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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企业家是那种能够制造信仰、持续传播信仰并巩固信仰的极少数人。
“每个细胞的梦想都是变成两个细胞” （弗 朗西斯·雅各布） ，每个生意人的追求同样是阿米巴式的：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直至无穷多和无限大。饥饿感带来的扩张欲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之源，对经营财富的商人阶层更是如此。
饥饿感分为3个层面：一是源自动物本能的物质饥饿，即所谓的“原型力”、元动力。正是这种基于生存、活下来和活得更好、物质上更自由的原始力量，使得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了商业活动，有了“互通有无”的买与卖的交易，进而诞生了一个广大的职业化的阶层：生意人。当下地球上有80亿人口，保守估计至少有几亿人是职业生意人，从摆摊小贩到巴菲特和马云，巴菲特做的是金融买卖，马云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没有贪婪就没有买卖，没有巨大的财富饥渴，就不会有巴菲特的“资本帝国”，同样也不会有拉里·佩奇的“谷歌帝国”。
然而，帝国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缔造的，而是一群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饥饿感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的结晶。
因此，超级生意人的非凡之处就是深悉“己所欲，人之所欲”这个人性常识，并且乐于和善于顺应人性、满足人性、驾驭人性，大家一起把饼做大，一起分饼。任正非多次讲，“钱分好了，管理的一大半问题就解决了”。
二是社会学动力——权力的饥饿感。权力欲既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社会化的产物，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的权力欲望相对更强烈。大学不仅是获取知识、构建思维架构的殿堂，更是培植年轻人的野心、雄心的所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大多数组织包括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大多都是那些接受了更高教育或者良好教育的人。
而科技型的企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多数员工都是知识型劳动者，比如华为的19万名员工，90%以上毕业于国内外一流大学，有6 800位博士生，上千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有强烈的财富饥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更多的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也别忘了，他们普遍还有掌控一个部门、一片天地甚至更大地盘的志向，“权力有一种美学上的吸引力，它令人着迷”。我们说不爱钱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这只是说对了企业管理的基础元素。如果企业不能构建宽阔的事业平台，让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雄心、野心有安放之地，让他们掌控天下的抱负得到施展，那么恐怕钱给得再多，也很难规模化、长期地吸纳和凝聚一流的精英分子们一起打天下。
从数量的角度讲，华为与绝大多数企业相比没有所谓管理人才匮乏问题，在华为从上到下的权力走廊上拥挤着一大批“接班者”、取代者，他们普遍都既有激情又富有才干，同时个性鲜明。这样的结果源自任正非早期独特的用人思想：充分地释放权力与开放权力。这既满足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的权力诉求，又在权力试错与冒险中为华为锻造出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饥饿感的第三个层面为荣耀感。商人们赚到了金山银山，这些在生理学的层面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他或她还是奋斗不止、“贪婪不息”？很显然，财富的多寡已经超出了财富本身，成为有心理学意义的精神符号，成为身份和地位的价值符号。正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对于大多数富人来说，富有带给他们的主要乐趣就是炫耀财富。如果他们看起来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财富的决定性标志物，这种财富就算达到了极致”。
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智慧动物，从一出生就被置于伴其一生的各种各样的比较框架中。比较会激起一个人的进取心、竞争意识，也会导致嫉妒与构陷滋生，带来成就感与挫败感。但正是无处不在的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比较，才不断推动着社会的进化、个体的进步、企业的扩张和生意人的雄心勃勃。
对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来说，比较不仅体现在当下的结果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能量的较量上，企业家不仅自身要充满对所从事事业的荣耀感与激情，而且要在整个组织中构造一种“荣耀感的互相助长”。当一群人、一大群人把财富创造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时，超越他人应该仅仅是时间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做生意人？
首先，做生意是谋生的工具；其次，它是权力表达的另一类形态，满足了人的掌控欲望；最后，它也是人生舞台的道具。人人生而为演员，角色大小不同而已。人生就是一部舞台剧，或威武雄壮，或悲凉凄苦，或平淡无奇。大幕拉开，生旦净末丑齐出场，大幕合上，又殊途同归，所谓的事业、所谓的人生都是过程。
20年前，我和一位企业家讲了上面这些话，对方猛拍我的后背，说：“讲得对！既然如此，倒不如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看开、看透、看淡之后不是悲观、不作为，而是放下包袱，卸下心魔，无所畏惧地进行自由创造。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但是，既然是舞台剧，而舞台是有边界的，“剧”是有程式的，那生意人也得有边界意识，有规则和范式。简而言之，要做本分的生意人。
什么是本分的生意人？在商言商。
一个人赚了很多钱是不是就代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从而要无所不为？当然不是。做科学、搞艺术、从事政治等都是职业，做生意也是一种职业，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难以做到真正的职业化，做一行专一行也不见得有真正的大作为，更何况思维大开花，对什么事都去染指、都去居高临下地下断语？
