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哀歌兼赞歌
——序《艾青诗选》

王家新

熟悉艾青作品的读者，无不记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样的诗句，并为它深深打动；还有一些读者则惊叹于这样的诗句——“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仅惊叹它非凡的想象力，还从内心里激起了对“光明”和“新生”的巨大渴望。这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数代中国读者对诗人艾青的主要印象。我们读到的诗人，是一位哀歌的诗人，又是一位赞歌的诗人。土地与太阳、苦难与渴望、光明与阴影、寒冷与燃烧构成了他诗歌叙事的基本范畴，他由此深入到现实的血肉和一个民族深重的苦难之中，同时又一再从人们心中唤起了含泪的爱和希望——“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作为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成名，在此后把自己的创作推向一个高峰，晚年“归来”后又散发出巨大余热的诗人，艾青成长于一个民族危急又充满了思想激荡的年代。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生于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一个地主家庭，因算命先生测出他有“克父克母”之命，被送到一个称为“大堰河”的农妇家寄养。自小与父母的疏远使他养成了自由叛逆的个性。读书期间，他厌倦学堂里的无聊与古板，偷偷写起了诗歌，并对绘画产生了兴趣。1928年，艾青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几个月后赴巴黎留学深造。巴黎的艺术氛围，莫奈、梵高等印象派画家和其他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大量阅读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兰波，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诗作，接受了“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先锋派诗歌的艺术洗礼。1932年艾青返回故土，在上海与友人一起组织“春地艺术社”，因具有强烈的左倾倾向被捕。也就是在那几年的狱中生涯里，艾青开始大量写诗，完全从绘画转向了诗歌。铁窗生活让他怀念起他在法国“波希米亚式”的自由岁月，同时也对自己身处的黑暗社会现实有了更痛切的认识。他的诗，也由早期印象派式的光与影、流浪艺术家“饥饿之火”，转向了“挣扎的人间”；他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也渐渐凝聚了更为深广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见《透明的夜》《芦笛》等诗）

1933年初一个下雪的早上，艾青在狱中写出了他纪念碑式的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一百余行的抒情诗，通过对乳母“大堰河”的追忆和生死对话，抒发了对贫苦农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以及对黑暗世界的诅咒。这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哀歌兼赞歌，诗人以忏悔、感激和厚重的笔调写出了养育他长大的“大堰河”悲苦、善良的一生，并以满怀的爱，把这首“赞美诗”呈献给一个“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全诗充溢着一种感人至深的抒情力量。该诗于次年发表时，诗人第一次使用了“艾青”这个笔名。这首悲歌不仅对诗人本人的创作，而且对整个中国新诗都是一个重要突破。通过该诗的写作，艾青进一步确立了他为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沉默灵魂代言、以“民族的忧患为己任”的写作立场，而且在诗歌的语言形式和语调上也十分大胆，富有开创性和冲击力。该诗不仅标志着一位有着独到个人风格和远大发展前景的诗人的“崛起”，那种口语化的自由表达，不拘一格而又有着饱满的内在张力的诗歌叙事和抒情，既与诗坛上对“新格律诗”的刻板追求判然有别，也与同时代那种感伤、矫饰的苍白抒情区分开来。重要的是，以这样的方式，诗人充分调动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与艺术能量，不仅超越一己悲欢朝向了整个苦难的世界，也带出了一种更为质朴、旺盛的“原始生命强力”。可以说，该诗的出现，显现了艾青作为一个大诗人的气象，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新的抒情领域和路向。在郭沫若式的“放”与闻一多式的“收”之后，它达成的，是一次新的“语言的解放”。

1935年，艾青出狱。第二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引起广泛关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动荡与漂泊之中，从杭州到武汉，从临汾到衡阳，从桂林到湖南新宁，再到重庆，艾青一路穿过中国广大的原野、乡村和城镇，深切感受到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真实生活与苦难，也更加将自己的写作契入时代的内里与民族的命运之中，由此达到了他创作的“第二次高峰”：1937年至1941年间，艾青创作出了《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向太阳》《我爱这土地》《吹号者》《火把》等一大批力作和杰作。因为这一阶段艾青诗作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期的中国新诗，被许多论者视为“艾青的时代” 。从对诗坛的广泛影响（例如，对“七月诗派”和穆旦、杜运燮等诗人早期创作的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艾青的确“开了一代诗风”。他从耽于个人回忆、想象和抒情的“吹芦笛的诗人”转变成时代的强有力的“吹号者”，但他拒绝了“幼稚的叫喊”，也远离纯诗式的“艺术至上主义”，而力图以自己全部的现实体验为根基，以鲜活的形象、充沛的情感、多样的体式（如各类抒情短诗、长诗，带有叙事性质的篇章，等等），让诗包蕴了更为深广、多样的现实内容和史诗性元素。他对祖国现实的忧思、悲悯和呼号，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深沉和博大，他一再意识到：“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 正因为这样的诗性自觉和创作实绩，诗人牛汉称艾青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他）始终生息和奋斗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伟大时代，与民族和土地的忧患息息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诗人在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腔内，创造诗的生命的激情” 。

