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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诸多变化，特别是文学的文化学转向，关乎文学自身的合法性，也同时涉及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走向的调整，值得古代文学研究者重视。以下笔者拟从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原因、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带来的文学边界问题、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不足及对策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一般认为其重要诱因之一是对传统文学史研究模式的不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以千计的文学史编纂实践，逐渐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四大条块为演绎对象的较有系统性和可供重复性操作的研究模式，可简称“四分模式”，如加上“时代背景”，则可称“五分模式”。它们形成了顺序固定的“一套由时代背景的研究出发，然后去看作家的生平思想，由作家的生平思想再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由思想内容再去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模式”
。不惟如此，它还总结出一整套固定的评价词汇。如论诗人，多使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论诗歌艺术，多使用“情景交融”“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字句奇丽”“手法多样”；论小说艺术，动辄即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曲折的情节”“个性化的语言”。毋庸置疑，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典籍，这套结构和词汇模式给我们顺利进入文学史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取得过不少成绩。但是，将文学研究简化为几条定律，简化为按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程式填写的“文学表格”，到头来我们除了不断重复这几条定律或常识之外，恐怕对研究对象个体的复杂性不会有太多了解。葛晓音先生就曾幽默地说：“不少论文在分析某个作家或者某个时段的作品时，并不是没有感受，但是分析时，使用的仍是一些很一般化的概念，如移情、象征、情景交融、心物关系，还有用词的数量、性状等情况的统计。这当然是一些最常用的绕不过去的术语，但是因为适用于所有的诗歌，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本来不一般的诗歌讲成很一般。”
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文化学的眼光考察文学，以增加文学研究的厚度与广度。相比在纯粹的文学史研究语境中愈来愈难的推陈出新，选择一片无人开拓或较少开拓的领域，至少可以在学术创新性上抢占先机，文学的文化学转向至少在这个层面能提供给研究者一些新的思路和灵感，从研究实践看，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王水照先生曾以宋代文学研究为例，对此现象做过很好的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理路和方法，长期受到“中国文学史”教材书写模式的影响。这一模式不外乎三个层次：叙述文学史发展的脉络，评估重要作家作品，在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其重点又主要落实在从作家到作品或从作品到作家的方法上，其基本理路或可概括为“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研究。作家作品的研究无疑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仅此还不足以对一代文学之规律和特点作出深入的探讨，展示文学发展复杂多样的历史原貌。近年来，学者们普遍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乎为继，因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宋代文学研究界，也随之兴起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的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社交、文学与民俗等，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这条研究理路似可概括为“从大文化到文学”的研究，这是对之前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封闭式研究模式的突破：在时间维度上融入空间维度，以个体为单位转向群体研究，从文本的赏析阐释导向它与更广阔、更繁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探求，这是在近两年的宋代文学博士论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良好势头。
与王水照先生的讲话可互相印证的是，《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和2010年第2期分别组织过“宋代文学研究专辑”，并对后者加了编者按：“新世纪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五年前我刊曾推出过一期‘宋代文学专辑’，集中刊载了该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当时即显现出宋代文学研究兴盛和谐的发展态势。又一个五年过去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宋代文学研究界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材料的挖掘、队伍的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展示出持续发展的乐观前景。与此前相较，宋代文学研究在视角的变换更新与方法的成熟运用上，所得最多，兴起了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文学与民俗等。它们均善于将文学置诸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探究，同时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文学问题，并由此涌现出一批可喜的论著。”
