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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宋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相比，无疑要沉寂许多。但从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王水照先生任会长）并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以来，宋代文学研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梯队逐渐形成，研究水平逐渐提高，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丰富、多样、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瓶颈，产生了一些问题，有必要及时总结。笔者曾调查统计过《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文史哲》《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十一种重要学术期刊在2001—2011年期间发表的宋代文学研究论文，以及2001—2011年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专著
，对新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有了一定的认识。以下拟在此认识基础上，对宋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问题及对策做一探讨，希望能为宋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
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可注意者似有两点：文献学研究的走向和大文学研究的走向，简称“两向”。
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走向，主要表现在：一是基本资料库建设成绩突出，继上世纪《全宋词》《全宋诗》先后编纂出版后，总字数逾一亿字、收文篇目逾十万篇、总册数达三百六十册的《全宋文》也于2006年正式出版；而总字数达一千五百万字、收录种数五百多种、总册数达一百册的《全宋笔记》至今已出版过半（全套书预计2015年出齐）；同时，选录宋人别集、总集405种、总册数达108册的《宋集珍本丛刊》也于2004年影印问世，恰与整理本形成互补格局。至此，宋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库已经被完整建设起来。
二是不断涌现学风扎实的文献学成果。考证类著作如《宋人行第考录》《朱熹年谱长编》《宋人总集叙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两宋词人丛考》《宋集传播考论》《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宋代文学编年史》《宋才子传笺证》，尤其是《宋才子传笺证》，分北宋前期卷、北宋后期卷、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五卷，对380余位宋代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做了考证，基本囊括了有宋一代的重要作家，是宋代文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古籍整理成果更是多点开花，不仅一些大家得到更全面或深入的整理，而且一批中小名家也受到关注。前者如《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版）等；后者如《（田锡）咸平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二晏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贺铸）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苏过诗文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陈傅良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戴复古全集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江万里）大忠集新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蒋捷词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至于资料汇评、汇编成果也时有耳闻，如《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以及梅尧臣、苏舜钦、曾巩、秦观、晁补之、张耒、辛弃疾、吴文英等人的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这还不包括数量更为庞大和惊人的普及性选注和赏析成果。
三是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实力派学者，对文献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一些擅长理论思考、思想史或大局判断的著名学者近些年也在文献学研究上投放了精力，像王水照先生亲自编纂了《历代文话》，张伯伟先生投身于域外汉籍的发掘与整理，周裕锴先生陆续有《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苏轼全集校注》问世（目前在做《石门文字禅校注》），朱刚先生出版了《宋代禅僧诗辑考》等。
应该说明的是，文献学的走向在学术期刊中不容易看得清楚。除了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的近三分之一外，文献学研究成果在“十刊”和“著作”中所占份额有限。但不要忘了定量分析永远不能完全代替定性分析，“十刊”都是综合性期刊，或是为了追求转载率或引用率，更欢迎宏观性题目，对文献考证类文章有一定的拒斥性；而《文学遗产》作为全国性的古典文学专业期刊，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原则，故更能客观体现研究界的实绩，所以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风向标。至于“著作”中文献学成果较少，那是因为我们未将古籍整理和普及类读物计算在内，这主要是考虑到古籍整理和普及类读物重复率太高，如新世纪仅以“宋词三百首”为名的书就有180余部，全部予以统计反而不易说明问题，同时这也是我们没有统计所有期刊论文，而只是选取十家期刊予以数据分析的重要原因。
