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铜器雕塑艺术、铸造工艺是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冶金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金属冶炼与金属器物的制作、使用是人类社会由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从考古学上说，在新石器时代之后，出现过一个以红铜使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即金属器物的发明时代，有人称之为“铜器时代”。实际上，在出现铜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石器的制作、使用仍占主导，故而一般称此时期为“铜石并用时代”。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只能肯定西亚、北非和欧洲曾有过铜石并用时代。在铜石并用时代之后，即是“青铜时代”，亦即以青铜作为制造器具、武器原料的阶段，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如爱琴海周边地区、中亚地区，以及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的青铜时代都是奴隶社会的繁荣阶段。
中国的青铜时代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大致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至公元前五世纪为止，约一千五百余年历史，大体相当于史书记载的夏、商、周、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青铜器从简单到繁复，由一些小型工具发展到造型美观、纹饰精细、铭文丰富的大型礼器、乐器、兵器等，工艺不断进步，成为上古艺术品中的精华，是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发展状况的珍贵文物。
青铜器一般以具体用途分类。兹将几种主要的器物简介如下。
第一类是食器，包括炊煮器、盛食器、取食器，如鼎、鬲、、簋、簠、豆、敦等。
鼎，用于盛鱼、肉的炊器，亦可用于煮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锅。多为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正方形或长方形四足者，为青铜器家族中著名的重器。现存最大的鼎是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后母戊鼎，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长一百一十二厘米，宽七十九厘米，重八百三十三千克。其他如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都是著名的国宝。秦汉后，鼎渐渐稀少，战国至汉有以鼎为量器者，宋至明、清，仿制上古三代器物较多，改用黄铜或杂铜铸各色鼎，用途也改为祭器，明、清时又演变为香炉一类的器物。
鬲，与鼎同为一类的另一种烹饪器，但构造上腿足中空，以使煮水易热。铜鬲的造型源自新石器时代的陶鬲。绝大多数的鬲作圆体，方体存世的仅数件。
甗，蒸食物用的炊器，似今日之蒸锅。分上、下两部分，上置食物，下放水，举火煮水即可蒸熟食物。其实际上是甑与鬲的复合体。甗分圆体、方体两种。
簋，盛黍、稷、稻、粱之器具，类似今天的碗。基本造型是侈口、圆腹、圈足，双耳、四耳或无耳。亦有方座簋、带盖簋、三足或四足的簋。始于商中晚期，衰于战国。存世数量仅次于鼎。
簠，亦为盛黍、稷、稻、粱之器，较之簋，口更大，作长方形，有盖（实际上与器身造型、大小相同），盖、身合上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形制的两器。
豆，《说文解字》说它是“古食肉器也”。据《诗经》及《周礼》，知其可能是盛食肉糜、小菜、调味品一类的小器具，类似如今酒席上的小碟。基本造型是上盘、中柄、下圈足。形制源自新石器时代的陶豆。
敦，类似球形或西瓜形的盛器，盛黍、稷、稻、粱。腹圆、二环耳、三短足、有盖。
第二类为酒器，包括饮酒器、盛酒器等，如爵、角、卣、尊等。