其实，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宋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即使在世界文学研究范围内也具有某种代表意义。如中国文艺理论界近年来关于文学边界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就有不少学者主张“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要“越界”“扩容”并向文化研究“转向”。而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谈到美国大学的文学系现状时甚至说：“（在文学系）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仍然会继续，但只会如今日的古典学系的规模。今日所谓的‘英语系’将会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会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曾经是精英荟萃的主要大学和学院仍会讲授一些有关莎士比亚、弥尔顿及其他名家的课程，但这只会在由三四位学者组成的系里讲授，这些学者类似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
不过，西方文学的文化学转向，更多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所带来的生活巨变，中国当代文艺学也不例外（同时又受到西方社会文化批评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指向都是当下或未来；而古代文学研究指向的是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历史遗存，同时由于古代作家身份的复杂多样性（往往官员、学者、文人三者合一）和古代文体的丰富性，古代文学并非现代的文学学科体系所能牢笼。因此，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包括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兴盛），除了源于对“从文学到文学”单向研究模式的突破和受到西方社会文化批评思潮一定的影响外，还有着古代文学向自身特点内在性回归的深层次原因。
然而，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紧接着带来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尴尬，即文学的边界在哪里？毕竟现代学术体制的稳定性需要各学科之间有着大体清晰的边界，如此该学科的教育制度、评价标准、研究对象、研究者的身份等级、学科知识的积累等才能够确定，它们形成了一整套的话语权力体系。你要获得这种权力体系的承认，就必须进入和接受这种体制，获得往往以屈从和受控制为代价。表面看来，研究者固然因视野、志趣等不同有可以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在现实学科体制中，各学科之间却壁垒森严，串行者由于无视或模糊边界，未遵循人家的行业规则（如该行业的正规教育、该行业的人脉、该行业固有的研究范式等），即使做出一定的研究成绩，也很难获得被串行业的承认。更为尴尬的是，突破既有边界的“串行”研究，不仅常受到所串行业的漠视，而且在本行业内部也面临着旧有话语权力的压力，常见的警告或评价如：“文学不要为别的学科打工”，“虽然身在文学所（系），但搞的都不是文学”。看来，不仅是古代文学，而是整个文学的文化学研究，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转向关系，还牵涉学科话语权力体系的调整和文学研究者身份的合法性，严重一点讲关系到学者的安身立命，必须予以正视。不少优秀学者都意识到此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试图给予回应，比如赵京华先生就认为：
文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要给文学设立边界，只要不丢弃文学的工作方式和立场，不将文学作为阐释观念的材料，就可以是文学的研究。而文学的工作方式和立场，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不要放弃感性的维度，文学要直面世相，文学理论“要有痛感”（靳大成语）；二是不要放弃对人的关怀，用文学的方式进入人生、打开这个世界；三是文学研究者都受过较好的文本训练，长于文本分析，文学研究要发挥善于分析文本的能力，并扩大文本的范畴，可以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甚至都市等都作为文本来分析。
我们的确不必为文学的文化学转向过度担心，也不必过于紧张是否有沦为“为别的学科打工”和“搞的不是文学”的危险。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它确实如赵京华先生所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远的且不说，1949年后直至上世纪80年代前，我们推崇反映论，即“文学是用语言形象反映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上世纪80年代，在美学、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又一度崇尚审美论，即“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重新关注政治、社会和文化，但这并非是对“反映论”的简单的回归，而是深刻洞察自己过去后的再次前行，它包容了“审美论”和“反映论”的合理因素，并始终处于动态的历史建构之中。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所谓“文学性”不过是某种观念或趣味（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观念）暂时建立起的统治秩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各因素的介入，它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边界，文学的文化学转向在后现代语境中无疑深具合法性。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对后现代思潮持保留态度，而依然维护现代学科体系中强调审美价值的纯文学观念，我们也决不会认为文学只是一具审美的形式空壳，审美的形式里必然蕴含着自然、社会、人之间的对话，蕴含着国家、族群、阶级、社团、个体等复杂的经验，没有文化学的眼光和手段，很难有深度地揭示其中的奥妙。罗时进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借鉴：
