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些未曾回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里，曾有无数人提出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那些热心的党人们是贮蓄着一大堆现成的答案可以供给你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都难以令人满意。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们从来不曾到过红色的中国啊。

事实是，恐怕没有比发生在那红色中国的一段故事再大的神秘，再混乱的史诗了。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度的正中心，那些中华天朝的红军在那里进行战斗，九年以来，被新闻封锁，和外界完全隔断，其封锁之紧，正同一座石头的要塞一般。一堵由几万敌军造成的活动长城一径围绕着他们，他们的区域是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的。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东南部的茶陵成立以来，没有一个人曾经自愿穿进这堵长城去，再出来写他的经历。

就是最简单的几点，也是聚讼 纷纭的。有一些人竟根本否认有红军这么一回事。他们以为只是数千饥饿的土匪而已。又有些人竟否认苏维埃的存在，以为那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捏造出来的。然而一般红军的同情者，却对于红军和苏维埃极力颂扬，以为中国的一切祸患都唯有靠它来解救。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当中，一般寻求真理的冷静观察者，就得不到真实可凭的证据。这里有一些未曾回答的问题，是凡关心东方的政治和它的剧变历史的人都要感兴味的。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集团，经过一种集中化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训练过而且遵守这纲领的呢？如果是的，那么什么是他们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方面自命其斗争的目的为土地革命，为反帝国主义，为苏维埃式的民主，为民族解放，等等。而南京方面，却说红军不过是由“知识匪徒”所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和“匪兵”。究竟谁是对的呢？或者两方面都是对的呢？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得国民党容纳的，但在那年的四月，著名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乃至无组织的过激知识分子、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都被当时在南京获得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加以大规模处决。自从那时起，要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是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其罪就可以处死，而确实也有上万的人因这罪名而被处死。可是仍有上万的人继续冒着这大险。有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加入了红军，以与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相对抗。这是什么缘故呢？究竟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在逼迫着他们去维持这种自杀的政见呢？究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争执点是在哪里呢？

总而言之，中国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跟别的地方的共产党或社会主义者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相像？而且各人所要问的方面也不同。一个游历家所要问的，是他们是否留着长胡子，他们吃汤时是否会发出啜啜之声，是否在公文皮夹里带着土造的炸弹，等等。至于比较正经的人，便问：他们是不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吗？他们有没有一套彻底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都不是？他们的运动真正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是“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呢，抑或主要是为中国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那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厉害，那么勇敢，而且——各种肤色的观察家都已承认了，就是蒋介石自己的部下也已暗中承认了的——那么无法战胜——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是什么东西使他们那么战斗的呢？是什么东西支持着他们呢？他们的运动的革命根据是什么呢？究竟是怎样的希望、怎样的目标、怎样的梦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难以置信地步的战士的呢？说他们顽强到难以置信，是拿中国的那一部充满妥协的历史来比较而言的。因为他们曾经身历无数的战阵，曾经受过屡次的封锁，曾经遭到过盐荒、饥馑、疾病、流行病，而最后演出了那可永传不朽的六千英里 的“长征”，经过十二个省，冲过几千重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才终于得到胜利，在西北方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根据地。

他们的领导者是谁呢？他们是不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具有热烈的信仰呢？他们是不是一种社会的先知，或只是一种无知的农民，徒然为着生存而战斗呢？如毛泽东，他是南京名册上第一号的“赤匪”，蒋介石曾经悬赏二十五万银圆以求他的脑袋或是活擒他，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那个值得那么大赏格的脑袋里面究竟装着一些什么呢？或者正如南京官方的公布，毛泽东确实已经死了吗？又如那被称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他的生命对于南京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又如那林彪，那个只有二十八岁的红军战术天才，据说他那著名的红军第一集团军是从来不曾吃过败仗的，他又是何等人呢？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此外，还有许多别的红军的领袖，报纸上屡次报告他们已经死了，可是不久之后又重新出现，丝毫无恙地指挥着新的军队在和国民党作战，他们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九年以来，红军对于那些比他们优越得多的军事组合曾经写下惊人的抵抗记录，这该拿什么来解释呢？南京对红军作战，可以利用大工业基地，大炮、毒瓦斯、飞机、钱，乃至近代的技术，红军方面则无一可以利用，却没有被“剿灭”，反而势力逐渐扩张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所用的是怎样的战术？这些战术是怎样被教授的？是谁教导他们的？他们里面有俄国 的军事天才吗？他们的谋略，不但胜过了所有国民党方面派去“围剿”他们的那些司令，而且胜过了蒋介石手下那许多出了大钱请来的外国军事顾问们（当初他们的领袖是曾经做过德国希特勒国防军领袖的西克特将军），这又是由谁领导的呢？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若不支持的话，它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红军在他们的力量已经稳固的区域，已将“社会主义”推行到怎样的程度？为什么红军不曾占有大都市？这证明了红军并不是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在根本上是一种农民的反叛吗？总之，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旧是农民，工业化即使不患小儿麻痹症，总还是穿着婴孩的衣服，要谈“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怎样可能的呢？

