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近来的信息革命都导致了极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它们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曾经席卷美国、法国、俄国、中国等国家的暴力政治革命相比，通常延续的时间更长并以更为平静的方式进行。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由新式社团在清末民初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领导的一场革命运动及其带来的历史性变迁。作为这场近代中国网络革命的先锋，清末出现的商会并非仅是商人组成的最早由国家法律承认的新式社团，而是社会政治关系和影响都极为广阔的绅商等社会精英组织。

本书原稿始于笔者在1995—1998年间完成的博士论文，此后经过10多年的继续研究和反复修改，于201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英文版。所以，它反映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西学术界对于明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史的高度兴趣，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商会史的特殊关注。其中所引用的中西学者关于商会研究的论著也截止于2009年全书完稿之前。但是，与专注于上海、苏州、天津等都会城市商会历史的绝大多数论著不同，本书的焦点是清末江浙地区的200多个大小城镇的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它们与该地区农会、教育会等组织之间的社团网络，及其在地方、省区和全国社会政治领域之中直到民国初期的影响。

在历史实证研究方面，本书充分利用了关于清末民初江浙商会的丰富历史资料以及考证、统计、个案分析等方法，并从人物生平、地方史、社会政治史等角度，对此专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广泛考察。本书揭示了江浙地区大小城镇商会的人员和组织构成、相互之间关系及其与其他新式社团之间从乡镇到全国层面的联系和社会政治影响，也对明清以来工商业行会和商会、清末民初绅商等地方精英与社会演变及其与国家政治变化等诸方面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以此历史实证研究为基础，本书发展了新的“社团网络”概念来改进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商业史等学科以人际性关系为焦点的传统网络分析方法，从而推进了此前中国商会史中使用组织分析、阶级分析，或公共空间、公民社会等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对其中西方理论过分强调公私界限分明，社会与政府对立等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突破了以往学者通过所谓个人“关系”的研究而在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之间制造的鸿沟，指出网络发展和变化的真正动力和意义在于其中的人际性关系的制度化（即关系的规范化、组织化、正式化等），由此实现超越个人层次的关系扩大化，卷入不同人物和组织等因素而达到的多样化，并导致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化，从而产生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互动力量。通过使用这一新的网络理论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本书指出清末商会在江浙地区的率先出现和其他多种新式社团在近代中国的普遍发展导致了社会政治结构当中的一场社团网络革命，即其中空前未有的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样化及其各种网络成员互动程度的强化。这种商会与各种新式社团之中及其与清末民初连续更迭的政府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推进改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动力（详见本书内容，特别是《英文版序言》和《前言》）。

2011年本书英文版发表后，笔者个人的研究主要转向1898—1918年之间的海外华人政治史研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组织、利用保皇会及其改名的宪政会、宪政党，在跨太平洋的海外华人社区推动了国内和唐人街的政治改革运动。但在1918年之前，孙中山则在海外先后通过兴中会、同盟会、［美洲］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来领导共和革命，捍卫民国政体。笔者就此专题研究而成的新著进一步发展了本书的结论，也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它指出，1898—1918年间康有为和孙中山在海外分别领导的政治改良和革命运动均以新型政党组织推进了跨太平洋华人世界的网络革命，即其中社会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扩大化、多样化以及成员之间互动强化，导致了这种党派团体基础上的华侨社会空前联合及其与祖国政治、与所在国家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近来的10多年间，笔者也通过考察郑和下西洋及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等不同专题，努力将本书首倡的新型网络分析方法扩展、运用到社会政治组织的研究之外。在这些论著中，笔者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特别阐述了新的网络分析理论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从这种网络分析的观点看来，世界上所有的自然、社会现象都是相互联系和保持互动的网络。从微观角度来看，作为物质基本元素的原子实际是由无限可分的粒子组成，并存在于后者的相互、持续运动之中。在最为宏观的自然世界，太阳系和其他宇宙中的星系也是由各类星球及万有引力等互动关系所组成。在社会中，一个“单独”的人不仅由复杂的生物系统组成，而且其个人或社会的身份“认同”，即姓、名、职称、体格特点等，总是反映了他（她）与某一家庭、文化、组织、族群之间可以识别的关系。在政治领域，权力的本质是人际之间的支配性关系。在经济领域，个人财富也只能在交换关系中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

本书所发展的社团网络分析方法最初曾受到社会网络研究的权威学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鼓励。他在本书英文版封底特意书写赞辞推荐，还在一封私人电邮中对笔者将网络分析运用于环境史研究的设想表示支持。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支持和鼓励，我在近年转向了明清小冰期时期（1400—1900）人类与环境互动之中的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网络分析，并在2021年获得了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对此项目的5年资助。因此，使用中文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不仅是将笔者关于近代中国的商会研究成果贡献给国内学者，也期望本书的读者能够与笔者共勉，将网络分析的方法推广到中国研究的不同领域，提高这些领域的理论水平。特别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可以促使我们突破国别史、断代史及其他专门史的限制，使用注重普遍联系的分析方法克服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推动这一学科更为整体化的研究及其与全球史的结合。

2022年初本书翻译工作开始之际，笔者正好收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先生贺年电邮和热情鼓励。刘东先生与我为南京大学1977级同学，分属哲学和历史两系。他在1995年出席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会议后，就曾帮助笔者获得虞和平先生帮助，复印在京收藏的有关清末商会资料，为此书的最初写作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除了借此中文译本出版之际向刘东、虞和平两位先生致谢，我还希望对刘广京、章开沅这两位已经仙逝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大师表示深切怀念，并对他们在此书写作过程中的指教奉上永恒的感激之意。刘广京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高足，曾担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他最先建议我以近代中国商会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也是我的博士项目导师之一，从而引导了我从明清经济史领域进入清末民初社会政治史研究。在1991年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行的辛亥革命纪念会议期间，我也曾有幸接待章开沅先生一周，得到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启蒙教诲，并在此后的商会研究中得到他及其高足朱英、马敏的帮助。

由于本书所使用的许多珍贵罕见史料难以寻找查对，所以笔者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合同规定作者保留翻译权力。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绝大部分章节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付奕雄首先译成初稿，然后由我逐段修改润饰。对于付奕雄和其他学生、师友为这一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提供的帮助，特此表示衷心感谢。我也希望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康海源和李旭等先生在本书联系出版及编辑校对过程中的严肃、认真、高效的工作表示敬意和谢意。

陈忠平
2012年7月26日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2022年12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