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这是应该可以形成共识的。但“文学立场”是否就是以文学家和文本为中心，以文学的审美性阐发为指归的所谓“纯文学”研究呢？相信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对此赞同的并不多，因为这种“立场”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文学家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地域空间、文化思潮、家族环境中的文学家，离开成长与生活的环境以及具体的创作生态，是无法抽象说明某个“文学家”的；二是“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它总是受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形态、商品化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经验中，这种影响尤其明显。另外，所谓文学的审美性阐发往往将“表现了什么意义”的“意义”置于“怎样写作作品”之上，同时对文学表达思维和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文学语境和人文关怀的重视，结果这样的审美性阐发往往成为审美的空壳。作家研究也好，文本研究也好，因为缺少社会文化语境和人文取向而平浅单薄，令人乏味。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研究吸纳不同知识体的学术资源、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另外，由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其实际范畴与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范畴有不少差异，二者既有交集又有不同。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注重作家情感心志的阐释和作品审美性的阐发，是交集之处，而古代作家身份的复杂多样性和古代文体的丰富性，又极大突破了“纯文学”的框架。面对现代学科体制的划分，古代文学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侵略性，它可以越界到“史学”“哲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部分领域；特别是在文献考订、作家年谱、思想史、学术史、科举制度史和作家评传等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中往往有文学研究者的身影，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出的成绩，没有人会认为是在为哲学、历史学或社会学打工，因为我们的研究符合古代文学的实际历史面貌。其实我们和其他学科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以历史学为例，历史学者的重要斩获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地理、职官等方面，而在人物纪传、人物著述以及与人物思想、命运关系密切的文化学（如科举、家族、学术、思想史等）方面，因与古代文学范围相对重合，文学研究者才关注较多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由于自身特色和文化学转向的时代大气候，古代文学会进入其他学科的部分地盘，对此不妨坦然对待。不惟如此，只要以文学为本位，最终落脚点回到文学，最终目的是解决文学的问题，采用任何学科的方法都值得鼓励和尝试，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吸收别的学科之长，力争在其他学科地盘中多划出几块文学的基地来。只要便于说明文学问题，或能够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文学问题，展示文学问题的深度和复杂性，十八般武器皆可使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仅不是在为别的学科打工，而且是在别的学科建立属于自己的基地。这种情况对于文学研究似乎没什么不好。吕肖奂教授曾和笔者合写过一篇关于酬唱诗歌的文章，最初我们的题目是“‘关系本位’中的酬唱诗歌”，探讨诗人之间的三重关系（文学酬唱关系、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带来酬唱诗歌的三个研究向度：酬唱诗学、酬唱社会学、酬唱文化学。后来想想不对劲，酬唱诗学是文学问题，酬唱社会学、酬唱文化学已经不是文学问题而是社会学和文化学问题了。后来我们将题目改为“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
，重点从纯文学维度、社会学维度与文化学维度构建酬唱诗学。纯文学维度力图凸显的是酬唱诗歌独特的本质、功能与意义、审美取向与标准、文学性，建立自成体系的酬唱诗歌理论；社会学维度考察的是社会身份、关系、目的以及社交场合等社会学元素对评判和阐释酬唱诗歌的作用和价值；文化学维度探讨的是酬唱诗歌所负载的礼仪文化及其文化质感与厚度等相关问题。三重维度的相对独立及互补构建，对主要建立在独吟诗歌基础上的传统诗学做了补充和修正。我们初稿的失误在于将社会学、文化学作为研究对象而非方法，要知道研究社会学和文化学，酬唱诗歌并非最好的例证，而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却可以对酬唱诗歌做出富有深度的解释。这篇文章写得虽还不十分透彻，但写作过程却加深了我们对文学与文化学之间辨证关系的认识。它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一切与作家作品相关（而并非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问题都可以是文学问题。揭示作家审美经验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固然是文学问题，揭示历史、地域、家族、党争、科举等因素与作家人格、心态、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是文学问题；探讨作品艺术美的问题固然是文学问题，探讨作品草稿、定稿、出版、印刷、流通、接受过程的问题也是文学问题；研究《西方正典》所谓“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问题固然是文学问题，研究非经典作家和非经典作品的问题也是文学问题
