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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的，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那时，我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农村书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掠，成本成套的书是不容易见到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不少机会能在老乡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两本《聊斋》，当然很不完整，也只是限于石印本。
即使是石印本的《聊斋》吧，在农村能经常遇到，这也并不简单。农村很少藏书之家，能买得起一部《聊斋》，这也并非容易的事。这总是因为老一辈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里经营一种商业，才有可能储存这样一部书。
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这家存有前几本，过些日子，我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几本，也许遇到的又是前几本，当然也不肯放过，就再读一遍。这样，综错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最初，我喜欢比较长的那些篇，比如《阿绣》《小翠》《胭脂》《白秋练》《陈云栖》等。因为这些篇故事较长，情意缠绵，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书必通俗方传远。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它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已经铸为一体。因此，即使经过怎样好的“白话翻译”，也必然不能与原作比拟。改编为剧曲，效果也是如此。可以说，“文言”这一形式，并没有限制或损害《聊斋》的艺术价值，而它的艺术成就，恰好是善于运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
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学《檀弓》像《檀弓》。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辞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
行文和对话的漂亮修辞，在《聊斋》一书中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非同凡响的修辞是《聊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接受前人的遗产，蒲松龄的努力是广泛深远的。就《聊斋》一书的创作借鉴来说，他主要取法于唐人和唐人以前的小说。宋元明以来的小说，对他来说，是不足挂齿的。他的文字的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练，形成了《聊斋》一书的精神主体。
《聊斋》所写，很多内容，是古已有之的。神怪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汗牛充栋的。但是蒲松龄在这一领域，几乎是一人称霸。
什么原因？我在陆续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
鬼神志怪书，晋及六朝已盛行。真正成为文学创作，则是唐开元天宝以后的事。著名的作家有沈亚之、陈鸿、白行简、元稹、李公佐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明显地影响了《聊斋》。
唐人小说，包括大作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在内，在创作上形成一个新的起点，继往开来，为中国短篇小说开拓出一种全新的境界。
唐人小说的特点：
一、很多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为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平凡人物作传。这些传记性的作品，都有鲜明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性格，表明深湛的哲学道理、生活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它不再侈谈神怪，也不空谈因果。
二、他们不再把“小说”当作奇怪见闻、游戏文章，轻率地处理。而是郑重其事，严肃周密地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都含有人生和社会的重大命题。他们的故事生动曲折，主题鲜明突出，人物活泼可爱。他们从简单重复的神奇怪异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这一时代的小说，现实主义的内涵特别突出。
三、唐代小说作者，也都是诗人，他们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效果。在他们的散文作品里，叙事对话简洁漂亮，哲理与形象交织，光彩照人。
四、这些特点，在宋元的同类作品中，逐渐减弱。一些作者，在小说中有意卖弄才情，塞进大量无聊诗词，破坏小说的组织，使小说充满酸气。到了明末，好的传统可以说是消磨殆尽了。
《聊斋》一书，追溯唐人的现实主义源头。它把一束束春雨后的鲜花，抛向读者。
《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成就，必然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据有关材料，蒲松龄的主要生活历程为：
一、明崇祯十三年，生于山东淄川县满井庄（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
二、少有文才，但屡困场屋。
三、曾短期到江苏宝应县任幕宾。
四、长期馆于同邑名人家。
蒲松龄在宝应县，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他活了七十六岁，可以说，他一生是在故乡度过的。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物众多，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最大最深的源泉，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是国家经济政治最大的体现场所。所谓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语言，对创作《聊斋》来说，都是宏伟的基础。蒲松龄这个生活根据地，可以说是长期而牢固的了。古今中外，凡是伟大的作家，没有不从农村大地吸取乳汁的。
在名人家坐馆，教授几个生徒，是很轻松的工作。他有充分的时间，从事采访、思考、观察和写作。鲁迅说，有闲不一定能创作，但要创作，则必须有一定的余闲。过于穷困，则要忙于衣食；过于富贵，则容易流于安逸。蒲松龄过的是清寒士子的生活，他兼理家务，可得温饱，因此，他可以专心著书。
到江淮旅行一次，对他创作也是有利的。往返途程，增加了不少实际见闻，体验了各处风土人情，交了不少新的朋友，并收集到很多奇闻异事，作为他以后创作的素材。我们在《聊斋》中，常常见到一些江淮情景，就是此行的收获。
《聊斋》的题材中，故乡的材料占很大比重，包括历史传闻和亲身经历。他也从古代记事中取材，但为数不多。
蒲松龄在文学修养方面，取精用宏。中国的志异小说，有《太平广记》等专集，供他欣赏参考。但绝不限于此，他对于经史子集中的记事，无不精心研讨，推陈出新，汇百流为大海。
在技巧准备方面，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据现有的材料，他曾写了文集十三卷；诗集五卷，又有续录；词集不分卷；杂著五册；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种。
这些著作的总字数，大大超过了《聊斋》的字数，但总观一过，虽然都有独具风格的才情和内容，但其成就皆不及《聊斋》。文绝一体，天才孤诣；参天者多独木，称岳者无双峰。蒲松龄倾其才力于一书，所遗留人间的，已号洋洋，我们还能向他多求吗？这些著作，对蒲松龄创作小说，都可以说是准备。
《聊斋》很多篇写了狐鬼，现实主义力量使这些怪异成了美人的面纱、铜像的遮布、伟大戏剧的前幕，无损于艺术的本身。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很动荡和黑暗的，时代迫使作家采取了这种写法。作家在创作上，突破了时代和环境的樊篱。有很多作品，具备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无情地对社会做了揭露和批判。他写的狐鬼，多数是可爱可亲近的。他把一些动物，比如狐、獐、猫、鼠，飞禽如鸽、鹌鹑、秦吉了，水族如鱼、蛙，虫类如蟋蟀、蝇、蝶，都赋予人的性格，而带有它们本身的生活特征。他对于植物，如菊、牡丹、耐冬的描述，尤其动人。他对于各种植物的生态，有很细致的研究。大如时代社会、天灾人祸，小如花鸟虫鱼，蒲松龄都经过深刻的观察体验，然后纳入他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在这部小说里，蒲松龄刻画了众多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
这是一部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而蒋瑞藻作《小说考证》，斥之为千篇一律，不愿再读。他所指盖为所写男女间的爱情以及女子之可喜可爱处。如此两端，在人世间实大同小异，有关小说，虽千奇百态，究竟仍归千篇一律，况《聊斋》所写，远不止此。蒋氏作考证，用力甚勤，而于文学创作，识见如此之偏窄，不知何故。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喜爱那些更短的篇，例如《镜听》。同时，我也喜爱“异史氏曰”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直接承继了司马迁的真传。
蒲松龄发愤著书，终其一生，他也没能见到他自己的辛勤著作印刷出版。
粗略地谈过这部名著，我们从作品和作家那里，能获得哪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呢？
1978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