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走向有其复杂因素，简而言之有五：一是盛世修史，自古而然，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空前机遇，国家投入文献整理的资金逐年增多；二是科技的发展，使大量珍稀文献的获得和研究成为可能，同时古籍数字化的技术，降低了文献学研究的门槛；三是任何学科大的发展，都需要牢固的文献基础，吸引了部分学者的理性回归；四是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乾嘉朴学观念至今仍深入人心，而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西方理论逐渐去魅化，传统的魅力和自信却逐渐增强；五是自身条件所限，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理论敏感度上确有不如，再加上外语的障碍，深层次交流殊为不易，与其邯郸学步，不如走自己的路，抱有此种想法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大文学走向，首先表现在：一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渐成规模和气候。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但其研究成果自新世纪才渐成气象
。2001—2011年《文学遗产》、“十刊”、“著作”中文献学成果占全部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6%、24%、40%。《文学遗产》的数字略显保守，但是考虑到《文学遗产》对稿件高端性和成熟性的要求，而作为新走向的文化学研究毕竟正在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文学遗产》的这个数字恰能真正反映宋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水平。如果细致分析的话，又可以2005年为一个分界点，因为2001—2005年《文学遗产》共发表宋代文学文化学走向的论文12篇（2005年即占5篇），年均2.4篇；2006—2010年则达29篇，年均5.8篇。
更能显示《文学遗产》导向意识的是，它在2005年第3期和2010年第2期分别组织了“宋代文学研究专辑”，并对后者加了编者按：“新世纪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五年前我刊曾推出过一期‘宋代文学专辑’，集中刊载了该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当时即显现出宋代文学研究兴盛和谐的发展态势。又一个五年过去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宋代文学研究界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材料的挖掘、队伍的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展示出持续发展的乐观前景。与此前相较，宋代文学研究在视角的变换更新与方法的成熟运用上，所得最多，兴起了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文学与民俗等。它们均善于将文学置诸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探究，同时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文学问题，并由此涌现出一批可喜的论著。”
似乎是与《文学遗产》相互呼应，“十刊”2001—2005年刊发宋代文学文化学走向的论文数量为30篇，年均6篇；2006—2010年则为39篇，年均7.8篇。与此相关的研究专著类2001—2005年数量为56部，年均11.2部；2006—2010则为103部，年均20.6部。它们都是在2005年之后有了一个明显提高。
在这些文化学走向的研究中，祝尚书先生对科举与文学，周裕锴先生对佛禅与文学，沈松勤先生对党争与文学，王兆鹏先生对传播与文学，陈元锋先生对馆阁制度与文学，王祥先生对地域与文学，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交叉学科研究（包括笔者对家族与文学的研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王水照先生还借用历史学界的用语，将其中五个方面比喻为“五朵金花”：“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这五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突出，或可称之为‘五朵金花’。”当然，成果突出并不意味着数量众多，而是指这五个方面较具潜力和生机，都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如果仅看数量（以研究专著为例），2001—2011年共出版宋代文化类专著180部，年均16.4部，数量排前五位的分别是传播、接受26部，文化（书名中直接出现“文化”二字者）26部，宗教（包括理学）23部，群体、流派18部，家族14部，学术（包括哲学）13部。而科举、制度和地域分别只有6部，党争更仅有3部。
不过略嫌遗憾的是，宋代文学的文化学走向至2010年达到一定高度后，并未沿此高度继续攀升，却呈现出略显低迷的徘徊。2011年《文学遗产》发表此类论文4篇，“十刊”则共发表5篇，均低于前五年的平均数；只有专著类与平均数基本持平。王水照先生敏锐觉察到这一点，他在《第七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2011年9月）中指出：“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也仍然有不少交叉型专题研究的论文，如文学与园林、文学与宗教之类，但对前述所谓‘五朵金花’却未能有效跟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是前期成果颇为优秀（如文学与党争），要在短期内有新突破、新开拓，后继难为；或许是课题本身难度较大（如文学与地域），进展缓慢，实属科研工作中的自然现象。总之，我们要随时注意研究工作的前沿态势，尊重业已取得的成绩，看准方向，就不轻言放弃，锲而不舍，就能取得突破。”王先生的话，的确值得我们共同深思。
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大文学走向，还表现在学者对文体学和文章学研究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多达数百种，内容兼及经史子集，有些学者名之曰杂文学。但是受到“五四”以来纯文学观念的强势影响，文学体裁被简化为诗歌、戏剧、散文、小说四大类，许多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和文章受到忽视和排斥。自20世纪80年代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出版后，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才逐渐拓开，而吴承学更是将文体学研究提升到学科地位的功臣，他不仅自己成果丰硕，对盟誓、谣谶、诗谶、策问、对策、判文、八股等非“纯文学”文体都有深入研究，而且注意人才培养和数据库建设，目前中山大学已经俨然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再加上郭英德、钱志熙、马建智等先生的推动