我们的生意场这些年冒出了一批成功的商人，也同时冒出了一些“在野的”、戴着企业家桂冠的多元人，他们既是品酒专家也是艺术鉴赏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时评家，等等。总之他们在各种论坛、各类社交场基本都是那种声音最大或次大的少数人。但这好吗？
不要想着包打天下，不要总是指点江山，做一个合格的纳税人，带动更多的大众就业，足矣！
我强烈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叫作《反社会的人》，看看今天的德国商人们和那些套利型超级生意人是怎么处事、处世的。有一位中国的企业家讥讽道：“我们和人家相反，有些老板刚吃了肉，出门还要在嘴上抹一层猪油，招摇过市。”这讲的显然不仅仅是炫富啊。
做本分的生意人的第二层含义是守法经营。
不能不承认，过往的40年中国充满了机会，大机会时代也应运而生了无数的机会家和冒险家，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他们大都有一部血与泪的创业史。倒下的是历史，活下来的也是历史，都值得后来的生意人和企业家们铭记、反思和警醒，更何况整个国家已经跨过了经济的原始积累期，告别了非理性主导的“淘金时代”，我们正在艰难地走向市场化、法治化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生意一定是难做了，首先暴利不再有或罕有，其次政策导向的“运动式发财模式”已经成为过去时，还有“牌照经济”快速退出生意场，更重要的是监管日趋规范和严厉，这个大背景决定了今天的生意人和企业家们必须有更强的使命感、更成熟的资源整合能力、更出色的管理水平和更高的法律意识。
比如互联网，20年前是只蚂蚁，现在进化、异化成了老虎，你会突然发现，从欧洲国家、美国到中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警惕性盯着、包抄着这只老虎，欧盟颁布的隐私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一个布满荆棘的竹笼，对数据的收集、保管、分类和应用有极其严格的法律限制，“数据为王”的互联网逻辑恐怕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还有美国对电商假货的打击、中国对网络信息的严格监管等，都在释放一个异常清晰的信号——野蛮生长的互联网文化在快速远去，“戴着镣铐跳舞”将会成为新常态。
这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潮流。
生意人遍天下，但企业家罕有。卓越的企业家是那种能够制造信仰、持续传播信仰并巩固信仰的极少数人。
信仰是由使命、愿景、价值观连接出来的一整套的精神与文化体系。
何谓“使命”？即，一个组织存在的理由。华为刚创立不久，任正非就以《华为人报》社评的方式明确了华为的使命：客户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当我深入、系统地对华为30多年的发展史进行复盘时，一个至为深刻的感悟是，华为有今天的世界级成就，其根本就在于对企业使命、对自身存在理由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几近疯狂和偏执的坚守。在任正非30多年来上千万字的讲话整理稿和华为常务董事会的无数的会议纪要中，反复出现得最多的词汇是“客户”，是类似“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梦想”这样的话语的各种翻版。
企业的使命就是组织的旗帜，领袖就是旗手，领导者集团就是升旗和护旗队，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升旗和护旗，“响鼓仍须重锤敲”，让整个组织始终处于使命的召唤之下。
与此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使命必须落地，必须转化成个体与组织的一连串行为。简而言之就是，无论是市场、研发、制造还是平台支撑系统，组织的全部体系、所有环节、每一个细胞都必须客户化，组织的所有成本都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客户需求。
华为有今天的世界级成就，其根本就在于对企业使命、对自身存在理由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几近疯狂和偏执的坚守。
华为深圳总部有4万人左右，但司机班仅有一百多人，公司所有的高管包括任正非都没有专职司机，上下班大都是自己开车。有些到华为参观的民企老板对此不解：华为在乎这点钱吗？我的解释是，这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企业的成本支出要最大程度地面向客户。这也是一种导向，企业中的服务支持部门是服务于客户还是各级主管？同时这样的做法也避免了中国社会的“司机政治”，许多企业老板的专职司机被员工私底下称为“二掌柜”。当然，华为这种做法并不新鲜，西方绝大多数企业也很少有为高管们配备专职司机的现象。
何谓“愿景”？愿景是一个组织关于未来发展的期许，也即组织的阶段性理想。华为前30年的愿景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这也就定位了华为要在人与人的信息联结方面持续发力。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期即设定华为愿景的1997年，华为关于未来的灯塔和方向的组织性的设计还是不够宏大和霸气，字句间透着行业跟随者的味道，而不像它的创始人那样牛气冲天：20年后全球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这句话喊出于1992年，当时华为成立不到5年，这句“打肿脸充胖子”的豪言壮语并没有被华为文本化，但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有一位华为资深前高管说：“事实上我们没多少人记得住纸上的华为愿景，但我们都记住了老板吹的牛：20年后……”
20年后的2016年，华为已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之一，华为为它的十几万名员工设定了新的愿景：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位势变了，新愿景的每个字都充满霸气。
卓越企业家的人格结构都多多少少嵌入了堂吉诃德的精神元素——堂吉诃德创造了一个世界，乔布斯创造了一个世界，埃隆·马斯克创造了一个世界，任正非和马云也各自创造了一个世界。只不过堂吉诃德永远生活在幻想世界中，而一流的企业家既要正视现实还要善于做梦，要能够用梦想去感染追随者、牵引追随者，并进而用一群人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新现实，打造一个新世界。
但无论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还是现实中的乔布斯、拉里·佩奇、任正非，他和他们的追随者首先得选择相信“我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这件事值得一群人付出青春甚至生命。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它具有不可论证性，你得肯定甚至仪式化地宣誓“它是存在的，可实现的”，你只能在Yes （是） 或No （否） 之间做唯一选择。选择了Yes，大家一起激情四射奔未来。选择了No，信仰不同而不相为谋。
任正非和马云都说自己是阿甘不是没有道理的。阿甘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偏执的小人物，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英雄、体育明星和成功的企业家。
编 辑：张严之skyegaig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