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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到1911年的清末新政期间，200多家商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于江浙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带。我最初就此专题进行研究时，自然采用了组织分析方法。我的研究聚焦于这些商会组织在这一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域内的改革、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工商业活动。不过，在以往的10年中，我的研究焦点大为扩展，其范围包括从清末到民初的更长历史时期和超越江浙地区的商会网络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的扩张。从这个广阔的视角来看，商会从江浙地区开始的率先发展不仅标志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法人社团的首度出现，
它们的社团网络从该地区向全国的发展也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社会政治关系的革命性变迁。
从网络分析角度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源自我对一场学术会议的反思以及此后在中国大陆的一次空中旅行经历。2000年7月，我从当时任教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哲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启程，参加了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由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近代中国商人、商会与商业网络之间的关系，该主题自然引发了我从类似的角度改进商会史研究的想法。然而，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的网络分析主要关注人际性的关系（interpersonal ties），似乎并不适用于关于商会组织制度的研究。
确实，在2000年前后，这种传统网络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在中文口语中，人际“关系”的俗称带有某种贬义，主要指“基于亲属、籍贯、族群等具有先天或原生性质”的私人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校友、同事、商业来往的经历及在其他特殊事件中获得的个人之间感情。以往的研究认为这种人际“关系”通常会在正式组织、法律等制度化关系确立之前得到发展，但在此之后就会走向衰落。
换言之，这些研究将正式组织和其他制度化关系仅仅视作人际性社会网络的背景，而非其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商会的一些早期研究论著和上述香港会议期间宣读的几篇论文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网络”（network）一词。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受到组织分析方法的局限，主要强调商会和其他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忽视了传统网络分析所关注的人际关系。
因此，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我开始思考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将网络分析与组织分析方法加以结合的可能性。
会议结束后，我乘坐飞机从香港前往南京。飞机起飞后，我便将商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暂时置之脑后，开始担心到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后的旅行安排。那时的禄口国际机场新建不久，远离南京市区中心。尽管10年之前我曾经长期在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从禄口机场前往南京市区，也没有预订当晚需要入住的旅馆。然而，与一位邻座旅客的随意攀谈消除了我所有关于旅行的顾虑，并引导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网络问题。
十分巧合，这位旅客是我的校友，并担任南京一所大学的副校长，而我曾在这所大学工作过。由于该大学安排了车辆前去机场接他，他便主动提出将我载到市区，并且承诺帮我在该校酒店预订房间。交谈过程中，这位校友进而发现我们的籍贯同为扬州一个郊县，更为高兴，立即邀请我当晚去他家里共进晚餐。因为他与禄口机场的海关官员彼此熟悉，我也从中获益，受到了历来国际旅行中最为殷勤的海关人员关照。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到达了位于南京的那所大学并在其校园酒店入住。
与这位大学副校长的空中邂逅使我陷入沉思，他的慷慨相助也令我感触良深。
这段经历一方面提醒我重新认识中国研究领域之内网络分析所经常强调的同乡、同事及其他中国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促使我质疑这个分析模式所过分强调的个人之间关系及其负面影响。
就此事例而言，那位大学官员和我共有的籍贯不仅是我们“先天或原生性质”的出生地，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下的行政区（该地原为扬州郊县，后来改属该市区）。尽管我们了解到相互间的同乡关系后均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我没有在他所任职的大学工作过的经历，我们的人际关系很可能会随着旅程结束而告终。其实，我一直都是主要通过这所大学及中国和加拿大的类似教育、研究机构来保持与以往国内同事的个人联系，并进行双方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毫无疑问，制度化关系可以与人际性关系相融合，并且使后者变得更加坚固、更为广泛、更具有社会意义。那一刻，我意识到网络分析可以反映这两种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结合，而不应该将它们人为地分开。
我与这位大学官员的邂逅后来还衍生了一段小插曲，并由此促使我思考中国社会网络的另一个方面。大约在我们空中相遇一年之后，我家乡的一位旧日同学听说了此事，于是给我当时在蒙特利尔市的住处打了国际电话。因为他的侄儿参加了当年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但高考成绩勉强达到了这位副校长任职的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数线，所以这位旧日同学希望能够通过我和该官员的关系以及他和我们共为同乡的关系为他侄子争取进入该大学的资格。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后，我不仅诧异于这种人际关系的全球化，同时也对其潜在的负面影响感到不安。如果人际关系和私人帮派（personal clique）可以不受抑制地控制和腐蚀组织体制和制度化的关系，由此产生的社会危害将远远大于传统网络研究所揭示的人际关系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在不同场合下与中国社会网络碰撞的诸番经历，而这种实际人生经验又引导我将本书的研究方法从组织分析转变为网络分析。网络分析最初吸引我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考察江浙地区数百个商会及其众多参与者的一种崭新并具有内在联系的框架。甚至深奥难懂的网络分析术语，如关系密度（density）、联系程度（connectivity）、向心程度（centrality），都似乎提供了精确处理历史文献之中关系数据的新工具，