，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古代文学界的重视。宋代文学研究界对此的响应，主要集中在宋代文章学的研究上，如曾枣庄先生在编纂《全宋文》的基础上，又撰写《宋文通论》；王水照先生老骥伏枥，编出十大巨册的《历代文话》，并于2009年与2012年两次召开“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由于王先生是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又德高望重，在他的身体力行下，宋代文章学研究颇有起色，祝尚书、张海鸥、张兴武、朱刚等先生都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他们的得意之作。但是，与诗词研究相比，文章学研究成果仍十分薄弱，文章学研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换个积极的说法，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们应该客观看到，新世纪宋代文学的“两向”毕竟不能覆盖传统的纯文学研究，2001—2011年《文学遗产》、“十刊”、“著作”中纯文学成果占全部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5%、48%、42%，仍是当之无愧的大宗，只不过已相形见绌于昔日的辉煌。
王水照先生曾多次提到宋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三重三轻”的偏向问题，即重大作家轻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经过新世纪十余年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共同努力，这些偏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宋代文学研究专辑”即是这种努力成果的部分体现，该辑按语云：“本期编发的七篇文章，就是在此情势下取得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这组文章，从内容来看囊括诗歌、词体、散文以及文论等，从时代来看包含北宋、南宋，从作家来看兼有大家和中小作家，表现出宋代文学研究界突破‘三重三轻’（即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格局的一贯努力。”但是，完全消化这些长期遗留的问题，并非十余年可以竟功，总的来看，有些问题解决得差强人意，有些问题解决得并不理想。
问题解决较好的是重北宋轻南宋的偏向。据统计，2001—2011年《文学遗产》、“十刊”、“著作”中北宋与南宋研究文章之比分别为：《文学遗产》35%:33%，“十刊”28%:23%，著作类23%:15%，偏向得到有效校正，其中《文学遗产》对此问题的解决最为自觉和有力。
重词轻诗文的偏向也得到局部改观。据统计，2001—2011年《文学遗产》、“十刊”、“著作”中诗词、文章（小说戏曲在宋代尚未成气象，故略）占全部总量的比例分别为：《文学遗产》：诗词58%（诗30%、词26%、综合2%），文章10%（散文5%、骈文1%、综合4%）；“十刊”：诗词54%（诗22%、词27%、综合5%），文章8%（散文5%、骈文1%、综合2%）；“著作”：诗词47%（诗17%、词29%、综合1%），文章4%（散文3%、骈文0%、综合1%）。诗词之比已经逐渐接近（《文学遗产》的数据中诗的分量甚至超过了词），但文的研究仍未跟上，与诗词相比有较大差距。
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2001—2011年《文学遗产》所刊宋代文学研究论文中，属于作家个案研究的仅有59人91篇，其中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邦彦、惠洪、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等14人占了42篇（苏轼14篇，居首位）；“十刊”的数据是49人105篇，其中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朱熹、刘克庄、吴文英等11人占了62篇（苏轼13篇，居首位）；“著作”的数据是32人87部，其中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辛弃疾、朱熹、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等10人占了63部（苏轼19部，居首位）。可是宋诗作者近九千人，宋文作者过万人，宋代传世别集亦超过七百种，以上三种统计数据除去重合者，所研究的对象不足百名，实在是成绩惨淡。当然，由于中小作家特别是小作家往往不足以单独成文或成书，对他们的研究往往体现在家族、地域、群体、流派中，以上数据不能完全反映问题，但人们对个体作家的研究过于扎堆和集中于大作家身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
除了传统的“三重三轻”的偏向尚未得到完全纠正，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由于文献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研究技术化、由于大文学趋势带来的研究错位化，由于思力学养不足带来的浅狭化，简称“三化”。之所以说它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即使我们有效解决了“三重三轻”的偏向，依然要面临着“三化”问题的挑战，以下分论之。
刘跃进先生在《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一文中曾说：
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都要经历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文献逐渐转化的历史阶段。在纸质文化时代，文化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少数所谓文化精英手中。有的时候，他们就像救世主似的，发蒙解惑，以炫博雅；另外一些时候，又把自己想象成帝王师，吐属不凡，指点江山。而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文化特权被迅速瓦解，大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部分话语权力。因此，他们不再愿意听从那些所谓精英们的“启蒙”与教诲，而是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网络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纸质文化，在此情况下，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其实，整个人类文化都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挑战，面临着一次历史的选择。……一个基本事实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如何抓住这样一个历史契机，迅速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古籍电子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了无比广阔的学术空间。