……当然，在旧有学科话语权力尚未被颠覆之前，依然要承认其对文学中心问题（即审美价值）的规定性。某种意义上看，旧话语体系的被颠覆是一个实践和时间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虽然文学在现代文化格局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古董化了，但不影响其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权利。
可以预见，较长一个时期内，旧有的学科体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旧有的话语权力受到旧有体制的保护而依然显得有效。我们务实的态度是承认“旧”的同时开拓“新”的，我们的目的是最终树立这样一种观念：文学的文化学转向——它研究的也许不是“纯文学”的中心问题，但只要它的研究与作家作品相关，它研究的就是文学问题。要之，以作家作品相关论来拓展作家作品中心论，有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弹性发展。
近些年的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虽然出现了不少佳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多如过江之鲫的文化转向型研究者中，成功者却不如想象之多。
这是因为，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显然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性别学、美学、语言学等等，运用哪种就需相对熟悉哪种，十八般兵器样样稀松的话，借鉴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曲解和误读，研究也很容易停留在表面或空洞的议论上，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常识。如受西方接受美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不乏以“接受史”为名的论著。有学者统计，内地和台、港学者近30年来发表各类接受史论文六百余篇，出版各类接受史专著约四十部，著名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接受史日益成为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仅2000—2010年间，就至少有三十篇冠名“接受史”的博士论文，但其往往存在与史料学、研究史、学术史、传播史相混淆的问题，“其中一些低质量的接受史研究就沦为一种不及资料汇编全面的资料的罗列和描述”，给人的感觉是“接受史研究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这种对“接受美学”的借鉴很显然属于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读和曲解。再如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作家与佛教”之类的题目，这类文章论证时多以笼统的佛教概念比附作家作品的有关例证，结论一定是某某作家及其创作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至于佛教的哪些精微义理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呈现于作家思想或作品中，相比其他作家作品其独特性何在，往往不了而了或根本回避。
但是，如果没有严谨的概念界定和适用范围说明，没有对论题独特性的揭示，没有深入的文本解读、分析和理论阐述，而只是随意挪用其他学科的名词以炫新奇，或是重复些大家都感到“审美疲劳”的套话，这样的文章纵然选取了文化学的视角，也还是不写为妙。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数年后，葛兆光先生即洞察到：如果“没有系统而周密的理论准备、没有细致而丰富的资料积累、没有严格与清晰的分析程序”，或者“没有全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确立，又没有整体切入角度的转换，也没有新的论证手段对旧的手段的取代”，仅仅是“几个建立在直觉印象上的词语便在那种情绪与热情的涌动中加班加点地使用甚至越俎代庖地使用，几个令人感到陌生得凛然生畏的新概念则大换血式地或贴标签式地取代了旧概念”，其实“下面掩藏的依然是那些旧面孔”，“这种‘印象式’的研究显然不能把古典文学研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的确，当我们限于学养的浅薄无法系统消化并娴熟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时，我们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其实并未能真正打开或读懂文本，“我们口中玩弄的那些时髦的西方文论新名词其实与我们已经用腻了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等概念并无质的区别”
。所谓的文化学理论借鉴，不过是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或是简单的比附和常识的重复，乃至以大而无当、界定模糊的概念消解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层次性和独特性。
真正成功的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决不是“内容不够，文化来凑；积累不够，文化来补；功力不够，用文化来抹糊，因此倒了人的胃口”
，而是要深入理解文本——不仅需要理解所借鉴的文化学文本，更需要理解所面对的文学文本，才有望对问题做出富有深广度的解释。罗宗强先生就批评过那些因缺少审美能力而把握不准文学文本的研究者：“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分析介绍一个作家，好的美的作品没有提出来，倒是提出了一大堆艺术上并非成功之作。此种现象的一再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研究者缺乏必要的审美素养，看不出作品的好坏，在诗歌审美中尤其如此。诗的鉴赏不从理性开始，而从审美开始。缺乏审美能力，进一步的分析就不可能。”