1941年3月，历史的巨手推动着艾青走向了延安，这是他投身于他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结果。自此以后，他的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诗风更为直露，写出了多首歌颂根据地新生活的诗歌，虽然有《黎明的通知》这样的清新动人之作，但从整体上看，创作的深度和艺术质量远不及他以前的作品。同许多奔赴延安之后写作发生变化的作家、诗人一样，艾青这一阶段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艾青在1942年曾写下了一篇题为《尊重作家，了解作家》的文章，试图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自由精神，这也为他后来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

1949年以后，艾青基本上沿袭了延安时期的创作路向，在时代的大潮中，他写出了像《国旗》《新的年代冒着风雪来了》这样歌颂新时代和主旋律的作品，也创作了《礁石》这样具有象征和哲理意味的咏物诗；由于频繁出访外国，国际题材的诗作也逐渐增多。但这些作品既没有达到和超越前作，也并不完全被当时的主流文坛所推崇。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艾青被打成“右派”，接着被送往新疆石河子等地劳动改造，蛰居新疆长达18年之久。1964年之前他还偶有诗作出现，之后写作完全停止，这空白期就像一个长长的休止符。

1975年，艾青从新疆返回北京。1976年重新执笔，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井喷期。在历史的巨变热潮中，他连续创作了《鱼化石》《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富有时代感和冲击力的作品。1980年出版诗集《归来的歌》，象征着一代中国诗人在遭遇了浩劫之后，重新返回历史舞台，艾青也因此有了“归来的诗坛泰斗”之称。除了创作，这一时期他提出了“诗人要说真话”的命题，作为对此前历史时期“假大空”诗风的拒绝与反拨，在诗坛引起广泛反响。这一时期艾青的创作，尽显历经沧桑后生命的豁达与省思，诗句更为从容和凝练，警策之句也日益增多，例如“世界要是没有光/等于人没有眼睛”（《光的赞歌》）等。在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磨难和沉默之后，他既给我们留下了“鱼化石”这样的生命自画像，又以《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这样的力作，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延续和推进了他一生的黑暗与光明二重奏。艾青晚期的创作一直持续到1988年，直到他在诗坛的影响逐渐减弱。

艾青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他的诗歌成就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其时正值民族苦难深重之际，作为诗人的艾青，自觉地汇入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如他自己所说“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 。而他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他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诗学表现综合起来，增强了个体生命与时代、民族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使诗歌与所处的现实发生了紧密而有效的关联。他以油画般浓重的色彩与光影，富有苦难中国特色的“太阳”“土地”“火把”等意象系列，将“嘶哑”呼号的生命情感乃至精神血脉灌注其中，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一种现代史诗和“大地哀歌”的气象和性质，也带动了中国新诗走向开阔和成熟。他对民族的痛苦与希望的歌唱，唤起了一个时代的巨大共鸣。同时，艾青是一个语言与形式的创造者，他曾说：“我最嫌恶一个诗人沿用一些陈腐的滥调来写诗。我以为诗人应该比散文家更花一些工夫在创造新的词汇上。我们应该把‘语言的创造者’作为‘诗人’的同义语。” 他践行着这种诗学观念，以创作扩展了诗歌语言的容量，使中国新诗焕发出一种新的创造活力。他的不拘一格的自由书写和歌唱，使他的诗歌获得了自己的语调、节奏和说话方式，也能将叙事、对白与抒情融为一体，在变化中有节制，在奔放中有协调，如诗人牛汉所称赞：“具有整体的浑厚的流动感，是一条河的生命的起伏和节奏。”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艾青的诗，和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希望和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和数代读者眼里“常含”的“泪水”联系在一起。的确，在中国新诗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像艾青那样唤起广大、深沉的共鸣。一个赤子般的诗人倾尽全力，“用嘶哑的喉咙”为这片土地歌唱，最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他的哀歌兼赞歌，唤起了一代代人心中苦难的爱和希望，还将在这片土地上连绵不绝地发出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