的确，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传统学科或传统技能带来冲击。技术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和交流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当然也改变着学者的知识接受、知识结构乃至研究方法。比如东汉以后纸张的大量运用，宋代印刷术的发达等，都曾极大推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对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及学术价值判断发生着深刻影响。
随着20世纪后期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迅猛来到。对古代文学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该是199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联手推出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是一项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不过数年，盗版风行，几乎每位有兴趣的文史学者计算机中都安装了这部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的百科全书的电子版，这是古人做梦都未能想到的。之后，《国学宝典》《全唐诗电子分析系统》《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中华寻根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古代文献电子产品的不断开发和被利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的建立和功能的日益强大，一些传统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和学问价值受到了极大冲击甚至完全颠覆。
最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很少有学者不用计算机写作和发送邮件；在进入写作之前很少有人不去期刊数据库检索相关研究；列举例证时也很少有人不使用电子文献检索；在引用大段文献时，如果有电子版，也常是先拷贝，再核对原始文献（当然不核对原始文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等等。特别是知识的学习和获得，以前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国家、社会和家庭甚至可以根据需要暂时屏蔽一些知识的传播（如少儿不宜的内容）。而在今天，点击互联网则可以轻松获得各种需要的知识，如果拥有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突破各种知识屏蔽也并非太难之事。知识失去了壁垒，人们随心所欲地在互联网上下载和阅读，使研究者兴趣广泛、眼界大开。
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给了学术界无尽便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技术可以提供的支持，因为拒绝的结果会使自己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就像有了联合收割机还非要使用镰刀，与使用收割机的同行相比只能瞠乎其后。但是，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压缩了学术人的生存与意义空间。举例来说，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在资源调查、环境评估、灾害预测、国土管理等领域成就惊人，而且引入文学后，亦可以从时空二维的角度关注整个时段和全部区域的文学发生、发展与流变，这样势必会对传统研究的部分领域，如年谱编纂、作品系年、文学流派、家族迁徙、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再像以往那样的简单归纳罗列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计算机有可能比你做得更快更好
。尤其是传统文献学，受到互联网和文献数字化的冲击最为强烈：过去被视为工夫和学问的“引得”、“重出作品考证”、比勘异文、解释典故出处等也基本可以由计算机替代，甚至古籍自动标点都在开发研制中……传统的文献学评价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价值虚化危险。
文献数字化的大发展，也带来了傅道彬先生所说的“技术伪装学问”问题。因为一篇篇材料繁富、貌似出自老学宿儒之手的文章，有可能是滥用和别有用心利用技术检索而得的结果。吴承学先生曾有感于“现在的博士论文，都是排列了许多材料，好像显得很有学问、很规范”的现象，幽默地说：“有些年轻学生得了数据库依赖综合症，如果没有数据库与电子检索，已经没有办法写论文了。”
的确，不少论文，本来两三个代表性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却偏要列出几十个例子以显博学，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几十个例子是如何“出笼”的。更甚的是有的研究者还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的研究者所举的例子似是而非，与论点本身只是远亲。再如古籍校点，不去调查版本情况，直接下载《四库全书》版本或其他电子文献，简单处理后即付梓面世；诗文集的笺注，直接复制《汉语大词典》的字词解释，而对诗歌本身所关涉的人事时地及作者用心、诗歌意蕴鲜有揭示，笔者称之为“古籍伪整理”。其实包括作家年谱的编纂和研究资料汇编，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较为深入的体认，就会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一味醉心于材料的铺排，而没有编者的识见和选择，不知道哪些内容宜全编进来，哪些只要节编，哪些可以不编进来，势必造成垃圾信息充斥，本来要方便学者使用，最后弄得难以利用。
