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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六月初，北平正装饰着春天绿色的花边，它那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柏树，使得紫禁城成了一个惊奇和迷幻的地方；且在那许多凉爽的园子里，人们是绝难相信那些宫殿的光辉屋顶之外，竟还有那劳苦、饥饿、革命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那些生活优裕的外国人，住在他们自己那人口稀疏的蕞尔
之地，享受着威士忌酒和苏打、马上球
和网球，饱食闲谈，无所事事，竟全然感觉不到那大城市的静默绝缘的城墙外的人间脉搏——多数人确实如此。
然而，在过去一年里，就是那北平的绿洲，也已被那弥漫全中国的斗争空气所侵入了。日本人要来征服的威胁，已经惹起了民众的大示威，特别是在那些被激怒了的青年里面。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满是弹痕的内城城墙下，看见有一万个学生在那里集合，都不顾宪兵的棍棒，口里喊着一种威武的合唱：“一致抗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要求！”
当时中国红军企图通过山西，出兵长城，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这消息传到北平，北平顿时起了嚣然的反响，以致一切防卫的机关都无法遏绝。这种有些近乎狂妄的出兵，被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开了十一师新式精锐部队所阻止，这可阻止不了那些爱国的学生，不顾下狱甚至被处死的可能，群集到街上去喊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救中国！”
有一天半夜，我爬上了一节破烂的火车，身上稍稍有点儿不舒服，可是心里非常兴奋。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我前面摆着一条探险的旅程，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古光辉时间上相隔数百年、空间上相距数百英里的地方：我是要到“红色的中国”去了。而所以“稍稍有点儿不舒服”，则因我身上接种过了一切种类的疫苗之故。倘有人拿我当时的血液到显微镜下去检查一下，便可看出里面有一个异常庞杂可怕的队伍，因为在我的臂上和腿上，我已把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疫苗都注射过了。这五种病症，在当时的西北正流行着。而且据惊人的报告，新近陕西省内还蔓延着腺鼠疫，这种疫病只在地球上少数几处地方成为风土流行病，陕西便是其中的一处。
我的直接目的地是西安——就是“西方平安”的意思。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从北平向西南须得两天两夜倦人的火车，那里便是陇海路西端的终点了。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再向北进入占着所谓“大西北”中心的苏维埃区域。在西安北面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洛川，在当时就是陕西苏区的起点。凡在洛川以北的，除了沿公路的几个地段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一切都是红的了。粗粗画起界来，则南至洛川，北至长城，为陕西苏区的南北两极端，东西则各以黄河为天然的境界。原来那条泥泞的大河从藏区流出，向北通过甘肃和宁夏，越长城之上而入内蒙古的绥远，然后向东漫行了许多英里，这才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成了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常要作灾的大河的这个河套里——所占地面为陕西的北部、甘肃的东北部及宁夏的东南部。这一区域，跟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恰好相符。真可说是历史上的一种奇异的重演。因为数千年之前，中国民族之最初形成和统一，也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在火车上观察着我同行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垂着一绺白胡子的容貌颇好的老者，坐在对面啜着苦茶。一会儿，那个青年跟我说起话来，先是谈了一些通套，后来就自然而然地谈到政治上去。我发现他的妻叔是一个铁路上的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费票坐车的。他当时是回他四川的故乡去，说他离开故乡已有七年了。不过他说他此番回去不知究竟还找不找得到故乡，因为据说有土匪在他故乡邻近一带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不，我是说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称红军是‘赤匪’或‘共匪’的。”
“可是你得知道，那些当编辑的人不得不这样称呼他们，因为南京命令这些人这样做，”他解释说，“这些人要是称他们为中国共产党或是革命党，那就证明这些人自己也是中国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地方，大家对于红军不是跟对土匪一样害怕的吗？”
“这个嘛，也要看是什么人。有钱的人是怕他们的，还有地主、官吏和收税人，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农民还要欢迎他们。”说到这里，他有些顾忌似的对他隔壁坐着的老者瞟了一眼，因为那老者正在留心地听他说话，却又装作并不在听的样子。
“你看，”他继续道，“农民都是愚蠢的，他们并不懂得那些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所说的话都是当真的。”
“那么红军所说的话都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地方禁止盘剥，禁止鸦片，将那里的土地重新分配。所以你看，他们跟土匪确实不同。他们的主义是不错的。可是他们都不是好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说到这里，那白胡子的老者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用着十分心平气和的样子，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他们是杀不够的！”我和那青年听见这话，不觉大吃一惊地看着他。
不巧火车已将近郑州了，我在那里须得换车上陇海路，因而不得不中断我们的讨论。可是自从那时起，我心里一径疑惑着，不知那一位孔夫子模样的老人，是凭着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说头的。第二天我整天在火车上，也一径在猜疑着这个问题。其时我坐的火车已是一种很舒适的新车辆，不过在河南、陕西两省地面的那些怪异的黄土山上爬行得很慢，及至许久，才算滚上了西安的那个新近建造的美丽车站。
一到了西安我就去拜访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在两年以前这位杨将军在那些未被红军管辖的地面，便是一个唯我独尊的“皇帝”。他本是土匪出身，后来经由中国许多能干领袖都会走的那条终南捷径得到了权位，据说也同是经由那条康庄大道照例发了大财。但是新近以来，他已不得不把他的权力跟西北其他一些大佬去分了。因在一九三五年，那位向来统治中国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带了他的军队到陕西来，做了那一带地方红军的最高“征剿”者——就是国民政府“剿匪”军的副司令。而为监视这位少帅起见，又来了蒋总司令的亲信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主席。
