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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问，我认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篇文章”：汉民族社会、少数民族社会、全球化与地方化。从费先生的学术历程看，以江村为起点一直到全球社会，都围绕着流动性、开放性和全球性展开讨论，如江村的蚕丝通过上海经过加工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晚年倡导的“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理论。可见，费先生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流动性与跨界性。当今世界的跨界流动的现象越发频繁，延续费先生的学术脉络，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跨界的人类学”中丰富的意涵。我想，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对“跨界的人类学”与文化田野的理解和认识。
今天，人类学家在关注文化、历史、结构、过程以及研究对象的行动时，经常要穿越村社、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的边界。近年来，从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看，仅仅试图赋予某个“个案”独立的意义已难成功，甚至当以类型学的手段进行个案分析时，我们也难以概括不同个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内涵。此外，虽然“跨国主义”“跨境研究”等系列概念也在试图回应全世界普遍发生的“流动”状态，但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代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即使是东方、非洲与南美等发展中区域，世界体系也早已将它们深深卷入其中。
“跨界”这一概念，要比“跨国”“跨体系”“跨境”“跨社区”等具体性的概念更具有理论意义。跨界不是否认边界，而是试图重新认识“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区分村社、区域、国家的边界时，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比如，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恰恰最可能产生在所谓的“边界”之中。因此，当人类学以跨界的视野去认识研究对象、研究区域时，所秉持的方法论，就不能仅仅是内部性的扩展个案研究，而是内外兼顾的扩展个案研究。
今日，各种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裹挟在一起，造成边界的重置与并存，跨界本身成了一种社会事实，其中尤以人口跨国流动为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的重重界限被流动人口的活动所打破。跨国生活过程将不同社会的多种边界并置于一个空间，我们在不同社会研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知识被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场域，即一个地点两套（甚至多套）知识体系互动的局面。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跨国流动关注政治界限的跨越和协商，但这只是多面体的一面。实际上，在这个环境中，多个社会中的民族、阶级、政治，参与到同一个边界运作过程中来，形成了一个由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边界所构成的多面体。另一方面，这不仅是一个从多方面重新划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协商与抵抗的过程，是由政府、社会、企业与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机制。因而全球化，或者说跨国流动所带来的这种衔接部位并不存在固定的方向，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相互摩擦的互动地带。
中国人类学与世界的对接点可能就在于“跨界”的人类学。流动的概念很可能会变成全球人类学的核心。比如，广州的流动现象反映了全球体系在中国如何表述的问题，广州的非洲人作为非洲离散群体（African diaspora）的一部分，以移民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个新的移民目标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形塑了人们之间的行为边界及行为内容。又如中国的技术移民——工程师群体，当他们移居到如新加坡等国后，他们的家乡认同、国家认同以及对新的国家的重新认同，都反映了流动、迁居所带来的多重身份认同。
流动、移民和世界单位，这几个概念将会构成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中国人类学有什么东西可以脱颖而出？我们虽然说已经有许多中国研究的作品，也尝试着提出自己的理论，但像弗里德曼那样的研究还无法构成人类学的普适化理论。我觉得，新理论有可能出自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跨界地带。如东南亚、南亚、东北亚、中亚等过渡地带。在这些区域，如果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理念，把研究提升到地缘政治和区域研究的视角，进行思考和讨论，应该会产生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同时，不同民族的接合部，在中国国内也会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出新思想的地方。其实，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走廊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多民族接合部的问题，我们今天一般用民族边界来讨论，但接合部，在中国如蒙汉接合部、汉藏接合部等，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
不管是着眼于国内的流动还是跨国的流动，一个全新的领域——跨界的人类学（笔者语）将成为21世纪全球人类学的核心。人类学研究也必须与世界背景联系在一起，才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世界的多样性格局在什么地方的问题。
现在，海外中国研究对于中国的民族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偏文化取向，例如对西南民族的文化类型进行讨论；而另一种偏政治取向，将藏族等大的民族放到作为问题域的民族中来讨论。不论采取什么取向，我们首先要强调：任何民族研究都应当在民族的历史认同的基础上来讨论，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个民族是政治的民族，而要回到它的文化本位。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的民族的时候，强调了民族自身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却忽视了民族之间的有机联系及之间的互动性和共生性。也就是说，将每个民族作为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忘记了所有民族皆处于互动的共生关系中。这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多元不是强调分离，多元只是表述现象，其核心是强调多元中的有机联系体，是有机联系中的多元，是一种共生中的多元，而不是分离中的多元。我以为，“多元一体”概念的核心，事实上是同时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共有的公民意识，这应当是多民族中国社会的主题。