爵，一般也作为饮酒器的统称，专名的爵则指一种可饮酒兼温酒的器具，作用类似今天的酒杯。其基本形状为深圆腹，前有流，后有尖状尾，又有两柱，腹下有三锥形足。源于陶爵。始于商早期，衰于战国。与爵形制相似的还有角，只是角无流无柱，亦为饮酒器，且容量较大。最早出现的青铜饮酒器是觚，长颈细腰，上如喇叭口，下若高圈足。
卣，盛酒的器皿。似壶，但有提梁（少数无提梁）。基本为椭圆体，偶见方体卣。
尊，酒器可统称为尊，专名的尊则指容酒备斟的一种器皿。基本形状似觚而较肥硕，口部亦大些，似今天的盂。也有方尊、鸟兽造型的尊（如象尊、羊尊、虎尊等）。
方彝，高方身，有盖，盖似屋顶，腹有直亦有曲。
觥，即兕觥，是一种造型奇特的酒器，体或椭圆或方，圈足或四足，有流、盖及把手，特色在于盖，多作兽首形。
其他容酒器尚有壶（长颈）、盉（可调酒）、罍（可酿酒）、瓿（可装酱）等。
第三类为水器，包括盛水、注水器皿，如盘、鉴、盂、缶等。
盘，盛水的盘子，圆形、浅腹、双耳（或无耳），下有圈足（或三足），某些盘还有流。盘与匜通常配套使用，匜的作用是舀水供冲洗之用，其状似水瓢。
鉴，是盛水供照容用的大盆子，大口、深腹，有二耳或四耳。大鉴可沐浴。
第四类为乐器，系青铜礼器中的重要部分，用于祭祀或宴飨，包括钟、铙、钲、鼓、
于、铃、铎等。
钟是最重要的乐器。可分甬（上端有长柄）、钮（顶端圆或方）、镈（顶端有扁环或小兽造型），分别是侧悬或正悬击之发声。频率不同的钟，可以大小依次排列。数件或十数件一组的钟称“编钟”。湖北随州市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一组编钟，达六十五件，居世界之冠。在隋、唐、宋、元时期，铜钟多见于寺庙。明、清时铜钟复增多，体大，圆顶，正悬钮，覆莲纹。
铙，打击乐器。以槌敲击，以手执，亦称“执钟”。
钲，似铙、钟，但狭长，有长柄。盛行于春秋时期南方诸国。
鼓，用于战斗指挥，亦用于乐舞、宴会中，呈圆形，由鼓面、鼓体、鼓腰、鼓足等部分组成。先秦铜鼓极罕见，一件是流落于日本的商代双鸟饕餮纹鼓，造型奇伟；另一件一九七七年在湖北崇阳出土，略小于前者。大量铜鼓发现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间稍晚。
第五类为兵器，如戈、矛、刀、剑、戟、钺、弩机、矢镞等，系实战使用的武器，出土数量较多，著名者如越王剑等。
第六类为车马饰，如辖、衔、当卢、轭、銮饰、马冠饰等。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车马坑、秦陵铜车马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实物。
第七类是农用器具，包括铧、犁、铲、锄、镰、锛、斧、凿、削、锯、锉、锥、钻、钓等。
第八类为货币。我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有金属货币产生。早期有布币、刀币、圆钱、铜贝，秦统一六国后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汉武帝时铸圆形五铢钱，唐武德年间通行开元通宝，此后各朝金属货币形制大抵相同。
第九类是铜玺印、符、节。我国的印章艺术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商代晚期已有了铸有文字的铜玺印，春秋战国后开始广泛使用。符是传令或调兵的凭证，一符从中剖为两半，有关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须两半相合方可证明传令不虚。符多作动物形，如虎符。现存最早的铜符是战国时期遗物，如秦杜虎符。节为通行凭证，如鄂君启节，共两组十枚，合拢呈竹筒状。节上有铭文规定通行路线、车船数目等。
第十类为度量衡器，如商鞅方升、秦铜权（高奴禾石铜权），以及洛阳金村出土的铜尺等。
第十一类是铜镜，系照面容用具。它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墓中已有发现，战国时大量发展，常伴有纹饰与文字。珍罕的是西汉的透光镜。东汉至魏晋出现了浅浮雕的画像镜、神兽镜。唐镜制作更加精致。清以后，铜镜渐被淘汰。
除此之外，青铜器尚有灯、带钩、耳杯、案、博山炉、熨斗、刁斗（鐎斗）、扣饰等杂器。
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金属制品，是已有六千多年历史的黄铜饰片，出土于陕西临潼；而出土于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铜刀，据研究是最早的青铜器，系锡青铜，制造时间距今约四千八百年。
