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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三皇五帝三代圣王的故事有多少传说成分，他们的种种神迹灵异，多为后人附会，以果证因，锦上添花，无本万利，出身白徒的刘邦却是实实在在靠自编、自导、自演，千辛万苦终成真龙天子。不过，刘邦的演出成功，还要拜秦汉之际天下大变局所赐。若在先秦，庶人平民很难通过造神与个人奋斗成为帝王诸侯级别的“天之养子”；想通过给人当假子认养父来跨越社会阶层，跻身贵族，基本没门。事实上，春秋以前也未见成例。
鲁隐公八年（前715），鲁国司空无骇去世，鲁隐公征询通晓礼仪的执政大夫众仲如何给无骇赐谥，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左传·隐公八年》
这是说那时诸侯、职官均为世袭并有封邑，以此为基础形成一姓公族。先秦以前，天下封建，诸侯世袭，贵族传家，连士与大夫之间都有严格的阶层区隔和尊卑之别，庶人乃至徒隶奴仆更不用说。鲁襄公十年（前563）年底，郑国尉止、司臣、堵女父等人发动叛乱，攻杀不得人心的执政大夫子驷、子国等，《春秋》记为“盗杀”，《左传》如此作解：“书曰‘盗’，言无大夫焉。”这是说这场叛乱没有大夫以上的贵族参加，所以称之为盗寇。即使在策士游侠横行的战国，这种区隔实质上仍然存在，《商君书·境内》及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等史料虽已出现涉及养子的条文，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平民阶级，草根庶民
。与诸侯公族世卿大夫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养子继嗣上位这种后世不算少见的事，那时很难出现。
就统治阶层内部关系的调整而言，周革殷命，一个本质的改变是王位继承由兄终弟及向父子相传衍变，父宗体系取得主导地位，嫡子在宗法社会继承序列中的优先权随之基本确定且日益巩固。从王位到公、侯、伯、子、男爵位，均以父死子继为主，而嫡子（嫡妻所生的长子）在继嗣资格上排序第一。至春秋初年，嫡庶之分已很严格，一般不得逾越，否则往往导致动乱。
鲁隐公元年（前722）发生的“郑伯克段于鄢”，就是典型的嫡庶之争。嫡长子郑寤生虽因难产为母所恶，但因父亲的坚持保住嗣子地位，并在继位后轻松击败有母亲支持的胞弟共叔段的叛乱。
鲁隐公恰好相反。他本已因年长摄政为君，后来竟由于太自觉太本分而不得好死。鲁隐公之母非鲁成公正妻，因此隐公虽年长，也是庶子。成公死时，正妻仲子所生之子公子翚年少，由隐公摄政，这位大哥一直真心实意想等弟弟长大，把君位还给他。十一年后，大夫羽父为当上执政，讨好隐公，劝他杀掉公子翚。隐公不从，羽父反过来弑君，扶立公子翚，是为鲁桓公。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春秋初年，可见那时嫡子继位已成规矩。
在前有嫡子的情况下，庶子要取而代之，不外三途：一曰君父有命，废嫡立庶，或弃长立贤；二曰非法篡夺；三曰因乱捡漏，即其他庶子干掉嫡子后又被清算，后面的排排坐，分果果。
周之初兴，尚在立嫡立庶或曰立长立贤之间徘徊过渡。古公亶父以为太姜所生少子季历贤，并钟爱季历之子姬昌，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因此“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史记·周本纪》 。古历传说及历史小说虽谓周文王姬昌多子高寿，但据《史记·管蔡世家》所记文王诸子，仅有正妃太姒所生十兄弟。周武王姬发也并非老大，而是老二，大哥是伯邑考。十兄弟中“唯发、旦（周公）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是为武王”，后面又补了一句：“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季历上位是三级跳，完全凭古公之意；姬发不仅贤，且排行第二，为周公同母兄。伯邑考早卒，后代完全无闻，很有可能属于夭折，则周文王之弃长立次为势在必然。此或可说明至周政代殷之时，立嫡立长的原则已基本确定。春秋时期，违背这条原则，一般被目为干犯伦常，将致祸乱。周襄王二年（前650）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盟会，甚至把“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与“诛不孝”一起列入诅盟条文（ 《孟子·告子下》 。事实上，国君若宠爱嬖妾，信谗受蔽，色令智昏，“易树子”与“妾为妻”每每并发，晋国骊姬之乱，即是。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主要通过联婚建立同盟关系，若庶子的母舅之邦或妇翁之国势力太大，可以威胁嫡子地位，加大政变篡夺的危险。春秋初年，郑庄公的嫡长子姬忽（郑昭公）与次子姬突（郑厉公）争位就是一例。姬忽正直孔武，曾在帮助齐国抗击北戎的战争中建立战功，齐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但他辞谢了。大臣祭仲劝他说：“公子这门亲是必须结的。国君宠爱的姬妾很多，你如果没有有力的外援，将不能继承君位。其他三个公子都是有可能当国君的。”姬突之母族为宋国强宗，后来他果然依靠宋国撑腰，迫使姬忽让位流亡。
标准的嫡子，必须是正妻所生的长男。后世一般是正妻无子则庶子中年长者为嗣，但长幼这个年龄指标在春秋战国尚没有后世重要，主要原因也是诸侯国之间的联婚是那时重要的政治筹码，国强则母尊，母尊则子重。楚共王无嫡子，他就不把年龄作为优先条件，而把决定权交给天意。他埋璧于大室之庭，让五个儿子入拜，约定入拜时正好对着所埋玉璧者就是神所欲立的人，结果年幼的公子弃疾当璧。后来弃疾果然弑楚灵王而立，是为楚平王，“当璧”也成为一个有名的典故，为后世常用。“命五宠子”，说明共王不止五子，此五子受宠，或因其母所倚国族势重力强。当然，以楚国为例也许欠妥，因为楚国一向自称“我蛮夷也”，诸多习惯、礼仪不同于中原诸夏之国，早中期立储更是反其道而行之，经常是少子得立，用楚成王时（前671—前626）令尹子上的话说：“楚国之举常在少者。”（ 《史记·楚世家》 四夷与中国不同俗，以幼为贵的做法，至中唐仍间见记述。史思明属突厥种，《新唐书·逆臣传》：“初，思明诸子无嫡庶分，以少者为尊。”而史朝义的标签是“孽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