如何防止研究的技术化，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毋庸置疑，现代学术体制中各学科之间有着大体清晰的边界。但是，知识本身并无界限，古代作家身份的复杂多样性、古代文体的丰富多样性，使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发展面貌难以完全对应现代学科体制下的“文学”定义。借助现代“文学”之眼，回归到古代文学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已经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选择。
尽管文学从来没有真正地“纯”过，不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都不可能只是一具审美的空壳，都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过度提“纯”会损害、割离文学与人类社会的血肉关系。但是，如果把握不好火候，一味沉迷于泛文化或泛社会学式研究，刻意回避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也很容易成为布鲁姆讽刺的那样：“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这样的研究错位，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时有发生，尤其在交叉型研究（即文化学研究）中体现得更明显。《文学遗产》曾接到一篇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的来稿，角度还算新颖，所论也不无学术价值，但作者意在通过对范诗中有关城市市场、农村市场以及各类商人的描写，证实宋代市场形制的时空巨变、城市市场的繁荣、乡村集市及经营风格的多样化、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不同阶层商人的生活境况差异较大等，着眼点在于“以诗证史”，而非“以史证诗”或“诗史互证”，我们只好遗憾退稿。再如笔者曾与吕肖奂合作过一篇以宋代为中心的关于酬唱诗歌的文章，最初我们的题目是“‘关系本位’中的酬唱诗歌”，探讨诗人之间的三重关系（文学酬唱关系、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带来酬唱诗歌的三个研究向度：酬唱诗学、酬唱社会学、酬唱文化学。但细想不妥，因为酬唱诗学尚是文学问题，酬唱社会学、酬唱文化学已经不是文学问题而是社会学和文化学问题了。后来我们将题目改为“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
，重点从纯文学维度、社会学维度与文化学维度构建酬唱诗学。虽然写得还不够透彻，但总算站在了文学的立场。
交叉型研究突破了从作家到作品或从作品到作家的单向研究模式，将文学放到它与更广阔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中去探讨，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开拓空间。它代表着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走向，这点，我们在第一部分有所讨论。然而，放得开更要收得拢，当研究者灵活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心理学、神话学、接受美学、叙事学、新批评等方法，对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风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园林、器具、疾病、灾荒等的关系予以分析时，其研究方法和对象固可以逸出文学的范围，但一定谨记研究目标和最终结论要回到文学上来，即最后落脚点要落在文学上（当然，这个文学，不等于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否则，就会如梅新林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引发轴心错位与‘边界’混乱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学本位性的丧失而走向文学研究的泛化与异化。”
从而使文学变成别的学科的例证或注脚，陷入“文学为别的学科打工”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错位化，并不意味着研究失去价值，如果其研究的问题在所错位的领域是一个有价值的空白，其研究的方法和论证也都精深得当，错位的研究也能带来学术正价值的增长，只不过“身在曹营心在汉”，毕竟只是特殊之才和特殊之事，不足以也不太可能大规模地效仿。但是如何既取其他学科之长，又有效防止文学的错位化研究，使其落脚点回到文学本身，这恐怕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新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一举打破了此前略嫌沉寂的“瓶颈”，并持续繁荣了十年左右，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徘徊不前和积蓄准备的“瓶颈”阶段，这个“瓶颈”就是研究的浅狭化。
所谓浅，指研究止于平面性的描述和常识性的介绍，缺乏深刻的问题创新意识和深入探析问题的能力；所谓狭，指研究止于琐碎、偏僻的选题和纯私人化的兴趣，画地为牢，缺乏开阔的学术视野、高远的学术境界和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
平面性的描述和常识性的介绍，在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且不说常规的文学史研究或因积累的资源过于丰厚，已形成一套成熟得近于陈腐的操作模式（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的五分模式）和词汇（如“情景交融”“想象丰富”“构思新颖”“比喻新奇”“手法多样”等论诗术语），造成了读者极度的审美疲劳；即使近些年方兴未艾的文化学研究，也很快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因循跟进的研究显得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如前些年大红大紫至今仍余温炙人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传播多流于对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如歌舞、唱和、印刷、题壁、石刻等）的描述，其结论往往就是改头换面的现代传播学教材中的章节标题；接受则多流于介绍后世作家在哪些作品中提到和模仿了宋代经典作家与作品，其成果往往只相当于资料汇编的简本或繁本（这种工作计算机会做得更出色），模式化和套路化都很明显，鲜见于研究对象有更深入的考察与体会。再如家族文学研究，只是将属于这个家族的能文之士的活动和创作平铺直叙出来，从而使家族文学研究沦为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评价；有的论著也试图揭示某个文学家族产生及其兴衰的原因，认为其兴盛在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科举上较有成绩、家族富于藏书、有良好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婚姻关系上外家多能文等，但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超出经验和常识的范围，对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推进，因为绝大多数的文学大家族都有这些特征。同样的困惑也存在于宋史界，柳立言先生就指出：“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所探讨的问题……以累积的历史知识加上经验法则便可知其大概，若要回答更深入的问题，则心余力绌。……当昔日的知识已变为今日的常识，而研究者仍在上面打转，堆砌更多的史料，却无新视野新发现，那只能称之为形式主义，论文数量愈积愈多，但结果几乎千篇一律。”