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学博士、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可以头头是道地对文学作品做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个角度的分析，以证明作品写得如何高妙，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如罗先生所言，作者提出来用来分析的作品却在艺术上并不成功。因此，葛晓音先生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时才开门见山地说：“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
而读懂文本或能够深入理解文本，又需要广博深细的阅读作为基础，特别是需要最大限度地回到阅读原始文献这一层面上来，以积累、培养整体的审美感性体认能力和多方面的知识素养。阅读不深细，不但容易放过文本中隐藏的问题，而且容易对问题泛泛而谈，做简单化的处理，这样很难锻炼、培养出发现问题的敏感度和分析问题的深刻性。阅读不广博，则易孤陋寡闻，无法上下左右关联，治学的格局和器量会受到严重限制，刘勰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的境界自然难以达到。总之，只有勤于阅读，善于阅读，深思精研，博观约取，始能打开治学格局，胸中气象万千，真正进入文本和释放文本的最大价值。
我们越是广博深细的阅读，对问题解释的力度也就愈会显得“深广”。至于如何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实现对问题解释的“深广度”，我个人认为将“定点深挖”与“十字打开”结合起来，也许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所谓“定点深挖”，指对某一对象做竭泽而渔式的专、精、深的研究，它力求按照一定的逻辑原则将研究对象分成若干不同的层级
，对每一分层又力求准确认识和把握，在此过程中，强调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分析，而未必重视与其他对象的联系与比较。所谓“十字打开”，指对某一对象做与其他对象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可以是古今之比，亦可以是中西之比，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以此见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或者由点及面，以小见大，使论题的意义能够纵横拓开，近于佛家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但它对专、精、深的要求相对不如“定点深挖”。
记得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陶文鹏师曾就论文的“十字打开”多次耳提面命：“文学研究不要孤立的研究对象，要有比较，要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史上，横着比，竖着比，才更丰富，才更客观。”董乃斌师也经常教导我要把问题想得再开阔些，如我做家族文学研究的时候，他就适时提醒：“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目标是重现彼时之文学生态和文化氛围，家族文学自应是其中一个方面，那么家族文学与整个文学生态、文化氛围的关系和它们在文学史总体上的位置如何，也就值得研究。”可是基于自身个性和学术兴趣，我仍偏爱“定点深挖”，并做了不少最能体现此种方法的个案研究，即使有时做综观的题目，也总喜就事论事，觉得如此方有可能穷尽材料，说些有把握的话，对宏大叙事信心不足，常常敬而远之。但数年下来，每苦胸怀不广、眼界不阔，自觉苦心孤诣、细微周到的个案成果因缺少纵横的参照系，有画地为牢之虞，亦尝彷徨焦虑，中夜不寐。
近年始能渐具自觉的比较和拓展意识，体悟到“十字打开”的重要性。譬如，人不借助镜子，很难看清自己的形象；不借助外部世界，也很难完成自我的确认
。文学研究若只局限于对象的内部省察，而不与对象之外的事物互相比较或联系，恐怕永远无法客观深入地认识对象的真正价值，所谓的客观深入，更多是一种自我想象。也许有人担心对研究对象之外的事物缺乏足够了解，如此是否能够正确地比较或联系，是否能够真正地小中见大。但铜镜再模糊，也能照出大致的身影，比较和联系允许误差，即使比较和联系不一定非常精确，也能有效凸显对象。何况，既然比较和联系，所选对象通常在文学史上已有共识或定论，借助共识或定论，比较和联系的结果自然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当然，“十字打开”并不一定排斥“定点深挖”，相反，二者可以也应该相得益彰。因为囿于“定点深挖”固然有碍于对研究对象真正客观深入的了解，但仅重“十字打开”，亦可能产生深度不足的弊端，从而流于我们以上批评过的表面化和常识化。美妙宏大的叙事，如果缺少精彩坚实的例证，总会美中不足、大而无当。就像树木不能扎根，再枝繁叶茂也会失去生命力；就像围棋不能做活两眼，再左冲右突亦是死路一条。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多注意考论结合，便有此种考虑在内，即主要以“考”来贯彻“定点深挖”，以“论”来展现“十字打开”，力求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结合起来，做到既能“定点深挖”，又能“十字打开”。这是我心向往之的境界，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实践和提高。吴承学先生为《文学遗产》审稿时曾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在走向偏锋与狭小，这是令人担忧的现象。我还是喜欢大而不夸、小能见大，大气而不浮泛，扎实而不板滞的论文。”诚哉斯言！
黄庭坚曾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又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文学创作是如此，文学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在研究方法上，相信各家有各家的法宝，总之要因人而异，“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那种适合自己并行之有效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