商代早中期已有了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青铜铸件工业。早期作品，如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两件兽面乳钉纹大方鼎，鼎上大下小，但纹饰布置巧妙，并无重心不稳之感。此时的器物无衬底花纹，一般花纹均单层平面展开。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造型和纹饰规整对称，纹饰由单层发展为三层，多以阴线、阳线，阴面、阳面，线面兼用及浮雕、圆雕等形式来表现。铸造技术一丝不苟。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王室器物减少，各诸侯国器物占主导地位，“礼崩乐坏”反映在这一时期礼器制作上是工艺渐趋于粗疏。但是，某些器物从铸造上讲仍是非常瑰丽精致的，代表作首推大克鼎。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铁器的使用，青铜时代逐渐结束，青铜器的铸造进入了更新期。这门古老的技艺渐渐褪去了神秘的光晕，风格变得清新写实，并出现了嵌错、刻划、镏金、蚀刻等表面装饰工艺。这时期的精彩之作，如莲鹤方壶、牺尊、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四龙纹镜等，都各有特色。
秦王朝为时虽短，但从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看，其结构复杂，制作准确，融青铜制作的各项先进技术于一体，可推测当时拥有相当规模的铸铜业。
汉代钢铁冶铸技术、髹漆工艺发展很快，但是铜制品以其独有的特性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铜器品种除先秦已有的容器、乐器外，实用器皿大量增加，如灯、炉、奁、熨斗、壶、洗、镜、带钩、铜玺印、钱币等。容器素面的居多，皇室器物多镏金、错金银。长信宫灯、牛形铜灯、透光镜、错金博山炉、滇王金印（用失蜡法制成）、贮贝器等器物为此时代表作，绝世佳作还有“马踏飞燕”、张胜将军合葬墓中一百二十六件一组的铜车马仪仗队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兴起。西晋早期的铜佛像受东汉末年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在创作上流于形式，比较呆板。而到南北朝时，中国艺人已在作品中糅入了自己的审美和创作思维，塑造出来的佛像显得既圣洁，亦有感人的魅力，是有血有肉的形象。在南朝帝王贵族墓前，有许多护墓的石雕神兽，而存世铜雕中亦有类似的小型辟邪出现，造型非常夸张。
隋朝也大力提倡佛教，并使之与道、儒并重。这一时期造像之盛超过南北朝。当时有高达数丈的大铁佛，而金、银、铜佛则是小型器物，以利于携带或室内供奉。从存世作品看，这些小铜佛秀骨清相，温婉俊逸，当以失蜡法铸成，较之南北朝更精致准确。
唐代的铜雕堪称形神兼备，气度恢宏。因国力强盛，据记载，当时曾以铜、铁铸天枢，高达三十五米，上有蟠龙、麒麟、铁山、承露盘等；又铸九州鼎，高六米（或四点七米），上有各州山川物产图形。从存世作品看，唐代仍以宗教造像、铜镜为大宗铜铸件。如观音雕像，轻灵流动，不回避对人体曲线美的塑造，尽力显其婀娜多姿的美态，其对手势、衣着的表现无不令人赞叹。
五代十国时期，随着禅宗思想的兴起，在佛像塑造方面有了较多自由发挥的余地，比如，在观音造型上，出现了松弛自然的新风格。
宋代曾在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用铜铸造了千手千眼观音立像，高达二十二点五米，为留存至今的金属造像巨作。另外，宋代开始仿造商周青铜器，质量上乘。除人物造像、器物外，尚有大型动物铜雕，即现存四川峨眉山万年寺的普贤菩萨所骑六牙白象，躯体雄伟，气度不凡。小型实用铜铸件中也有精彩之作，如蛙形水注，造型朴拙可爱。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时期，工匠地位世袭，其艺术创造性难以发挥，在造像铸造中，初期尚有一定成就，以后则陷于僵化。从总体上说，元代的铸造艺术要逊于汉、唐、宋各代。元代的造像不少都是藏传佛教的梵式造像，如故宫所藏铜镏金文殊菩萨像。另外，由于忽必烈重视天象历法，特成立专门机构——太史局，铸造天文仪器，在郭守敬等的设计下，铸造了简仪、浑仪，代表了当时世界上仪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明代手工业日趋发达，工匠虽亦世袭，但有较多自由。科技方面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宣炉博论》《宣德鼎彝谱》等著作问世。实物成就如武当山金殿，建于永乐十四年（公元一四一六年），是我国铸造水平最高的一座大型铜铸建筑。其中供奉有真武帝君造像，熔铸质量极佳。上海博物馆藏有用失蜡法整体铸造的明文殊菩萨像，虽系一次铸成，但手指、装饰、毛发等非常精致准确，是失蜡铸件中的精品。其他器物尚有宣德炉、故宫铜狮、北京钟楼上的永乐铜钟等，都是佳作。