的确，如果没有深刻的问题创新意识和深入把握问题的能力，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只能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价值，而缺乏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琐碎偏僻的选题和纯私人化的兴趣，同样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见现象。古典文学研究史一回顾就是两千多年，人类生存的各种状态和生活经验被那些智慧如海、妙笔生花的前辈们不知说了多少遍，面对许多热点或核心问题，研究者往往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之感。于是有些研究者或出于创新的压力，或出于私人化的兴趣，或出于其他原因，转而选择一些冷僻题目，挖掘一些无人关注的中小作家，这似乎可以部分纠正前面提到的“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并填补“学术空白”，开掘新的学术领域，不是应该予以提倡吗？但这只是对“重大作家轻小作家”“学术空白”“新的学术领域”望文生义的误解。“小”固可以选择，但必须是有意义、有价值能够“以小见大”的“小”；同样，“空白”应该填补，“新的学术领域”应该开掘，但必须是有学术生长点的空白和领域，不能画蛇添足，反增疣赘，更不能把垃圾场误认为是值得开掘的新领域。一句话，并不是所有的小作家、小题目都值得投入大精力，也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碎片都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吴承学先生曾担心有些学者“刻意地寻找一些偏僻的文体来研究”，认为“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更不能形成一种主流风气。我们要防止文体学研究走上烦琐与生僻之径”
。郭英德先生更尖锐批评过古典文学研究中“以个人的需要作为衡度学术研究行为唯一标准或根本标准，把学术活动看作仅仅对个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用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并反对“不惜其‘小’地深挖细掘，把沉寂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一些藏在历史旮旯里的小作家、小作品都拿出来捣腾一番，且美其名曰‘填补文学史的空白’”的研究，认为“‘小’要在‘大’的坐标系里去衡定它的价值。无视‘大’的坐标系，无视历史的、社会的价值标准，只是自顾自地‘小题大做’，这就是‘私人化’研究倾向的表现”
。都值得三复斯言。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必须重申的是，我们并不否认平面性的描述、常识性的介绍、琐碎偏僻的选题、纯私人化的兴趣都自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至少提供了知识上的积累；我们这里只是强调，研究有境界上的高低和胸襟的广狭之分，面对一流、二流、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问，如何选择，的确可以悉听尊便；但如果你自愿选择的是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问，就不要抱怨自己的研究为什么得不到关注，为什么发表不到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因为这个结果在你选择的时候已经注定了。
虽然研究水平的高低，关乎思力和眼光，也关乎学养和胸怀，研究者素质各不相同，无法强求统一，但研究的浅狭化，却的确成为了新世纪宋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问题。
最后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放开来谈，宋代文学乃至整个学界的大问题还可以拈出不少。如体制问题，就是制约整个学术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多有同感，如王兆鹏先生给笔者的邮件云：“近几年宋代文学研究与词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都没有太多的让人瞩目的亮点，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好文章。我觉得原因有三：一是体制逼出的浮躁心理，都想快速出成果，难得沉潜下去。二是创新意识淡薄。理论原本没有大突破，思维方式没有大变化，加之创新意识淡薄，只求多而快地出成果，既不能沉潜读书，史料不能深入挖掘，故难有大的突破。三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学界中坚，创新能力和创造热情普遍在逐渐减弱，而新生代七零后、八零后，受体制和世风的影响，创新能力又难以超越前辈。”徐雁平先生给笔者的邮件云：由于体制等原因，“现在做任何东西，都无沉潜往复的时间与心态了。这一趋势，会影响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宋代文学”。的确，除了极少数的卓异之士，绝大多数人所遵循的价值标准都是体制构造出来的，体制本身并非一个真实的自然物，但它却有可畏可怖的控制力，因为它许诺给你的利益是巨大并现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知体制的有些规定荒谬不合理，仍或趋之若鹜，或顺波逐流，或知白守黑的原因。只是体制问题已经逸出了我们可以掌控的范围，这里就不多谈了。
新世纪宋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如何避免研究的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前修时贤，论之已多。《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至2012年第3期在“新世纪十年论坛”栏目还刊发了十六位专家的精彩言论
，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古代文学研究的诸层面，笔者于此自难有特出之新意，为简明易记，谨将许多已是共识的想法撮述概括为“四通”，即熟通文本、融通四部、贯通古今、沟通中外。