又，红军怎样穿衣？怎样吃食？怎样游戏？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律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如国民党所宣传的那么“共有”吗？中国红色的工厂是怎样的？红色的剧团是怎样的？他们的经济是怎样组织的？他们的公众卫生、娱乐、教育，乃至“红色的文化”，又是怎样的？

中国红军的军力有多么强？真如共产国际刊物所夸说的有五十万人吗？若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抓到政权呢？他们的军火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有纪律的军队吗？他们的士气怎么样？据说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一样生活，是真的吗？若果真据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称，南京已经“毁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一九三七年时红军在军事上最有利的西北占到一整块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又将怎样加以解释呢？如若红军果然是完了，那么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中为什么有那著名的广田 第三项，要南京加入日、德的防共协定，以期“防止亚洲之布尔什维克化”呢？红军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吗？他们真要对日本开战吗？在这战争之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真如那著名的胡适博士神经过敏地对他在北平的兴奋的学生所说的，他们那种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一种把戏，在无可奈何之中尝试用以博取公众的同情——就是说，是一班恶化的汉奸和匪类的最后呼声吗？

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前途是怎么样的？它的历史的发展将会怎样？它能成功吗？这成功对于我们会有什么意义？对于日本会有什么意义？这世界上五分之一居民的巨大转变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它在世界的政治上会引起怎样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怎样的变化？它对英、美及其他各国对于中国的巨大投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说实在的，红军是否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中国共产党提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在非共产党的观察家里面，竟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予可靠的回答、正确的回答，或是根据亲身研究过的事实做出的回答，这在初看的时候，似乎是很可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故事，它的兴味和重要性是一天天地增加了，而且一般新闻通讯员也差不多都已承认这是中国唯一的故事。然而我们大家对于这故事的了解实在是少到可怜。因为在白区里要跟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是极端困难的。

在文明的或非文明的社会里，那些头顶上笼罩着死刑威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即使在外国的租界里，南京也放着一个薪俸很高的侦探网在那里工作，其中所包含的，竟有如C.帕特里克·吉文斯（C. Patrick Givens）那么机警的人物。这吉文斯侦察长是从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里主要的共产党人的追捕者，每年他都要逮捕几十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人，年纪大都是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不等，之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里引渡过去监禁或处决。到了一九三四年，南京认为他功劳不小，赠给他一块宝玉勋章，并且赏给他不少现款。外国侦探受南京当局雇用以侦探中国过激青年的，这位吉文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要想对红色的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那里一趟。但我们一向都推诿着“没有法子去”。也曾有少数人尝试却失败了。大家都相信这事是不可能的。人们都以为没有人进到红区里还能够活着出来。这就是许多年来反共宣传的效力，因为在中国，也同在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所有的报纸都受严格的检查和统制。

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个中国的密友，送给我一个关于中国西北政治上出现了惊人局势的消息——后来蒋介石总司令被禁西安，乃至中国历史发生激变，便都属这种局势发展的结果。但是同这消息一起传来的另一消息，对于当时的我是尤其重要的，因为我由此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进入苏区。我当时得到这消息，便不得不立刻动身。因为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能让它错过。于是我下了决心，要尝试去打破那九年来的新闻封锁。

我那一番去，确实是有些危险的，不过后来报纸上报告我的死——说是“被土匪所杀死”——那又未免太夸张了。但是这许多年来，关于红军残暴的恐怖故事，同潮水一般泛滥于那些领受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所以我那一番前去，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鼓舞我。是的，除了带给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的一封介绍信之外，我实在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他。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并不知道。不过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已不知牺牲了多少万人的性命，那么一个外国人冒掉脑袋的危险去探究这事的所以然，还有比这更值得冒险的吗？我也觉得这桩事情是和脑袋有关的，但是我考虑所得的结论是，这个代价并不算太高。

怀着这样兴奋的心境，我就出发了。 Gil7Bjq5fWljLJHq9X7UMi0/tfnVAJ9G/pYHUulTxfK1X6lNA3jCar+wFNYUET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