这一班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之间，权力是平衡得很精密的。至于他们的背后，当然都有那可敬可畏的蒋总司令在那里牵线，因为他自己要伸张他的权力到西北去，所以运用叫他们自相排挤的单纯手段，不但要肃清那在挣扎中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并且要把老杨虎城和青年张学良的军队一起解决。
这是一本政治、军事大戏剧里面的三幕戏，蒋介石分明有成竹在胸，且也只有他自己懂得那其中的策略。殊不知他是估计错了，同时进行上也不免过分操切，又未免把对手看得太笨，因而几个月之后，就演出了蒋介石西安被劫的一幕，他竟同时做了他们三方面的阶下囚！关于这惊人的一幕，以及它如何把中国的历史开导到新的方向去，且等我后文详述。
我是在一所新近造成的石头大厦里会见杨将军的，据说那是花了五万元钱所造的。可是他在这所包含许多房间的大厦——就是绥靖主任的官舍里，却是孤零零一个人住的。原来杨虎城也同这过渡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因为有两位夫人而负担着家庭的不幸。他的第一位夫人是他青年时娶的三寸金莲的女子，是他父母在蒲城给他配的亲。第二位夫人则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人，年纪很轻，容貌也好，已经做了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挑选来的。据当地的教士们说，似乎当杨将军辟置他的新家庭的时候，两位夫人都曾向他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她们彼此间互相嫉恨，因为她们都替他养过儿子，都有权利做他合法的夫人，于是她们都不肯搬到那石头大厦里去住，除非另一个不住在里面。
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这样的事情是很简单的：最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离婚或再讨第三位太太。可是杨将军还下不了决心，因而他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不过他这种两难的局面，在近代的中国也并不算绝无仅有。当蒋介石总司令和那位富有的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宋美龄女士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难局，解决的办法是拿年金给予那两位旧式的夫人。这一种解决办法，是大得一班一径替他灵魂祈祷的教士的赞许的。然而仍旧有许多中国人，对于这种由西方输入的新思想要皱眉头。至于杨将军，他既已自拔于一般民众之上，对于自己的灵魂怎样处置的问题，大约是不如对于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
而且我们不可假定杨将军因从前做过土匪，就不应该有做领袖的资格。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人青年时做过土匪，往往就表示他有强毅的性格和志气。你如果拿中国的历史来翻一翻，就可以发现中国有好些极其能干的爱国义士，都曾有一段期间做过著名的土匪。事实上，有多数罪大恶极的匪徒、流氓和汉奸，虽则往往要利用一个老实的匪徒做自己的爪牙，却大都拿恭敬的容貌、孔子格言中那种腐烂的伪善以及中国经典中的教士愚民术做了护身符，以渐渐得到权位。这种情形，到现在也还是差不多的。
杨将军在大多数外国教士当中，名誉一向都不好，足见他总还算不得一个真小人。拿他的革命历史说起来，他的身份是一种粗暴的农民，他从前或许也曾有过高远的梦想，要在他的世界里造成一个大大的变化，但是他一旦得到了权位，却没有找到一点儿办法，听了周围那班他所雇用的人的劝告，便慢慢觉得疲倦，觉得混乱了。不过他即使有过这样的梦想，也不见得肯对我推心置腹。他不愿意跟我讨论政治的问题，便很客气地派了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到城里各处参观。当我又去见他的时候，他恰巧害着很厉害的头痛和风湿症，所以在他深陷种种烦乱的情况下，我自不便坚持要拿些恼人的问题去向他提问。相反，我对于他这种两难的处境，是十分同情的。因此，在一段短时间的访问之后，我就很识相地告退了，打算去找那可敬的邵力子主席，向他去找寻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了我，当时我从西安满是灰尘的街道的酷热之下走进来，觉得那里颇为凉爽安适。
我在六年之前曾经见过他，他那时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我曾因他的助力得以一度拜访总司令。自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很深的教育，现在蒋总司令是把省主席的荣誉职位赏给他了。但是可怜的邵，也同其他许多高级文官一样，他的权力并不能越出那省会灰色的城墙之外——城外的地盘被杨将军和张少帅分了。
有一句话说起来也许要得罪人，就是，这位邵先生自己一度做过“共匪”。事实上，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始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对他十分苛责：因为在那些日子，做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而且没有人十分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只晓得所有的漂亮青年都是共产党罢了。后来邵先生就脱了党，因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他已十分明白做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那是要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先生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此就再没有显示过信仰异端的形迹。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已经留下不多。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罢了。”
“那么战事还在继续吗？”我问。
“不，现在陕北没有什么战事。红军都到宁夏和甘肃去了。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方面取得联络。”
他把谈话移到了西南的局势。因为当时那些反叛的军长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他认为中国应不应该和日本开战。他反问道：“我们能战吗？”于是，那位身为佛教徒的主席便将他对日本的意见对我照直说了，却叫我不要拿去发表——凡是国民党的官吏跟你说起对日的意见，照例是叫你不要发表的。
谁知这一次访问的几个月之后，可怜的邵就为这个对日战争的问题，跟总司令一起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青年关在一个地点，而那些青年人便不再跟他讲理，也不再肯承认那一句“也许有一天”的答复为答复了。当时他那位娇小的夫人——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并且也是叛党的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则被一些暴动者困在一个角落里，奋勇抵抗着他们的逮捕。
可是当我们那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并没有泄露出一点儿预戒，而到了我们的意见交换到几乎可以达成共识的时候，就到了我该告别的时候。当时我所要知道的事，已从邵力子那里问到了。他已证实了我在北平所得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争确已暂时停顿。因此，如果有了相当的准备，要到前线去看看已属可能了。我于是就着手做起种种准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