俗话说“熟能生巧”，老辈人物对文本大多熟稔，且有沦肌浃髓的体会，知识了然于心，融化于脑，故能为己所用，于研究对象能具个性化的精妙阐发。我辈常见之病，首先在于文本不熟，知识非但不能了然于人心，反而寄存于计算机，欲有立言，必查计算机，没有计算机，则抓耳搔腮、呿颐结舌。王兆鹏先生给笔者的邮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献的数字化和方便快捷的检索手段，也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有了想法，数据唾手可得。读原著的少了，也就难以从原始资料出发，发现和提出真正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来。检索而得的资料，往往是对原始文献的零碎提取和肢解，是‘无机’的材料，而不是有机的材料。对文献和文献的语境难以有整体的把握，自然也就难以回到历史的现场。”他不仅提醒过度依赖数字化技术的危害，同时还强调了熟悉文本、最大限度地回到阅读原始文献的重要性。
然而仅“熟”尚嫌不足，还要能“通”，要在熟悉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精魂有自己微妙的理解和识见。正如吴承学先生所言：“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熟悉文献还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关键在于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读书注重涵咏会心，善于读透文字背后的东西，常常能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现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真知灼见、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若没有这些，则一切数据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的。”
熟通文本，自有识见，而识见是目前人区别于计算机的最佳方式；熟通文本，自能正确体会文本所深藏的文学意味，使文本真正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野中的文本，不致将文学论著错位到其他领域；熟通文本，自能深入分析和把握问题，判断和提升文本的学术意义，避免浅狭化研究的弊端。因此，葛晓音先生说：“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
中国古代作家常不止于诗文写作，其著述往往旁涉经史子集。如果只关注其文学写作，就会硬性撕裂作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完整性，也无法对其思想和心灵世界做全面深入的探索，同时也很难真正理解其文学写作中的复杂况味。因此不少学者不再局限于诗文作品，而是从“人”的角度去研究作家，这在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度。如陈尚君先生多次表达，文学的文献学研究要注重“人”的研究；赵昌平的“文学观”也一直以个性化的人为中心；朱刚、吴国武和笔者也都十分强调对人的研究。这样，不论经史子集，凡有关作家本人的文本，皆可信手拈来。有的学者虽非研究作家，但也能够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的设置和需要灵活撷取相关学科的各种材料，不再机械恪守学科的限制。如此便将文学文本的范围由原来的集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有利于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也有利于避免研究的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这个方面陈尚君先生颇具代表性，他不仅有令人赞叹和艳羡的文献学实践成果，更有对融通四部的自觉认识：
前人说“六经皆史”，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六经皆文。古代文人的知识构成，其实都是淹贯四部，辞章之学尤为显著。一流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的著作也都遍及四部。要研究他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学问准备，没有对各部类学问的同情理解，其实很难做出清晰判断。《论语》四科的文学，今人解为文章博学，其实汉唐间最称道的博学宏词，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今人多取西方定义的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认识有很大不同。至少从研究者立场来看，中外的文学立场都应该尊重。从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变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格局，部分得到了延续，如小学归于语言，诸子归于哲学，部分得以转型，如佛道归于宗教，金石归于考古，还有很多被放弃了，比方经学、杂家、方术、时令、谱录等，更何况传统学术的著作体式和评价原则都与现代有很大不同。我从三十年前开始唐代诗文的辑佚，逐渐明了四部群书都可能保存文学文献的道理，因而有可观的收获。
有的学者可能担心融通四部会带来现代学科体制的混乱，容易让文学研究者失去立场、无可适从。对此问题，不少学者做了认真思考。如韩经太先生就提出以“古典文学艺术”的新概念来弥和“文化诗学”与“艺术诗学”之间的冲突，走出“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充分展现人文研究主体的‘思想者’意识和‘艺术家’本色”
。左东岭先生则提出以“文学经验”来统合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既要有“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的把握”，不宜用此环节的文学经验与标准对应彼环节的文学经验与标准（如不宜以审美性的文本创造标准来衡量游戏娱乐、逞才斗巧或增进友谊的创作）；又要注意“对文学现象之间关联性的把握”，“充分关注各种历史关联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深化文学研究
。他们的意见都很值得重视。笔者也觉得，只要认识清醒，就不会出现无谓的精神焦虑。融通四部，并非是摒弃我们在现代不同学科体系中获得的教育和训练经验，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融通四部。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解读的角度和方法亦各有差异，文学研究者往往受过较好的文本解读训练，对文本的感觉比较细密；又强调感性维度和人文关怀，对生命史和心灵史的把握较为深刻。运用得当的话，不仅不会迷失自身，还能构成对其他学科的有效补充。
