在我的两篇学术论文之中，即“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长江下游地区商会的兴起》），载Modern China（《现代中国》）2001年第27卷第2期第155—201页；“The Quest for Elite Dominance，Associational Autonomy and Public Representation：The Lower Yangzi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1911 Revolution”（《寻求精英控制、社团自主和公共代表权力：辛亥革命中的长江下游商会》），载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2002年第27卷第2期第41—77页。这两篇文章中的有关内容都已经过笔者的进一步修改和组织，并纳入本书及其新的理论框架。我特别感谢这两个期刊及其各自的出版商，即赛吉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和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允许我重复使用这两篇论文中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