关于海外中国研究，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海外研究本身应该被放到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体系中来看待，它是通过对世界现实的关心和第一手资料的占有来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其次，强调中国与世界整体的直接关系。比如，如何回应西方因中国企业大量进驻非洲而提出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问题？人类学如何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第三，在异国与异文化的认识方面，如何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近代以来聪明的中国人已经积累了一套对世界的看法，如何把这套对海外的认知体系与我们今天人类学的海外社会研究对接？也就是说，中国人固有的对海外的认知体系如何转化成人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第四，海外研究还要强调与中国的有机联系性，比如杜维明提出过“文化中国”的概念，人类学如何来应答？近五千万华人在海外，华人世界的儒家传统落地生根之后的本地化过程以及与有根社会的联系，应该可以说，这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以设问，如果没有文化中国，中国经济能有今天吗？
另外，海外研究还要重视跨界民族。这一部分研究的价值在于与中国的互动性形成对接。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海外不同国家中的新移民的问题。不同阶层的新海外移民在当地的生活状况值得关注，如新加坡的技术移民生活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自由与限制、体面与难堪之间挣扎的过程等。同时，不同国家的人在中国的状况其实也是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我觉得海外民族志应当是双向的。国内的朝鲜人、越南人、非洲人，还有在中国的不具有公民身份的难民，也都应该构成海外民族志的一部分。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海外的，另一方面又是国内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家，要有多样性。
自从人类学家告别古典时代“安乐椅”式的工作方式，开始远足到万里之外的异域和真正的“他者”打交道后，人类学这门学科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马林诺夫斯基在南太平洋小岛无奈下的调查，开启了人类学的新时代，他以建构“文化科学”为理念，给学科的方法论起了个“科学”名称——“田野工作”（fieldwork）。由此开始，人类学的田野被赋予了文化的主轴。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科学的方法，是指研究者自身在原住民中生活，以直接的观察、详细充分验证的资料为基础，参照专业的规范来确立法则进而论证这一民族生活的实态和规律。时至今日，田野工作对于专业的人类学研究者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是研究者在所调查的地方至少住一年，以特定的社区为中心，集中、细致地调查这一社会。以田野工作的方式获取资料，在田野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成了人类学专业的行规。
田野中出现的问题有几个趋向。一是田野的伦理价值判断问题。如果田野讨论实践、讨论行动的问题，那么田野的学理意义会受到质疑。二是很多田野没有观照社会学调查，只是一个社会调查而已，忽略了田野调查对象中人们的思想和宇宙观。田野本身是作为思想的人类学而非资料的人类学得以成立的。许烺光很早就在《宗族·种姓·俱乐部》里提出，社区研究是发现社区人们的思想，不是简单的生活状态，因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生活状态，背后一定有一套思想体系的支撑。第三个问题是接受后现代人类学，忽略了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经验，把田野中的资料过度抽象化，抽象到田野已经不是田野本身，而是研究者的一套说理体系。但如果把当地人的观念简单抽象化，这种田野是还原不回去的。
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如何进入区域是一个方法论的扩展，用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扩展社会学。人类学到了一定程度如何来扩展研究视角，如何进入区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涉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得去，还得出得来”，拓展多点民族志的比较研究。
与方法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俗的概念如何转化成学术概念。20世纪80年代，杨国枢和乔健先生就讨论过中国人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的本土化问题。本土化命题在今天还有意义。当时只是讨论到“关系、面子、人情”等概念。但是，中国社会里还有很多人们离不开的民间概念需要研究。又比如日本社会强调“义理”，义理与我们的人情、关系、情面一样重要，但它体现了纵式社会的特点，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如何转换成学术概念？民俗概念和当地社会的概念完全可以上升为学理概念。
田野，从一开始，就跨越了人类学家为其界定的概念边界。田野工作的本质，跨越了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成为对异文化的思想关怀。田野的目标，跨越了对某些事项的描写，成为人类学家超越时空进行思想交锋的平台。田野工作的意义，在“写文化”之后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随着极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逐渐退去，经过深度反思的人类学已经不再迷信单一的理论范式，更放弃了科学主义的表述方式，然而学科共识却变得模糊了，人类学分支学科大发展的背后，是问题域的碎片化。面对困惑，人类学家还是纷纷回到田野里寻找答案。
此时的田野中，只有解答人类多元文化时迸发出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火花，而早已不见了单线、苍白的刻板界限。在非洲的人类学家，从随着部落民一起进入城市开始，问题意识也从找寻宗族的平衡机制转向贫民窟和艾滋病的治理方式；在拉美的人类学家，走出了原始森林荫蔽下的大小聚落，将目光转向民粹主义领袖的政治宣传策略；在东亚和欧美的一些人类学家，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展开田野工作，不无惊异地发现自己对“本文化”的解读可以如此深入和多元。
当然，我们这种内外兼修的“跨界”人类学方法，仍然应以关注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志田野来完成。当我们发现文化模式的共生与冲突、社区网络的连接与重组、习俗规范的形成与解构、行动意义的理解与实践等等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跨界”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议题仍是“文化”，人类学的看家本领——田野与民族志是理解跨界与文化的基础。我们的田野是文化的田野，它既不是沉浸于过去的历史回顾，也不是走马观花的现状调查。对历史、数据、哲学、政策等时髦议题的关注，是在文化田野之中的，而不能替代文化田野本身。正如费孝通先生曾在生前希望出一套“文化田野丛书”，但丛书未果，后来我看其寄语感慨万千，也见此次丛书加上“文化田野”的表述，以纪念先生对于人类学的巨大学术贡献。费先生在寄语里写道：“文化来自生活，来自社会实践，通过田野考察来反映新时代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轨迹。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应该是‘文化田野丛书’出版的意义。”本套丛书在学理上也秉承费先生的这一寄语。