贯通古今是近年来学界有感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被人为割裂为两个各自封闭的领域所做出的回应。这种断裂使古代文学因缺少现代性而无法参与到当下和全球化语境的对话中来，现代文学又因失去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而处于无根状态，难以真正与西方文学、世界文学抗衡，这样就造成了对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双重伤害。因此树立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溯源”观念，就成为贯通古今的重要内容。
但本文所说的贯通古今，并不单纯指将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对应，以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或是显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
。本文所说的贯通古今，更多是要彰扬古今相通的文学精神，提倡古代文学研究要有人文关怀和现代意识，要面向当下的社会人生。惟其如此，才能以人文关怀破除技术化研究的冷漠，以现代意识约束错位化研究的冲动，以社会人生充实浅狭化研究的苍白。郭英德先生说：“（古代文学研究不能）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里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游戏……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关注社会现实，发扬主体精神，这才是学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只有对社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对现在有意义的学术，才是于将来有价值的学术。”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也是本文所说贯通古今的心眼所在。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备尝闭关自守造成的百般苦难，也享受到开放包容带来的诸多利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意义和效果已经不言而喻。如新世纪域外汉籍
的开发，就可说是沟通中外的一个显见成果，它不仅提供给我们诸多可资借鉴的新材料和新角度，而且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增添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外沟通、交流、合作的日益紧密，中国学术正逐渐将国际作为一个不能忽略的参照系，其价值认定和意义衡量不再完全自外于世界。若干大学甚至规定申报职称须有海外教育背景，于是出现许多中国学术青年纷纷拜认“洋师傅”的现象，这种有些荒唐的规定倒是在沟通中外的层面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
在沟通中外的过程中，常能感受到的是域外尤其是西方学者（不仅仅是汉学家）迥异于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西方学者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不同，思想比较自由无拘束，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也擅长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他们大多接受过较系统的理论训练，更喜欢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这使中国学者接触西方理论，常有走马灯变换不停之感，一种理论尚未及细观，另一种理论已扑面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热还让人记忆犹新，近些年来阅读、性别、印刷、社群、禁忌、旅行、城市、食物、服饰、家具、手抄本、身体、医疗、死亡、生态等文化学理论又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理论是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往往不能完全对应中国现实，甚至方枘圆凿，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不要如莫砺锋先生担心的那样“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
，而这一问题在较熟悉西方理论的年轻学者身上时常可见。其实我们从来不该奢望西方理论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应有自己的气象和自信，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之眼确能帮助我们发现自身的盲点和不足，因此对待西学不必拒之千里，不妨出之以理性、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采取鲁迅先生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取长补短，完善自己。这样既可走出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研究的局限，又可贴近和实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的文化理想，向中西会通的更高境界迈进。
当然，沟通中外不可断章取义，需要注意西方理论和方法背后常有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支持，不能生吞活剥或机械生硬地摘取几个名词就算完事，对没有整体把握的东西也不宜信口开河和武断评判，应该对其理论与方法有一相对全面的认识与把握，如此始能深入交流，真正取其精粹。
以上“四通”，不仅就宋代文学而言，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四通”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只是前人说过无数遍的几句大实话，但关键在于能言是否还能行，漫说“四通”，即使“一通”也不易得。我们只有心向往之，身力行之，不急不躁，沉潜反复，相信新世纪宋代文学的研究终会再破瓶颈，进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附记：本文发表于2013年，当时《全宋笔记》还未出完，故有“全套书预计2015年出齐”之语。实际上，《全宋笔记》2003年出版第一编，至2018年始出版第十编，收入宋人笔记四百七十七种，汇编成十辑一百零二册，总计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字。