清代的铸造艺术，在技术上有所发展，做工纤巧精致，不惜工本追求繁复精细。在乾隆时期之前，创作上大体承袭明代风气，而在此之后，逐渐走向繁复的境地，反而显得纤弱，不够大气。宗教造像仍是大宗，北京雍和宫、河北承德及甘肃、内蒙古等地都有保存。皇室专用铸件不少，如鼎、炉及龙凤、龟鹤、狮象、麒麟等，在北京故宫、颐和园留存不少。乾隆年间（公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铸造过铜钟及一套金编钟。民间制品如大肚弥勒佛、骑驴天官像、十八罗汉、如意、带钩、书镇、铜玺印等，以品种丰富的小件为主。当时还出现了伪冒商周青铜器的不良风气。
清末，西方雕塑风格与技术传入，但由于时局影响，铸造工艺处于不景气状态，留存佳作少，大型作品更少。主要是神像、法器、小工艺品、日用器皿及仿古伪器等。
铜器铸造技术若从采矿开始算起，历史非常悠久。铜矿的识别、开采、冶炼也是文明史上的重大创举，而这些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加工工艺的发展。
中国的冶铜技术大约起始于仰韶文化，对含铜玉石的火试可能是采铜术出现的契机，但在铜石并用时代，采铜和冶铜的规模都很小，或包含了一些偶然因素。而在青铜时代，矿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分工很细，从采矿到筑炉冶炼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以泥范铸成的，从泥料选取与制备、制模、翻制范芯直到熔化与浇铸，都有相应的难度，特别是铸造纹饰繁复、器型巨大的鼎、卣时，都要有相关的技术支持。而铭文的铸造更为复杂，可能在铸件设计时，已将铭文内容、形式（阴或阳）及所在部位安排就绪。对于阳文，可直接在铸型（范或芯）上阴刻，多为反书。对于阴文，则用铭模制活块嵌入铸型中铸出。
合金配制是另一个与铸造工艺同样重要的关键问题。先秦时期已认识、应用了金、银、铜、铁、锡、铅、汞等金属和半金属，尤以铜、铁为重，这些金属互相配制使用，如青铜合金的成分主要为铜、锡、铅，但在比例上有一个探索过程，最终得到了最佳实用效果。
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青铜工艺由单一的以分范合铸为主导的铸作，改为浑铸、分铸铸接、模印纹饰等多种金属工艺综合运用的方法，形成了新局面，也使青铜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同时，失蜡铸造与叠铸工艺更加繁荣，适应了既精美又量多的生产特点。
青铜器纹饰是青铜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汉后期或东汉时，铜器表面往往不用纹饰（即素面），带纹饰的器物集中在商周，且以商周最为著名。我们说商周铜器有一种狞厉之美，神秘、威严、精细，很大程度上是指其纹饰。
商周器物纹饰的这种特点与其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祖先神灵有关，也与图腾崇拜有关。纹饰内容有时同器物用途有很大关系。祭祀场面的肃穆，观念上对神灵的尊崇，必然使得纹饰趋于神秘，令今人看去有触目惊心之感。而到了奴隶制度开始瓦解之时，纹饰便开始描绘现实生活，如狩猎、宴乐、攻战等，从神秘、威严的气氛中脱离出来。
商代不仅确立了文字制度，产生了文字体裁，而且形成了规范而有法度的书法形态，大量甲骨文、金文的出现即是有力的证明。
金文是商代书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从字形、笔势、章法上看，金文较甲骨文更多地显出有意味的创作特性。
殷商时期金文字数较少，大字仅见一二字，较小的字体亦仅十数字，通篇气势和整体书风难以有效表达出来，但结体疏朗圆畅、端严庄硕，属于雄健型。关于金文，另有专书收录，本书着重其图纹，包括族徽式的象形文字，字数少，图像意味足，为今人所激赏。到了西周，金文数量增多，步入了文字书写的形式美与装饰美的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