文化在田野中，才能获得最为鲜活的解读。文化田野，早已越过了社区的界限、族群的界限、区域的界限、国家的界限。如冲破传统上城乡二元的限制，进入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他们跨越城——乡，融合了“乡土性”与“都市性”，是城乡一体化的典型例证，他们因跨界，因流动而形成的文化风格甚至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中有生机活力的创造性成分。他们在城乡之间消费自己的劳动、憧憬着家庭的未来，这是中国社会内部流动性的一大特点。除了内地汉族社会的流动性之外，民族地区的流动性与跨界性也是一大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对于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民族走廊的中国三大民族走廊进行研究的民族学人类学意义。这三大民族走廊最大的特点就是跨界性与流动性。
20世纪80年代费先生提出了依托于历史文化区域推进经济协作的发展思路。“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上游一千多里的流域，在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善于经商的回族长期生活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一千多里黄河流域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
因此，这个经济区的意义正如费先生所说：“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在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
对于南方丝绸之路，费老曾在1991年的《瞭望》杂志上发表《凉山行》，其中就提到关于藏彝走廊特别是这一区域内和外的发展问题：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开发区，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在德宏出境，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
1981年中央民族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费先生把“南岭走廊”放在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论述与思考，之后又强调把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搞出来。
这个论断，其实暗含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思路。如南岭走廊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南部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边界与文化互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与南中国海以及周边省份、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区域。从历史与现实上看，与东南亚毗邻的南部边疆与南中国海及周边陆上区域，不但在自然的地理空间上有相邻与重合，而且在文化空间上形成了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网络和社会网络。中国南部陆疆与海疆区域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联系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全球性影响的经济区域，到今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是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之一。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对话和联系的基础离不开对这一区域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网络的人类学思考，如山地、流域、海洋等文明体系和区域文化的研究。
费老强调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理念，对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体系越来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区域问题、地缘政治与发展等问题，不断在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文化的同质性、一体化的理想模式，受到了来自地方和区域的挑战。因此从区域的角度，来探索全球性的问题和现象，是认识“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的出发点。
面对这一大的战略转移，人类学、民族学对于跨国社会研究的经验和基础，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重新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全球意识。我们的研究重点将会突出通过海路和陆地所形成的亚、非、欧之间的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之路。这种跨境的文化交融现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将会越来越多，原本由国家和民族所设定或隐喻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和文化的“界限”，不断被越来越频繁的人员、物资和信息流通所“跨越”，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体系。今日的世界日益被各种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裹挟在一起，带来边界的重置与并存，因而跨界本身成为一种社会事实。
国际合作背后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交流、沟通与理解。只有理解他国、他民族、他文化，才能够包容接受、彼此尊重，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才能建立人类文化共生的心态，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本丛书力图把社会、文化、民族与国家、全球置于相互联系、互为因果、部分与整体的方法论框架中进行研究，超越西方人类学固有的学科分类，扩展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形成自己的人类学方法论。同时本丛书也会出版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特别是以流动性为主题的人类学作品。中国人类学进入海外研究，这是与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
本丛书也会遵守学理性和应用性的统一。我记得在1999年，日本《东京新闻》采访20世纪对世界贡献最大的社会科学家，在中国采访的是费先生，当时我做翻译。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位记者问费先生：“您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您一直强调学以致用，它会不会影响学术的本真性？”费先生没正面回答他，他说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它的知识来自民间，作为学者就是要把来自于民间的知识体系经过学者的消化后造福当地，反馈回当地，服务于人民，而中国本身的学术也有学以致用的传统。费先生所追求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实求知”和“致富于民”。本丛书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会以此为指导，使本丛书真正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重要园地。
在文化田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跨界”实在太多，本丛书也希望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特别强调高水平的人类学跨区域研究以及民族志作品，使之成为一个品牌并发挥长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