使我沉迷其中。
然而，对于以往有关网络分析论著的批判性阅读也证实了我对这一研究方法缺陷的顾虑。这一研究方法声称能够帮助从部分到整体以及从个人到结构的社会关系分析，但“社会网络分析通常研究个人关系而不是网络整体”。
关于个人关系的“经典”定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强调人际性关系、忽视制度化关系的传统学术倾向：“［人际性］关系涉及两个相识的个人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包括行为、认知和感情等层面。个人关系不同于正式关系。”
与此相反，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理论，尤其是历史制度理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认为“制度”包括“规范个人行为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的规则与程序”。
也就是说，制度结构不仅包括正式组织、组织规章及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个人层次的社会规则，如人际关系中的正式婚姻制度和非正式习俗，而后者涉及正式制度规定之外的个人之间的行为、认知和感情互动。因此，历史制度理论肯定了我此前的看法：制度结构并不一定消弭中国社会内的人际“关系”或与其完全分离。相反，这种正式组织制度框架可以兼容、扩展并改变人际关系，但这种关系制度化过程尚未引起中国研究领域内网络分析的注意，也未在关于商会的组织分析中得到关注。
在就本书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检验的过程中，我又意识到传统的网络分析方法具有描述社会关系的长处，但在解释社会关系变化方面存在方法论的缺陷。在亚洲研究领域，一位倡导该方法的学者也坦率承认：“除非对于长期的关系进行重复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无法较好处理关系变化。”
即使历史文献数据允许这种历时性的重复研究，它也难以揭示网络变化的动力。因此，我的研究显然无法直接使用此前的网络理论及其术语。在对历史资料进行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我必须改进现有理论、提出新的概念。
循此思路向前，我为本书进行的艰辛研究过程也变成探寻更为宽泛、能动的网络理论方法的兴奋旅程。结果，本书与此前对中国商会进行组织分析的论著大相径庭，其中新的理论方法也与专注人际关系的传统网络分析具有重要区别。
这一新的理论方法不仅扩展了网络分析的广度，包括了人际性关系和制度化关系，而且也帮助揭示了商会网络的变化及其关系变革的动力。
本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社团网络（associational network）。它使本书所使用的新的理论方法有别于传统的网络分析，也区分了清末以来江浙地区的商会网络与此前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关系。这个关键概念帮助本书将其历史叙述归结为一个中心论点：从江浙地区的商会衍生而来的新式社团网络所具有的历史动力和意义在于它们通过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的大力扩展，日益卷入多样化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互动，从而为社会政治变革、特别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政府关系的长期转型提供了互动力量。具体而言，这种商会社团网络对清末民初时期的改革、革命、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复兴和现代化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
因此，贯穿本书的主题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江浙地区发展的商会社团网络通过空前程度的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元化及其成员的互动强化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版图中激发了一场网络革命。就其表现形式和历史影响而言，这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革不仅类似，而且超越了池上英子（Eiko Ikegami）所指出的“德川时代网络革命”，即在日本史上这一关键时期文化交流网络的突然扩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认为江浙地区的商会不仅是全国类似商业组织及其他行业内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新式社团的先驱和样板，而且也是全国范围内网络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先锋和代表。当然，本书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江浙地区的商会。实际上，它主要超越了此前论著中关于近代中国大城市内商会或其全国联盟进行的单独组织研究，转而对于清末民初江浙地区大小城市及乡镇的数百个商会进行了系统网络分析。
在这样一个地方历史背景下，江浙地区商会在众多小城镇的网络扩张展现了独有的特征，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罕
有其匹。 [1] 鉴于江浙地区商会历史发展的独有特性，本书搜集、使用了丰富的地方历史资料，包括政府档案、统计数据、地方志书、报纸杂志以及个人日记、回忆录、传记、各种文集。这些资料中包括此前学者从未使用过的有关基层商会网络的信息。本书也充分利用了定量分析法来处理这些历史数据。
借助地方史研究与宽泛、能动的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书既集中阐明了江浙地区众多商会的区域特征，又揭示了它们在全国范围内的联系、影响和意义。然而，由于本书旨在历史研究，我在遵循网络分析基本原则的同时也避免了使用其中过于专门的术语。另外，我的网络理论从实证研究中提取了新的概念，也吸收了组织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商业史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我希望本书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网络的宽泛和能动的阐释可以深化中国史学界关于社会阶级、地方精英问题的学术讨论以及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关于中国社会“关系”、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等问题的探讨。这项历史研究指出了以制度化网络为坚固基础来建立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社会—政府关系的新途径，并借此对社会政治中人际关系的有害因素进行制度化限制的必要性，所以它对当今中国也有实际意义。因此，本书不仅关注中国的过去，也关注其现状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